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50年代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此话像是一道魔咒，缠住了中俄两国。天朝如今的腐败重复着前苏联的劣迹，一尊帝的反民主行径，比起普京则是有过之无不及。
转自 闪闻 
苏联领导人的漫画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列宁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此后，国家领导人享有的特权种类逐渐增加。这种为保持国家领导人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便是苏联党政干部享受特权的开始。当然这一时期的特权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苏共领导人的特殊待遇。 
美国《生活》杂志为斯大林拍摄的肖像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讽刺斯大林的漫画作品
不同的层级，享受不同的特权生活，如免费占有别墅、占有专车、免费休疗养、各种商品免费特供、子女免费特教培养等等。较典型的例子，如“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别墅里，有四五十人为他服务；再如，莫洛托夫的大别墅里，连打碎的餐盘，凭碎片即可任意向国家免费置换新的。只要进入“名录”，“一切由国家包了”。此外当时苏联还实行所谓“红包制”，又称“钱袋制度”，简言之，即在正规工资之外，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领导人发放巨额钱款。信封内钱数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1～2倍。此乃斯大林时期体制腐败登峰造极的标志。 “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外长等要职。他生前曾向苏联作家丘耶夫披露过“红包制”。“我们当然有工资。您瞧，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 
俄罗斯导演布尔加科夫出品了关于苏联的影片《大师与玛格丽特》，图为剧照：“斯大林”携带裸体舞女出席。
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一份署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记载着：“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斯大林同志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5000―6000支；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开支为66088卢布40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从1945年开始连续8年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弗拉基米尔 .瓦西里耶夫就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安保人员，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赫鲁晓夫和斯大林，1936年。 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费的时间比随便哪个国家领导人都厉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举着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费掉的时间”。应邀与斯大林共进午餐或者晚餐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则“相互交谈：设法使这顿午餐或晚餐早点收场。而有时候还没有到晚餐和午餐的时间，有人就说：‘今天怎么样？会不会叫我们去？’我们希望别叫，因为我们都要工作，而斯大林让我们没法工作。他那里的宴饮有时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晓前，有时甚至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里待上一整夜，白天是无法工作的。” 
《契卡》是一部反映20世纪苏联肃反的俄罗斯电影，拍摄于1991年，图为《契卡》剧照：行刑人员准备枪决“反革命”。
而之前列宁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并迎来斯大林、亚戈达和贝利亚，而其创建者捷尔任斯基则被丢到了一边。在“大清洗”中，没有法庭，没有侦查和预审，克格勃完全沦为了个人独裁的工具。 
《契卡》是一部反映20世纪苏联肃反的俄罗斯电影，拍摄于1991年，图为《契卡》剧照：行刑人员准备枪决“反革命”。
被列宁誉为“全党最喜爱的理论家”的尼古拉·布哈林在接受审判前写下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当革命思想指导着‘契卡’时，它捍卫国家不受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对敌严酷是有道理的。而现在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迎合着斯大林的狐疑心理。它对内严酷，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演讲情绪激动
虽然赫鲁晓夫有着改革的意愿，但他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最终，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从另一方面看，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是极其深厚的。 
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勃列日涅夫打猎照
