许家屯， 生于1916年3月，今年98高龄。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記、中共港澳工作委員会书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9年初，北京发生学运，当时香港人都纷纷支援学运。时任有中共实际港督之称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默许当时中国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文匯报在5月21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冲击。1990年4月下旬，他获悉中央江泽民与李鹏准备将他整肃，出走美国，旅居加州至今。1991年许家屯被开除中共党籍，并撤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1993年著有《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虽然中共做出了开除许家屯党籍的决定，许家屯坚持自认为终身的共产党人。邓小平也对他没有一棍子打死，多次放话叫他承认错误可以回国甚至恢复党籍。但是许家屯跟赵紫阳一样拒绝认错。邓后江胡习时代，许家屯表示过落叶归根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中共一直对许家屯“冷处理”，不予理睬也不加讨伐。

何频，1965年出生，湖南人，现居美国。原《深圳法制报》新闻部主任，1989年学潮期间在深圳发起新闻界签名活动，声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要求当局开放报禁。北京戒严日开始，何频自深圳抵京，主要从事局势分析工作，在境外发表的报导、评论被多家报刊转载。同年6月即被当局勒令停职审查，7月中逃离大陆，10月抵达加拿大。在加期间创办《新闻自由导报》，并历任多份杂志主笔及总编辑， 创办明镜出版社，曾参与创办多维网并任主管。著作包括《中共太子党》、《高干档案》、《中共新权贵》、《朱鎔基传》及《江泽民与克林顿、李登辉的较量》等书。他与人合写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薄熙来事件秘密报告》被美国〈外交政策〉推荐为2013年外交界必读之书。他亦是美国之音及英国广播公司的中国问题特约评论员。

1997年4月底，何频母亲在湖南家乡因车祸去世，正在香港访问的何频於4月29日向中国外交部香港签证处申请签证回乡奔丧，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被拒绝。5月，他在香港的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担保下，签证处在请示北京后翌日发给他返回大陆的签证。这是「六四」后北京首次准许流亡海外并一直坚持批评中国的异见者返国。中国政府今次准其返乡奔丧，显示当局对人性和人道已有所尊重，但这并不意味著是大陆政治开放的一个信号。事实上，当日他在长沙下飞机时，有关当局仍如临大敌，监护他的公安人员多达六、七十人，并直到他出境前一刻，对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其母丧礼的整个过程都进行了录影。在他返乡期间，公安人员一直跟随著他并多次找他问话，但态度则较為友善。

何频与许家屯这两位六四流亡者两代人，在异国流亡期间结成了一对忘年交。 何频最近这篇文章，记述他们这对“敌对忘年交”的的交情与交锋，生动风趣，妙藏机锋， 很值得一读。特从明镜网转发。

