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 我从小性格就比较压抑。这大概是从我上小学起就感觉到了的。我那时从老姑姑嘴里知道父亲曾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现在还记的我那时绝望的感觉。从此我知道了什么是绝望；浑身冰凉的我久久缓不过来。我把这事儿悄悄地告诉了班上的一个男同学。我自认为我俩是最好的朋友，可以信赖他，当然可以敞开心扉。没想到他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感觉上两人“不那么好了”。后来我又从老姑姑那儿知道我父亲已经“摘了帽子”，不算“右派”的。我又和我那“好朋友”赶紧说，希望我们“还和原来那么好”。但他第二天早上和我说，他父亲告诉他，“摘帽子右派”还是“右派”。这如同毒草边上往往有牌子，上面写着“毒草”。等大家都认识了就把牌子拿走。我有了一种什么东西强加于我的感觉，只是不自觉的。同时，我越来越将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从小我就不自觉地对社会上太多的方方面面不信任，包括后来好像是突然爆发的“文革”。 我在“上山下乡”的九年多很早就否定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此前早已怀疑，只是每每回避在思想意识上做出明确的决断。可以说差不多从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自己就从感情上觉得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好。当然这仅仅是感性的；即便生活在美国快30年了，我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制度的理性认识仍然非常有限；嘿嘿，生活中咱也真没必要。 在我“上山下乡”时，乃至上大学，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我都是个“投机分子”，“伪装革命”。我戴着十足的假面具“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倒不是说“周围的人们谁不如此”，而是在中共专制制度下，做两面派能更好的生存。 “六四”后的第二年我们两口子来到美国。当妻子对进修结束后是否回国犹豫不决。我则力主留在美国，因为有感觉得到的信仰自由，再也不用做政治两面派，梦寐以求啊。这样，我们便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对此我们一点都不后悔。虽然如果我俩回国，我们的工作的“含金量”很高，物质生活也会很不错。这个我最肯定的民主制度下的自由，现在依然认可。 其实，在美国生活很长的时间里，我对民主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相对有限性都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对人性的基本概念也不甚了了。 现在我早已过了“耳顺”的年龄，开始过着退休的日子。就在我渐渐在社会中“边缘化”的时候，我终于明确了：人性有假恶丑的一面；因此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就是要避免让掌权者有绝对的权力，以免他们有了权力后去作恶。民主制度不能造就人的高尚；相反，人人都要自私，竭尽可能地捍卫自身权利，民主制度才能发挥效能。严明的法制是民主社会运转的基石。民主社会中每个人的有限权利对应的是应尽的义务。民主制度下，自由是有限的，原则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的自由都不能有碍于他人的自由。或许我的这点认识仍有偏差，仍有待于不断地自我修正。 在美国的这后半辈子让我意识到，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两千年没什么质的变化，是因为民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其实我早就有这种看法；现在进一步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积极地用各种手段改变民众思想中的儒家文化意识？其实清王朝覆灭后，肯定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启蒙民众；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看到的仍是“民智未开”。我体会，并非启蒙民众不对，而是传统文化意识的改变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既然如此，是否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专制制度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共政权可能会崩溃，中国大陆可能会四分五裂，但民主制度的建立却缺乏必要的民众基础。 有了这种意识，我会尽可能地不去有意识地谴责中国大陆民众的“愚不可及”。我认为这是强加于人。我想起了小时候自己在周围人的歧视中被强加“下等人”的概念；这是多么可怕。我可以坚持自己对社会的种种认识，但别人如何想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其实在美国的社会里，我们不都是这样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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