在当今媒体中，能举出很多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案件的名称，有影响的大案如珠宝钻石走私案、黑鱼子酱走私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驸马案等等，就腐败案件的数量、规模以及社会影响看，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空前绝后”，尤其是在他执政后期，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10年左右的时间里。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者”。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在当时就已为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他在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地摆弄他的那枚有名的金刚钻戒的镜头，更把自己的那点爱好毫不遮掩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同时，他从不忘记满足家人的要求。 
勃列日涅夫与家人合影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他每次去捷克的卡罗维发利之后，夫人维多利亚·彼德罗夫娜都会收到很多“贡品”，而对珠宝钻石有着病态痴迷的女儿所做的那些冒险勾当，他也不可能不知情。此外，勃列日涅夫弟弟的受贿行为也广为人知。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更甚，他从一个上尉到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升迁，以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种种恶行早已被人们所知。正因此，有人在介绍“总书记本人和他家庭的腐败和贪欲”情况时断定，“总书记自己的家庭也变成了社会的腐败场所”，这个判断并不为过。 勃列日涅夫所提拔的那些在乌克兰的同事及老乡，或者曾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不乏贪腐之人。例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很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充分利用勃列日涅夫对女儿女婿的“舐犊之爱”为自己投机钻营。此外，受到勃列日涅夫包庇纵容的亲信还有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利耶夫、库纳耶夫等等。 
勃列日涅夫游泳，工作人员在边上保护
在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涉嫌贪污腐败官员级别高、范围大，从最初的个别部长，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涉及多个部，甚至中央委员。典型例子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候补委员B.姆日阿瓦纳泽。原格鲁吉亚中央第二书记H.A.罗吉昂诺夫回忆，姆日阿瓦纳泽夫妇“很时髦地大张旗鼓地庆贺女主人的生日，把她称为‘维多利亚女皇’。生日庆典邀请了大量宾客，他们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70—80年代，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在俄罗斯联邦贸易部、苏联外交部、外贸部、后勤部、俄联邦轻工业部、苏联文化部都有出现。贪污腐败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别工作人员。当时的腐败案件所涉及的部门与行业很多，而在每个涉案部门和行业中，又能“纵向”牵出一串又一串的相关人员，并且最终都有可能指向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等人在海上度假
此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当时，一些党组织把“党的权力”变成了谋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国甚至有给党证明码标价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罗季昂诺夫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些党组织中，有人从事党证交易，把各种类型的骗子接纳进苏共组织，在他们行了更大的贿赂之后，又把这些人推上更高职位。有记录显示，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和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都标定了价格。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贪污腐败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层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乐于收受各种礼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贿受贿。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亲信，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下属，还有他的“乌克兰老乡”，那些握有职权的省部级官员，以及官员家属，都仿而效之。 二是贪污受贿案值大，案由多样，可谓什么都干。而出了事，特权身份以及关系网又有可能帮他们“摆平”。 三是牵涉面广。各个行业和各种职能部门，只要需要都能用钱或者权力来“摆平”。四是情节恶劣，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为了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特权阶层为使非法占有的国家资源合法化，极力推动社会主义苏联的演变，最终毁灭了苏共，毁灭了苏联。