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论 | 蝗祸此蝗祸非彼“黄祸”，最后解释，先说说疫情。 消息几则： 1、2月17日晚，微博认证为湖北卫健委宣教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全科健康发布信息称，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先生，因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17日去世。 2、截至2月11日的全国报告数据显示，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1716名，其中5人牺牲。中国国家卫健委并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全国近10%的重症医务人员资源已投入到武汉。 3、东京方面消息，日本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截至2月17日已超过500例，其中大部分为“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宣布，在该邮轮新一批接受检测的504人中，有99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包括85名乘客及14名船员，船上目前已知累积病例增至454宗，其中19人病情严重。 4、2月17日当天新增确诊病例1886例，新增死亡病例98例。新增死亡病例中，湖北占93例，河南3例，河北、湖南各1例。截至2月17日午夜，累计确诊病例来到7万2436例，累计死亡病例达1868例。香港有60例，含出院2例，死亡1例；澳门10例。 贵匪是一定会努力抹去一切疫情的痕迹，大多数死者死了连数字都不是，只留下亲人的悲伤和国家的遗忘。
一位不具名的湖北省的官員私下說湖北感染人數超600萬，死亡人數可能有50萬。現在抬一個死人給1萬6。
国际通行扑灭猪瘟的方式，首先是隔离各个养猪场，然后把已发病的猪和有可能被传染的疑似猪一并活埋，防止瘟疫扩散。对待武汉肺炎，武汉的办法就是这个，方仓、火雷神医院就是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填埋场”。
5、 中国卫生官员今天吁请已经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捐血，以便抽出血浆来治疗其他重症病患。有没有用？天知道。
6、山东省日照市1名42岁的男子与家人在1月20日曾和确诊病例接触，随后被送往集中隔离观察，男子在本月2日和家人接受检测，结果均为阴性，4日期满解除隔离。解除隔离后10天，该名男子因咳嗽、发烧前往当地人民医院就诊，15日确诊。
7、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了口罩历史，比较有意思。原来口罩是一个世纪前在中国诞生的。1910年秋天，清政府任命华人医生伍连德,一位来自英属马来亚的剑桥大学毕业生，为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到达疫区不久，宣布鼠疫并非如之前所认为的由老鼠传播，而是通过空气传播。这一断言骇人听闻，但是正确的，伍连德进而对当时的外科手术口罩——由纱布缝装棉絮制成——进行了改造，将其改成了易于佩戴的防护用品，并命令中国的医生、护士和卫生人员佩戴。他还确保病人与其直接接触者也佩戴口罩，同时还分配了一些给公众。疫区的日本和欧洲同事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随着一位有威望、拒绝使用口罩的法国医生身亡，棉纱口罩迅即被采用。到1911年疫情减弱时，约计6万人死亡。但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伍连德的口罩，灾难会更为惨重。
下边开始谈贵匪一些事。
贵匪党刊“求是”说，贵包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于政治局老鼠会上对武汉肺炎疫情防控提出要求。贵包还于2月3日在政治局老鼠会中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是外界目前得知，习近平对武汉肺炎作出相关谈话的最早时间。但当时新华社、央视等官媒对这场会议的报导，并没有提到疫情防控指示。有人说，当时的贵匪领导人的要求是“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
武汉肺炎疫情于去年12月底传出，当时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初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便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二级应急响应。
这两段完全不同的消息很诡异，各自表示自己没责任的意思。
墙内有个很火的文章叫《崇祯亡国时候，所有人都等他下令》，如今已经被删禁。里面有段话非常精彩，摘录如下：
“也正是因为他在心理上的过分焦虑，让他在对待大臣的态度上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很容易一见钟情，但是如果出现一点失误，又会完全失去信任，甚而直接诛杀。所以，崇祯一朝阁臣变换非常频繁，被杀的被杀，被贬的被贬，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顺着他说的人，或者干脆不说话的人，以不犯错误为自己固宠保禄的主要手段，也没有人敢于任事了。