何频：沈默的許家屯

我们一群人在互相调侃、欢笑的时候，他和邻座的老人一样常常沉默。外出吃饭的时候，他有时忘了带助听器，有时带了助听器电池却没了电。一位常和他聊天的 「红二代」赶紧去买了电池，装上之后他却说有时候能听见有时听不见。我说这电池是「中国制造」，就是不能让你什么话都听见。他哈哈大笑，这是几十年前很多香港人熟悉的笑声。马上，他便开始攻击我：「你是坏人！不对，你昨天说得对，我们是敌人！」二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停止过争论。无论是他到我东部的家，还是我到他西部的家，我们很多时间都在为时事，更多的时候为不同的价值观而激辩。很多朋友目睹过我们的争论，他虽然有时候气得满脸通红，甚至怒发冲冠，但用词依然能保持他自认的「客观」。我毕竟比他年轻了一半，气盛，而且常常為了刺激他吐出真言，故意用语极端。
有一次，我们争论「共产党高官中有没有好人」。我说：「没有。」他怒了：「我也是坏人？」我答：「如果不讲很多假话、不做很多违心事，甚至不对同志落井下石，有谁能升為共產党高官？」他真的被气坏了，第二天起来居然还在流泪，他说想了一晚我讲的话，没有睡一分鐘觉。
当然更多的讨论，会引起他长时间的回忆，或者很平静的评点。正常情况下，他随口而出的话似乎也有职业性的拿揑。追问下去，他会说：「我的回忆录没有写到这 点」，「我死也不会说的」。这主要涉及到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佈局，以及对台湾的情报工作。他自己认為，正是这部份工作，他接受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指令不要移交给继任者周南，所以周南报復他，才迫使他不得不决定暂时到美国「休假式旅行」。
他现在不愿意接受媒体访问，理由是不要给香港增加困扰。「我当时和反对派领袖有很深的私下交往，经常吃饭，观点不同，彼此了解，能够沟通。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有些乱了。」他说时下香港是「小乱」，也会有「中乱」，但 「大乱」不起来，因為有军队在。九七之前，北京就对香港的变数，有几套应对预案：「我们的人到处都在。」
他也不愿意谈论参与的对台工作细节，但承认他两次派秘书去台湾见领导人。有一次，他请范曾给台湾领导人送幅画。「范曾真是聪明人，他送来一幅关公画，披着红袍。」传说中的关公披的是绿袍，披上红袍，便是寓意中共。
十 多年前，他便将私藏照给我翻印了一套。那些照片中，有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中共顶层人物的合影。谈及和这些人物的交往， 尤其是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他依然保持一种敬意。有一次，他单独去见陈云，陈云从宽大的办公室走过来，「老革命家呀，我一时激动得都不知说甚麼好。」他说：「你们不会理解的，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国家领导人。」
的确如此，我们在餐桌上恣意谈论天下时，奥巴马或者习近平只能是笑料。即使是完全听得见，他也懒得参与我们的「胡说八道」。直到几个小时后，回到房间，他会略带激动地斥责：「你们批评习近平，你们比习近平还行？」
照顾他的女儿许榕给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刺激老人家了。我也老实很多了。两年前，他突然从洛杉磯坐了六小时的飞机飞到纽约我家，他说：「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 见面。」这次，我飞到洛杉磯看他，陪了他几天，去中餐馆、去海边，去圣地牙哥。告别他时，他取下看电视的耳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面。我们是忘年交， 观点上的敌人，感情上的朋友。」
我有些感动，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几年前，老记者陆鏗来看他，在他家等了几小时，就是希望跟我聊上几句。那成了我 和陆大哥（陆鏗喜欢自称大哥）的最后一面。陆大哥与他是多年老友，虽然他也抱怨过陆大哥将採访胡耀邦不该公开的内容公开了，作為那场访问的安排者，他现在 主要是伤感：「他真是大记者。这样的记者现在没有了。」
这次去圣地牙哥的时候，他也几次提到晚年生活在当地的歷史学家黎东方。黎东方去世的那天，他正在我家小住，闻讯之后，他一下子好像卡住了喉咙，久久不语。后来又赶回参加了黎东方的葬礼。
我说：「你还会活下去！刚刚完成革命回忆录，还要写一本非革命思考录呀。」他又笑了，因为他耗费了几年的个人回忆录，写他香港之前革命生涯的书，刚刚在一位「红二代」的帮助下完成了。而他对世界政治价值、战略的思想性著作，几易其稿，长达十年，也未完成。
在到圣地牙哥的车上，他坐在副驾驶位上又和我长谈了关於这本书的思想框架。我很惊讶他每天大部份时间都看中共电视台的人，怎麼还能保持「独立」的思考？虽然在我看来，这还是马列主义「老爷子式」的思考，但不是党八股。
「这是人类文明最好的时期。」他说。我问他：「如果再回到25年前，你还会同情学生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不会支持镇压！」我说，「就凭这一点，歷史上有你的地位！」
他没有笑，但坚定地说：「我没有歷史地位。如果赵紫阳、杨尚昆採纳了我的意见，在绝食一开始便将学生强制拉走，然后封锁天安门广场，就不会发生开枪。」他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操作方案，赵和杨也讚许是「好办法」。
为什么最后他的方案没有实施？他长叹了一口气，也吐出他的怨气：「我现在讲给你听，但你不能发表，发表了我也不承认。」他讲完之后，我说：「我不是陆大哥， 不是伟大的记者，我不会发表这些内容的。你这个共產党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九十八岁了，还能保持共产党真话不公开的本色，了不起！」
我这话有些轻佻。但是他没生气，也没有笑。现在，沉默常常是他的回应，任你怎麼去理解。有几个人知道，曾有一本书名叫《咆哮的许家屯》？

2014年5月6日，写於墨西哥外海

何频
独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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