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即利用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机，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强迫一大批高层干部退休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线的大批高级干部。在二十七大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这样做是为了推动改革，打击和摧毁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反腐倡廉之举。但是，新上任干部并不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的一些投机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从前的各种特权，在改革中趁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顾问，1994年6月已经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从1990年开始，堂而皇之地把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种明目张胆的权力腐败，其性质之恶劣、程度之严重、规模之大，早已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曾为著名奢侈品牌LV拍摄过广告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仅不愿放弃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瓦·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对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对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也达到了历届苏共领导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麦德维杰夫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其所作所为对于苏共领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苏共历史上所没有的。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改革带来的混乱无序中，苏共党内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的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布尔什维克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1991年，莫斯科出现了上万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人”革了苏共的命。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捣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Karen Dawisha 闪闻 撰文：Karen Dawisha 翻译：陶小路
本文是作者出版于2015年的作品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的导论部分
2014年年初，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随后又支持乌克兰亲俄分裂分子，美国政府对此做出的应对措施为世人所未曾见：惩罚数位俄罗斯公民而非俄罗斯政府，惩罚措施包括冻结其海外资产，不予发放签证。美国政府没有开动第六舰队，对俄出口贸易正常，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也未受影响，然而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偏偏是数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上层人士。
这可能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危机，可是美国政府却对一些个人进行制裁。这是为何？原因是，在过去的十四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将普京视为俄罗斯合法政府首脑并与之打交道，如今美国政府终于公开认同了一个以往数届政府私下有所知晓的事实，即是：普京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掠夺性体制，其规模之大，只有沙皇时代的体制可与之“媲美”。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估算，俄罗斯年贿金总额达三千亿美元，这一数额与丹麦年生产总值相当，三十七倍于俄罗斯2007年花费在所谓“国民优先项目”（其中包括医疗，教育，农业）上的总额，八十亿美元。资本外逃自2005年起达到的总额为三千三百五十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5%；而只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资本外逃的数额便达五百亿美元。外逃的钱塞满了西方银行的保险箱，俄罗斯目前却成为了所谓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俄罗斯的110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占据全国财富总和的35%。