而且，在这种非常时期，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一个独当方面的大臣，在战争中不敢出错误，只能赢不能输，就算是赢得再多，只要输一次，就要被杀，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中国政治的本质是皇权政治，控制政治的是靠生殖器繁殖来决定权力大小的群体。这样的群体的特征之一是黄鼠狼下老鼠，一窝不如一窝；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道德败坏和邪恶则代代相传，很难改变。
生殖器集团属于黄带子的八旗贵胄，而普通官员顶多是八旗的旗籍，虽然自以为生殖器集团的权力雨露均沾，其实不过是套在生殖器的避孕套，强弱纯粹看主子的脸色。这就使得，如果龙椅上的主公是头猪，那边听呵干活的自然更加猪狗不如。所以，在极端状况下，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是一层层官员都在等待上一级命令，这些官员就真的像猪一样，遇到紧急情况，不是积极面对，而是集体把头扎在一起，不往外看。直到比他们的猪人拽着后腿，一个个拎出去屠宰。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是这种猪。当然，替换他们的应勇和王忠林很有意思，都是捕快出身，貌似是掌刀杀猪的角色，其实，由于不具备祖上打江山积累股份，更加是猪身份，只不过啥时刀宰到他们头上而已，难道不记得六扇门掌门人周永康的下场了吗？你是什么官位，你有没有能力，都不要紧，要紧的生你的那根玩意儿是谁的。比如，胡海峰、李小鹏，再缺德冒烟，也是官照做，舞照跳。及时运气不佳，参与夺皇位的薄熙来，也还是好吃好喝秦城监狱混着，没有死罪。
这几天有一群人跑去华盛顿，在美国白宫门口做政治生意，喊出的口号是：““清除中共净化全球。说点儿政治不正确的，在我看来，真要清除了中共，不是净化全球，而是黄祸污染全球。有中共建设的防火墙和边境限制，才让黄祸不至于那么凶猛，文明社会应该感谢中共。
反共小清新们始终搞不清楚状况，如果鸡国有50%的人痛恨中共，哪怕是30%，再次一点儿，哪怕只有10%，我都觉得中共不等于中国是可以绝对成立的。可事实上，你站在鸡国环顾四周，却发现，只有自己成了傻逼。这就好比战场上发起冲锋，你一顿猛冲，却发现自己孤零零的站在敌人刺刀下。所以，反共口号喊的山响的都是傻缺。
前天提到华语的政论自媒体，大致最受欢迎的无非几个类别：1、宫廷听床春药，听民贼集团春宫戏很带劲；2、反共鸡血，基本不需要动脑子，口号喊得响，就真理在握，甚至自己就是真理；3、中华文化顶呱呱，就缺一个民主制度。说白了，这个狗操的国家缺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鞭子。传播手段也简单到了极致：标题党。
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是什么生态，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国民同样是这个生态。再读一遍孟德斯鸠的真理一样的预言：维系共和宪政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立宪制的是国王的荣誉，维系独裁专制的是臣民的奴性。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不会选择某一种政体，他们必然是由适合他们社会环境的那种政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最少是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
每次瘟疫来，鸡国人的反应是：抢口罩、屯粮、买板蓝根、抢盐、信中医…….。这样的种族始终不能演化到人类脚底板水平，思考个人自由、结社自治、政治宪政。而是热衷鸡汤和道听途说，不过是一群穿着现代衣服的野蛮人，还缺鞭打。说鞭打，比如，日本占领时期，北京丰台火车站，民众始终学不会排队，日本兵就拿鞭子抽。1994年的一个春夜，我从芜湖到滁州，从南京站转车，就看当兵的用武装带抽打不排队的民众。说不定，只有这种手段才是真正拯救这个国家民众最切实有效的。
反共、反共，更有一杆子傻缺，挨个在电报群里逼别人表态反共，好像自己是印第安战士，脑袋上有部落认证的愚昧和脸蛋上摸着反共标记，胜利的红。其实，华人群体思想底色的低级，不过是猴子屁股，挂到电线杆子上，也许可以做红绿灯。
也有很多爱逼人表态的，说我不能给鸡国开药方。这种脑缺症状真的好好治一治。一个国家和族群的命运该如何走，本是上帝的主权，我个人只有顺服听命，我怎么知道中国会往哪个方向走？能准确知道怎么走的，要么是骗子，要么是脖子上的是装饰品。如果非要我做一个猜测性的路径，其实我说过很多次了，使出你吃奶的力气，加速亡国，请联合国军来管理。中国如果是在英美日的军政府主导下，比自己胡折腾强很多，所谓诸夏也是胡扯。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当然，我也不敢胡乱吹牛，国际共管也不是我的发明，墙内就有很多老师朋友鼓吹。更早的版本是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他说: 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必亡于共管。
对于文明世界来说，中国人就是喜马拉雅山那边的蝗虫，一旦飞过来，是灭顶之灾。想想看，如果法拉盛、罗兰岗这种华人社区，在美国一下复制了几十个，上百个，美国人会情绪崩溃的！ 你要不信，你来看看法拉盛每天早晨的广场舞，公园里的打牌下棋，大药房里为了几元钱回扣而大量领回不需要吃的药，周六大小教堂前排队领救济食品…….。说这样的群体是喜马拉雅山那边的蝗虫，算过分吗？
裤论 | 20-02-18 Conflicting modification on February 18, 2020 at 1:59:43 AM:
消息几则：
