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华夏文摘增刊”的一篇文章，摘录了作者回忆全家五口在68年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中四人惨死，一人幸运生还的惨绝人寰的场景，加上标题放在了微信上：

湖南一个女教师的wg回忆节选
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３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丈夫）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３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３个孩子，可怜３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３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２５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５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７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４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４７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我还在文后加了一段评论：

这么多年，经历了许多事，我也写过wg中我的数学老师惨死和她儿子插队时死去的回忆文章，自觉已心如铁石了。但看到这篇回忆文章的这一段，看到三个孩子被老鹰抓小鸡一样一个个抓起丢入天坑，一个个死去，我还是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疼痛。这个日子离我们并不远，当时的作恶者有的现在还活着，更重要的是有人粉饰让我们忘掉这些苦难。

有朋友回复说：看了这篇文章觉得象读小说，我也经历过67、68几年的动荡年代，父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但象这样肆无忌惮的杀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相信！

我回说：wg期间农村基层杀戮地富家庭，有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道县和广西，这是很多回忆文章、wg史者的研究，甚至官方都承认的。但官方刻意淡化，致使很多像我们年龄的人都不熟知，更别说没经历过的年轻一代了。国外有虚拟的'wg博物馆'，资料甚详，若有兴趣，我可找出有关材料发给你。

我还马上找到相关的资料发给这个朋友：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系统的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也就是说，红卫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类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该，公安部门对这样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当时，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传来，使我们惊惶失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凡是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都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他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一大恶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成为威震中华大地的《纽伦堡法令》，它将革命政权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兵、特务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中央规定，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一年后，大兴血案又在湖南、广西等地重演。一些知情人向我讲述了发生在湖南大地上，集体杀戮黑五类分子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一样。二十多年后，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也向公众揭露了这场极其残酷的反人类恶行的真相。

湖南省道县原县委副书记熊丙恩，在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表态支持“红联”，被“红联”捧为革命领导干部，成为集道县党政大权为一人的第一把手。这位熊大人认为：参加对立的一派“湘江风雷”的人，都是地富反坏右及其代理人，他们要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

他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丙恩在县委新楼召集各地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头头开会说：“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于是在一场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道县的各公社瘟疫般地蔓延开来。湖南省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是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号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四千多人，被迫自杀的有三百多人，真是惨不忍睹。大杀戮涉及全县三十六个公社、二千七百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及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整个零陵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大杀戮的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

不过，微信上也有人回我说：更重要的是有些自以为有道德的人、自以为站在道德的高度进行道德的审判！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