然而这些富豪们并不是推动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行业巨子，他们能够发财致富有赖于愈加集中的国家权力（为增加财富他们推动权力进一步集中）。俄罗斯寡头以及随普京2000年一起上台的政府头面人物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一直以来很稳定，其稳定水平远超G7其他几国；他们之中很多人收入增长数百万美元，也有人损失数百万。一些与普京关系密切的政府要员人均资产达数百万美元，围绕他们身边的寡头则达数十亿（根据俄罗斯《福布斯》杂志相关数据）。只要不在政治上挑战普京他们便可以继续拥有手中的权力与财富。在这样的体制下，用国家基金进行投资，再由国家降低风险，那些与俄罗斯政府关系紧密者均得到丰厚回馈。俄罗斯在普京治下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风险全部国有化，收益却仍旧为私人所有，这些收益便是用来保证普京身边的人对他持续效忠。
在普京上台以后的几周之内，俄罗斯政府便开始侵蚀为1993年俄罗斯宪法所保护的个人基本自由。这一逐步封闭公共空间，剥夺公民出版、集会、言论自由的行径其实在最初就已经制定好。在书中，读者将读到我对一份文件的讨论，这份文件此前从未在俄境外出版过；文件中详细说明了1999年年底至2000年年初将采取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是为修正总统制以达上述封闭公共空间，剥夺公民自由权的目的。在俄罗斯，总统及其班底是真正的权力中心，有了普京所创造的所谓“垂直权力”以后则更是如此。上自政府各部门、立法机构上下两院，下到法院，地方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如青年组织，工会）无不在总统下属各办公室、部门的监督管控之下。关乎国内各个领域的政策以及外交政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然后再由政府各部门执行，或者交由国家杜马（俄下议院）和联邦委员会（俄上议院）立法。之前国际石油价格急遽上升，每桶石油价格达到140美元，这一经济形势令普京十分受益：普通俄国人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因此得到保证，社会趋于稳定。
有一群人从普京的圣彼得堡时代就跟随他，他们为普京效劳了十多年，这些人的存在令普京大获裨益。在本书里，我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小团体建立政权的过程，这个政权控制私有化，限制民主制度发展，意图让俄罗斯重塑大国形象（如果不是超级大国形象的话）。对于普京的小团体如何在他成为总统前利用公职牟取私利，我在书中也有详述。这条线一直可以追溯到俄罗斯银行（Bank Rossiya）的建立（目前该银行被美国政府制裁），Ozero Dacha Consumer Cooperative 的发展壮大（该公司由普京即其团体成员建立，目前这些人受到签 
普京政权将要求变革的力量全部镇压了下去。
他于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获胜，如获重释的普京公开哭泣。随后，俄国内又开始了一场强度升级的有针对性镇压，那种场景令人联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或者六十年代晚期的苏联。和平示威者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无限期精神病治疗。俄罗斯的经济滑坡（主要是由于少数人的掠夺所致）令人们愈加清楚地看到这个裙带政权的内部逻辑：普京为无限期掌权不惜使用武力，只有他在位，他的小团体才可以无休止地掠夺下去。在俄罗斯国内许多网站上，人们连日累月地讨论着国家的处境：在“让俄罗斯恢复往日雄风”的幌子下，政治精英群体的行动没有边界且完全不受问责。
自2014年4月始，美国政府寻求揭露以及惩罚普京所建立的“窃国掠夺体制”，这种体制乃是俄罗斯专制政体的基石。遭到美国政府制裁的俄罗斯人士基本上都是“普京团体”的成员。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称呼与普京保持密切关系的人为其党羽，并冻结其在海外的财产。这一事实表明西方政府早已掌握这些人的财产信息（数额，所在位置等），了解他们私下的规矩，也知晓其建立这一体系所犯下的大大小小各种罪行。现在，西方政府决定不再视而不见。
那么这个团体是如何成形的？它的根源又在哪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之开端虽是天鹅绒式的，但最终，它重新蜕变为专制政体，可为何西方决策者和学术界迟迟不肯接受，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这点？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何俄罗斯现政权决定做后来做的那些事情，就好像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究竟哪天斯大林不再做案头工作，转而决定将数百万计民众关进古拉格；我们也不会知道究竟何时希特勒产生了要将欧洲的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念头。我们没法从这些独裁者的回忆录里找到这些可怕的细节，因为当他们的政权倾塌以后，他们往往也不久于人世，没有机会领着养老金去写回忆录。这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是极其可惜的事情。
俄罗斯国内的这个体系十分复杂，精巧，外人很难看清，内部的细节与规则令人好奇，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体系。可它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呢？有证据表明它的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西方学术界流行以下几种看法：普京成为独裁者是一个意外；普京是个好沙皇，只是他身边的特权贵族（boyar）在作恶等等，本书坚决驳斥如此之类的观点。当然，那些特权贵族（或者按现在的叫法：寡头）并非善类。另外，他们实现飞黄腾达的每一步并非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也不是每件事都顺利，他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曾遭到对手的强烈反抗。但是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成功，也更没有料到他们在夺取权力的路上遭到来自国内以及西方国家的抵抗竟是如此之微弱。本书的主要论点即是，普京身边的党羽正是当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圣彼得堡让他走上权力道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普及民主价值观；他们不是走在民主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而是从来就没有想走这条路。