1、2月17日晚，微博认证为湖北卫健委宣教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全科健康发布信息称，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先生，因感染新冠肺炎，于2020年2月17日去世。
2、截至2月11日的全国报告数据显示，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1716名，其中5人牺牲。中国国家卫健委并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全国近10%的重症医务人员资源已投入到武汉。
3、东京方面消息，日本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截至2月17日已超过500例，其中大部分为“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宣布，在该邮轮新一批接受检测的504人中，有99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包括85名乘客及14名船员，船上目前已知累积病例增至454宗，其中19人病情严重。
4、2月17日当天新增确诊病例1886例，新增死亡病例98例。新增死亡病例中，湖北占93例，河南3例，河北、湖南各1例。截至2月17日午夜，累计确诊病例来到7万2436例，累计死亡病例达1868例。香港有60例，含出院2例，死亡1例；澳门10例。 贵匪是一定会努力抹去一切疫情的痕迹，大多数死者死了连数字都不是，只留下亲人的悲伤和国家的遗忘。
一位不具名的湖北省的官員私下說湖北感染人數超600萬，死亡人數可能有50萬。現在抬一個死人給1萬6。
国际通行扑灭猪瘟的方式，首先是隔离各个养猪场，然后把已发病的猪和有可能被传染的疑似猪一并活埋，防止瘟疫扩散。对待武汉肺炎，武汉的办法就是这个，方仓、火雷神医院就是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填埋场”
5、 中国卫生官员今天吁请已经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捐血，以便抽出血浆来治疗其他重症病患。有没有用？天知道。
6、山东省日照市1名42岁的男子与家人在1月20日曾和确诊病例接触，随后被送往集中隔离观察，男子在本月2日和家人接受检测，结果均为阴性，4日期满解除隔离。解除隔离后10天，该名男子因咳嗽、发烧前往当地人民医院就诊，15日确诊。
7、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了口罩历史，比较有意思。原来口罩是一个世纪前在中国诞生的。1910年秋天，清政府任命华人医生伍连德,一位来自英属马来亚的剑桥大学毕业生，为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到达疫区不久，宣布鼠疫并非如之前所认为的由老鼠传播，而是通过空气传播。这一断言骇人听闻，但是正确的，伍连德进而对当时的外科手术口罩——由纱布缝装棉絮制成——进行了改造，将其改成了易于佩戴的防护用品，并命令中国的医生、护士和卫生人员佩戴。他还确保病人与其直接接触者也佩戴口罩，同时还分配了一些给公众。疫区的日本和欧洲同事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随着一位有威望、拒绝使用口罩的法国医生身亡，棉纱口罩迅即被采用。到1911年疫情减弱时，约计6万人死亡。但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伍连德的口罩，灾难会更为惨重。
下边开始谈贵匪一些事。
贵匪党刊“求是”说，贵包习近平早在1月7日，就于政治局老鼠会上对武汉肺炎疫情防控提出要求。贵包还于2月3日在政治局老鼠会中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是外界目前得知，习近平对武汉肺炎作出相关谈话的最早时间。但当时新华社、央视等官媒对这场会议的报导，并没有提到疫情防控指示。有人说，当时的贵匪领导人的要求是“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
武汉肺炎疫情于去年12月底传出，当时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初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应立即采取行动，包括在公共场所防控等。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便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二级应急响应。
这两段完全不同的消息很诡异，各自表示自己没责任的意思。
墙内有个很火的文章叫《崇祯亡国时候，所有人都等他下令》，如今已经被删禁。里面有段话非常精彩，摘录如下：
“也正是因为他在心理上的过分焦虑，让他在对待大臣的态度上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很容易一见钟情，但是如果出现一点失误，又会完全失去信任，甚而直接诛杀。所以，崇祯一朝阁臣变换非常频繁，被杀的被杀，被贬的被贬，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顺着他说的人，或者干脆不说话的人，以不犯错误为自己固宠保禄的主要手段，也没有人敢于任事了。
而且，在这种非常时期，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一个独当方面的大臣，在战争中不敢出错误，只能赢不能输，就算是赢得再多，只要输一次，就要被杀，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中国政治的本质是皇权政治，控制政治的是靠生殖器繁殖来决定权力大小的群体。这样的群体的特征之一是黄鼠狼下老鼠，一窝不如一窝；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道德败坏和邪恶则代代相传，很难改变。