可为何西方政府此前迟迟不作为，直到现在才开始反对普京及其党羽所建立的体制？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采访了许多曾驻俄罗斯的西方官员，他们都表示知道九十年代初期的普京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克格勃情报人员），也知道他要完成任务需要依靠哪些人。但是当时许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处于动荡国家中的低级市政府职员，因而西方情报部门对他不予理会。但在短短两年之后，普京便从一个副市长（当时由于他的上司输掉选举，普京自己也丢了工作）升任联邦安全局（FSB，前身是克格勃 KGB）的头目。之后又过了一年，普京成为总理，六个月过后成为总统。从丢掉工作的副市长到一国总统，普京只用了三年半。直到他成为总统以后，西方记者及决策者才仔细探究起他的背景和他身边的人来，但是为时已晚。根据《新闻周刊》获取的由美政府透露的消息，普京曾参与一家驻德国名为 SPAG 公司的洗钱案件，美国政府在2000年对此案件做出分析之后做出决定，将俄罗斯列入洗钱犯罪活动严重的国家黑名单之中。“据一位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采取这一举动的主要原因是情报部门的许多报告均显示普京与 SPAG 之间存在联系”，除此以外，还有相关文件证明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期间，曾签署过一些对该公司有利的政府文件。” 利用公权协助自己人，损害民众利益，普京的这个做派由来已久。
之后，2001年6月，在斯洛文尼亚召开的美俄首脑峰会上，普京宣布将与美国一起进行“反恐战争”，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表示自己从普京的眼中望到了他真诚的内心。分析人士表示，这之后的西方情报收集重点从俄罗斯转向穆斯林世界。普京被看做是协助西方国家打击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可靠同盟，尤其在对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更是如此，因为基地组织中也有车臣的武装人员。西方政府慢慢地才认识到普京的行径有多么恶劣，2005年发生的“尤科斯”事件让西方国家看到普京政府光明正大的掠夺行为（尤科斯 Yukos 当时是俄罗斯国内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2005年该公司被俄当局拆分，尤科斯的所有者霍多尔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被判刑）。布什总统于2006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G8会议上呼吁“国际间加大行动力度，不让强取豪夺的窃国者入侵我们的金融体系，”但是他并没有点俄罗斯的名。西方国家曾报道过一份美国中情局2007年对普京个人财富所做的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主要依据政治分析人士斯坦尼斯拉夫·贝尔科尔夫斯基（Stanislav Belkovskiy）所提供的信息，他表示，在大宗商品交易公司贡渥 （Gunvor），国有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以及苏尔古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Surgutneftegaz）三家公司中，普京所持有的资产共达四百亿美元。西方国家本应该采取措施应对普京及其党羽这一庞大计谋，因为他们的这种布局不但会给俄罗斯的发展带来潜在的破坏，而且还会对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银行、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保险公司带来危害。事实上，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已经出现从内部崩坏的迹象，众多雇员为获取报酬进行了许多非法交易。
然而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和所有新上任总统一样，表示要重启美俄关系。这一表态的结果就是，2008年俄罗斯刚因入侵格鲁吉亚被冷遇，随后很快又于次年召开的G8会议上被迎回。该会议由普京的私交，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主办。根据当时的美国政府电报记载，罗马城中广泛流传着贝卢斯科尼和普京有秘密交易（其中包括交换昂贵礼品）并从中获利甚巨的说法。2008年到2014年就这样过去了，这六年里，在美国政府中，低级别官员一直在收集有关普京个人财富的相关材料，而受任命的高级官员却一直对这些材料视而不见。
学界中人们论述俄罗斯时的趋向与政界十分相似。许多书籍仍旧将俄罗斯视为民主国家，只说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在不断溃败或者处于危机中。与许多俄罗斯研究者一样，我也曾就后共产主义国家如何转向民主这个问题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思考、写作。最初西方政府及学界都认为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建立起相关制度，然后一个国家在这种制度的引领下将慢慢走向民主。许多新兴的中欧国家先是开始举行选举，建立起非共产主义式政府，然后就一直往前发展。我们曾经对俄罗斯的前景也抱有热情，可是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民主制度在日益衰败中。
然而学界依旧没有转向，大量文献只是叙述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在普京治下处于衰败，而没有论及一个专制政权如何走向成功。九十年代的俄罗斯，人们在建立民主制，与此同时民主制度也在衰败，可是当民主制度的成功与失败成为叙事的最终极目标时，人们往往不会使用“反叙事策略”，去看到俄罗斯现政权首要人物（以普京为首，加上出身安保机关如克格勃，联邦安全局等的政府人士）从一开始就计划在俄罗斯建立威权体制。他们希望建立威权体制可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能够持久操控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这对于他们而言才是真正的目标。建立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民主制一旦建立起来，他们最终需要交出权力。逐渐的，他们把自己看做国家的守护人，将自己的存在视为国家未来的保证，于是他们不但会抗拒自己被替换，而且会主动出击，打压挑战者，确保自己的地位稳固。然而我们都知道，政治精英的正常轮替对于民主制度而言极为关键。为达到此目的，他们使用过各种手段，实施各种犯罪行为，操控司法系统和媒体；而对他们而言，首当其冲的是通过恩威并施以保证内部团结。
我的结论是，从一开始普京及其党羽便意图建立威权政体，由这些人成为统治中心；民主只是一个幌子，他们从未当真过，他们一直都有自己的利益，计划以及实现计划的能力。不应当再将俄罗斯政治做如是观：一个初生的民主制因为历史因素、偶然冒出来的独裁者、民众无所行动、官僚机构无能或西方政府糟糕的建议而崩坏。换句话说，民主崩溃和专制得胜同时在俄罗斯发生。这是普京及其党羽的胜利，并仅仅是他们的得胜。
当然，即使在这样的体系中，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仍然十分有力，未来不明确，局面也不稳定；民主派人士依然存在，人们对民主制的热望没有消失。但是在俄罗斯知识群体之外，普京依然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高油价以及对媒体的全面操控保证了这样的支持。这一体制的内在逻辑即是：普京的权力高于所有人，个人管理高于制度管理，指令及“潜规则”（俄语词：ponyatiya）高于法律，金钱高于一切。
普京及其党羽本可立法捍卫民主制度并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确保民主制度得以稳固并持久运行，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普京等人反其道而行，他们所建立的体系（在俄语里他们称之为 sistema）表面上效仿民主制，而实际上无民主之实，只是对民主制的嘲弄；但是这样一种体系却确保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威权政体的建立。俄罗斯的自然资源被疯狂掠夺，与普京及其党羽走得近的人都能分得一瓢羹。我在书中列举的证据可以表明，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俄罗斯便不再是一个怀有民主理想的人士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普京建立起了一个法制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能够引导、控制乃至胁迫中产阶级以及精英群体；而与此同时，在普京的所谓“垂直权力”体系中，所有靠近权力中心的人都可以不受约束。正如那句俗语所言：如与我为善，可为所欲为；若与我为敌，则法理不容！
当然，俄罗斯的统治阶层并非不知道强大的法治体系能带来什么好处。正好相反，他们对这些好处十分清楚且对该法制体系极有兴趣，否则就不会将自己的财富存在西方国家的银行里。他们对法治有兴趣，只是不希望在自己国家建立起这样的法治体系。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推论到，在独裁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过程中，无政府状态下的“流寇”会因为需要守护自己掠夺的财富而对法律产生兴趣，慢慢的，“流寇”会安稳下来，逐渐对稳定以及可预测的获利产生兴趣，民主就是从这种兴趣中萌生。按照奥尔森的预测，在普京治下，其政权逐步从“流寇”转为“坐寇”，统治阶层内部的暴力冲突的确减少了，街头也变得更加安全。可是奥尔森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俄罗斯的权贵们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大肆掠夺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收益，另一方面把获利存入安全的海外账户，将其个人风险降低到最小。
本书并不会对俄罗斯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做事无巨细地描述，我所希望呈现的是俄罗斯如何走向威权主义的道路。本书以苏联瓦解开始叙述；根据苏联共产党档案记录，克格勃曾逃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控制，将苏共的巨额财政储备转移到海外，此举令戈尔巴乔夫的政权进一步陷入瘫痪。1991年8月，克格勃与苏共强硬的保守派密谋采取夺权行动，此次政变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些人一直都希望在政治上扳回局面。格雷布·帕夫洛夫斯基 （Gleb Pavlovskiy）曾经是普京2000年竞选团队的一名重要公关策略人员，他在被普京政府解雇之后如是说，“八十年代苏联解体后，有一群人一直在寻求赢回局面的机会，这群人影响力广泛，在各领域都有人，却又不公开活动。普京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整个九十年代是他们的筹备期。