生殖器集团属于黄带子的八旗贵胄，而普通官员顶多是八旗的旗籍，虽然自以为生殖器集团的权力雨露均沾，其实不过是套在生殖器的避孕套，强弱纯粹看主子的脸色。这就使得，如果龙椅上的主公是头猪，那边听呵干活的自然更加猪狗不如。所以，在极端状况下，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是一层层官员都在等待上一级命令，这些官员就真的像猪一样，遇到紧急情况，不是积极面对，而是集体把头扎在一起，不往外看。直到比他们的猪人拽着后腿，一个个拎出去屠宰。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是这种猪。当然，替换他们的应勇和王忠林很有意思，都是捕快出身，貌似是掌刀杀猪的角色，其实，由于不具备祖上打江山积累股份，更加是猪身份，只不过啥时刀宰到他们头上而已，难道不记得六扇门掌门人周永康的下场了吗？你是什么官位，你有没有能力，都不要紧，要紧的生你的那根玩意儿是谁的。比如，胡海峰、李小鹏，再缺德冒烟，也是官照做，舞照跳。及时运气不佳，参与夺皇位的薄熙来，也还是好吃好喝秦城监狱混着，没有死罪。
这几天有一群人跑去华盛顿，在美国白宫门口做政治生意，喊出的口号是：““清除中共净化全球。说点儿政治不正确的，在我看来，真要清除了中共，不是净化全球，而是黄祸污染全球。有中共建设的防火墙和边境限制，才让黄祸不至于那么凶猛，文明社会应该感谢中共。
反共小清新们始终搞不清楚状况，如果鸡国有50%的人痛恨中共，哪怕是30%，再次一点儿，哪怕只有10%，我都觉得中共不等于中国是可以绝对成立的。可事实上，你站在鸡国环顾四周，却发现，只有自己成了傻逼。这就好比战场上发起冲锋，你一顿猛冲，却发现自己孤零零的站在敌人刺刀下。所以，反共口号喊的山响的都是傻缺。
前天提到华语的政论自媒体，大致最受欢迎的无非几个类别：1、宫廷听床春药，听民贼集团春宫戏很带劲；2、反共鸡血，基本不需要动脑子，口号喊得响，就真理在握，甚至自己就是真理；3、中华文化顶呱呱，就缺一个民主制度。说白了，这个狗操的国家缺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鞭子。传播手段也简单到了极致：标题党。
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是什么生态，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国民同样是这个生态。再读一遍孟德斯鸠的真理一样的预言：维系共和宪政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立宪制的是国王的荣誉，维系独裁专制的是臣民的奴性。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不会选择某一种政体，他们必然是由适合他们社会环境的那种政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最少是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
每次瘟疫来，鸡国人的反应是：抢口罩、屯粮、买板蓝根、抢盐、信中医…….。这样的种族始终不能演化到人类脚底板水平，思考个人自由、结社自治、政治宪政。而是热衷鸡汤和道听途说，不过是一群穿着现代衣服的野蛮人，还缺鞭打。说鞭打，比如，日本占领时期，北京丰台火车站，民众始终学不会排队，日本兵就拿鞭子抽。1994年的一个春夜，我从芜湖到滁州，从南京站转车，就看就看当兵的用武装带抽打不排队的民众。说不定，只有这种手段才是真正拯救这个国家民众最切实有效的。
反共、反共，更有一杆子傻缺，挨个在电报群里逼别人表态反共，好像自己是印第安战士，脑袋上有部落认证的愚昧和脸蛋上摸着反共标记，胜利的红。其实，华人群体思想底色的低级，不过是猴子屁股，挂到电线杆子上，也许可以做红绿灯。
也有很多爱逼人表态的，说我不能给鸡国开药方。这种脑缺症状真的好好治一治。一个国家和族群的命运该如何走，本是上帝的主权，我个人只有顺服听命，我怎么知道中国会往哪个方向走？能准确知道怎么走的，要么是骗子，要么是脖子上的是装饰品。如果非要我做一个猜测性的路径，其实我说过很多次了，使出你吃奶的力气，加速亡国，请联合国军来管理。中国如果是在英美日的军政府主导下，比自己胡折腾强很多，所谓诸夏也是胡扯。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当然，我也不敢胡乱吹牛，国际共管也不是我的发明，墙内就有很多老师朋友鼓吹。更早的版本是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他说: 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必亡于共管。
对于文明世界来说，中国人就是喜马拉雅山那边的蝗虫，一旦飞过来，是灭顶之灾。想想看，如果法拉盛、罗兰岗这种华人社区，在美国一下复制了几十个，上百个，美国人会情绪崩溃的！ 你要不信，你来看看法拉盛每天早晨的广场舞，公园里的打牌下棋，大药房里为了几元钱回扣而大量领回不需要吃的药，周六大小教堂前排队领救济食品…….。说这样的群体是喜马拉雅山那边的蝗虫，算过分吗？
裤论 | 20-02-18 https://xsypoet.wordpress.com/2020/02/19/%e8%a3%a4%e8%ae%ba-%e8%9d%97%e7%a5%b8/
徐思远与读者聊天： 裤论 | 中国真的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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