普京早年一直希望加入克格勃，后来终于如愿以偿。据他自己讲述，他不喜欢西方摇滚，最喜欢的歌都是苏联的老歌，说他自己一直是个非常保守的人。然而他也一直很热衷于收藏各种能显贵气的玩意儿。他驻东德的时候，他让“赤军支队”的（又称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 Baader-Meinhof Group，这是一个德国臭名昭著的极左恐怖组织）首领不忙着为非作恶时给他偷来一套音响设备。九十年代初，他回到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工作没几年就弄到一座价格不菲的乡间别墅，另外还弄到一间在市内最好地段的公寓，以他那点公职收入当然是哪个也买不起。
普京的这种无法抑制的贪欲，这种希望占有别人物品的欲望（俄女记者玛莎·格森称其为 pleonexia）让他有了二十间官邸，五十八架飞机，四艘游艇。令俄罗斯人民伤心的是，这些财产并非为普京个人所有。他在圣彼得堡的房产属于他个人所有，他的第一艘游艇也可能是他的个人财产。这艘名为“奥林匹亚”号的游艇乃是以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为首的寡头在2000年普京担任总统之前相赠，2002年游艇正式交到普京手上。如果失去总统的位置，理论上普京将不能保留这些权力的附属物，也许他能留下他常常戴出来的总价七十万美元的几块手表。七十万美元，这个数额六倍于普京申报的年收入，这是俄罗斯媒体一直关心的话题。这样一来，他放权的动机也就降为了零。有些人会说，除非在政治人物家中的冰箱里找到两万美元的零钞，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腐败；还有人说“美国总统也有戴维营”。这些人都应该想想，这二十间官邸的修建，维护，装修的费用以及二十四小时服务人员的人力成本都需要从公家的钱里支取。另外别忘了，在普京上台之前，这二十间官邸大多数不存在，或者至少也不是今天这幅富丽堂皇的样子。
在这种需要“上贡”的体系里，无论是对俄罗斯本地商人还是对外商，做生意的成本几乎大到让他们挣不到钱的程度。瑞典的全球家居连锁店宜家近年来一直希望在俄罗斯做合法生意，不久前也威胁要退出俄国市场。宜家在俄罗斯的前总裁伦纳特·达尔格伦（Lennart Dahlgren）2006年离开宜家时曾透露，数年来，他们一直官司缠身，他们曾想通过亲自会见普京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一个高级官员告诉他们要拿五百万到一千万美元才能见到普京。伦纳特·达尔格伦表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开玩笑，他和记者说：“我当时意识到不宜就这个问题做深入讨论。”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进行调查工作自然要比在一个独裁国家容易。即使如此，在民主国家里一些如贪污腐败之类的非民主行为也还是不容易展开调查，这毕竟不是研究候选人公开发表的演说。若要问起俄罗斯这些政治精英究竟是何时，何种方式，又是以何种理由将俄罗斯带离民主道路，显然你没法通过公开采访这个群体里面的人来找到答案；若是有人站出来说话，那么他们的下场将会和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ksandr Litvinenko）一样，死路一条。
调查中更难的部分是搞清俄罗斯一些权贵采取某些行动的个人经济动机是什么，另外就是权贵间的派系冲突，这些冲突往往会在民间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我花了差不多八年时间研究档案资料，俄知情人士的讲话记录以及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芬兰、法国、意大利的记者调查报告，另外我还对曾驻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西方政府官员就广泛问题做了访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相信可以对普京的上升轨迹做出可靠的描摹。我还与俄国内政府反对派人士、分析人士、曾经的权贵如今流亡国外的人士有过交谈，书中也用了许多他们的述说。他们所给我提供信息很可靠，特别是现在移民海外的俄国人越来越多。
我写作本书尤其仰赖俄罗斯记者的工作，他们在俄罗斯尚有新闻自由时完成了这些工作。这些记者中间很多人为新闻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文章也基本在网上被清除，或被植入病毒，打开这些文件便会导致电脑死机，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好多次。俄罗斯图书馆中许多重要报纸连续几排消失不见。但是俄当局也会忘记将它们全部清除掉，许多俄国人有剪报的习惯，这一切令人想起前苏联新闻自由被封禁的时代。
最后，维基解密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电报，但很可惜这些电报都没有编辑过。从电报里我们也能得到极为引人注目的信息。比如，在一封2010年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翰·拜尔瑞（John Beyrle）发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拜尔瑞大使给我们描述了普京政府与钱、选举、犯罪活动之间的互动过程：
XXX （姓名这里不提供）表示，所有事情都得靠普京政府，他认为......许多市长及州长买通了政府里的重要人物。XXX 认为这样的垂直权力体系可以运行下去，人们一路行贿，直到最顶层。他告诉我们常有人看到官员带着保镖和大行李箱进克林姆林宫，箱子里都是钱。州长也在各自管辖区域收取贿赂，这几乎成了一种税制。他还描述了在某些地区好几种向领导行贿的系统并行存在。比如，联邦安全局，内务部，民兵团体都有各自的“收钱系统”。另外，XXX 还告诉我们，需要花钱才能买到低层级官位。要做到更高位置则需要花更多钱，但是一旦到达该位置，发财的机会就多了。
普京造成了目前俄罗斯腐败丛生的局面，但他也是这个贪腐体系的产物。当然，在欧亚或西方领导人中间，收取礼物、贿赂的也不止他一个。但是，普京及其党羽竟然可以在这个横跨十一个时区的庞大国家建立起这样一个完备的体系，这也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本书观点：在普京2000年担任总统后的一百天里，这个威权、掠夺的体制便已清晰可见，然而这一切早在苏联垮台以前就早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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