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深刻、实事求是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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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一个科研项目中，作者的上司、一位黑人教授提出了一个新指标：“对种族偏见的自我认同”，后来这个指标成为那个科研成果的重要部分。在当下大家都在讨论种族歧视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个指标不仅对非裔，对我们亚裔也有其现实意义。
撰文：张小彦
最近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种族歧视是个热点话题。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我与匹兹堡大学一位非裔心理学教授科研合作的一段往事。
1989年我在匹大获得社会学博士后被邀请留校参加创建“黑人家庭问题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Black Family）。资深黑人教授吉瑞·泰勒（Jerome Taylor）担任所长，我做科研主任（Research Director）。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科研项目，为期三年，抽样调查600名黑人成年女性，研究影响黑人妇女饮酒量（alcohol consumption）的各种因素。我的任务是抽样设计，数据采集，建立数据库，分析数据并验证不同的统计模型。我们的科研成果1990年分别在《国际毒瘾研究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dictions）（1）和《西方黑人问题研究杂志》 （The Wester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上发表。
时光飞逝，当年科研的细节都已淡忘。但有一点我仍记忆犹新；那就是在社会科学常用的变量（如社会地位、身心健康、宗教信仰、婚姻状态等）之外，泰勒教授增加了一个新指标：对种族偏见的自我认同。测量这个指标的问卷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亲自设计的。
“自我认同”的概念来自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e）。他认为就像一个人只能通过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容貌一样，每个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是通过与别人接触中听到的评论和反馈形成的。因此，社会环境（特别是家庭，学校，朋友圈，媒体宣传中的形象）是一个反光镜（reflection），个人在反射中认识自己，形成“自我认同”。比如，一个小孩是在听到家长或老师的夸奖后才意识到自己聪明，反之亦然。
种族偏见的自我认同（internalized racialism）是指一个人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对自己族裔偏见的认可。以此引申，泰勒教授认为对种族偏见的自我认同度对黑人的行为有直接影响。比如：下意识地接受了黑人是劣等民族，思维能力不如白人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后，他们会产生自卑感，并可能借酒浇愁，自暴自弃，不求进取。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种族偏见的自我认同”是在人生发展阶段（developmental status）之后对饮酒量产生影响的第二大因素，超过了社会和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影响。
这个研究成果对今天仍有意义，社会进步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和个人奋斗同时并举，缺一不可。
1960年代的人权运动，平权法案，和消除种族歧视的运动带来了社会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黑人地位的提高有目共睹。
马丁·路德·金遇害五十年后，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黑人当选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反映了美国在制度和系统层面消除种族歧视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有他本人的努力。但他在任上对种族问题小心翼翼，证明他明白美国总统要为所有美国人的利益服务，而不能只代表某个族裔。
同时期在体育、文艺、教育、经济和政治领域也涌现出一批黑人的杰出代表和明星。黑人的选票也已经成为美国选举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总体来讲，包括华裔和亚裔在内的所有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上升的机会，相比1960年代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少数族裔中的成功者除了受益于不断改进的社会环境外，还要靠个人的奋斗和努力。首先一点就是要能冲破社会中存在的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一个相信黑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生来就低于其他种族的黑人孩子，如何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同样，一个从小认为亚裔没有从政天赋的亚裔孩子，如何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
比种族歧视和刻板印象更可怕是对种族偏见的自我认同。这种从内部限制少数族裔发展的“自我认同”，比社会经济地位对一个人的行为影响更大。
黑人教授泰勒就是冲破种族偏见的典范。他小时也曾受到黑人天生数学和逻辑分析能力低下的种族偏见影响。但他能逆流而上，在心理学、数理统计方面刻苦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在理论研究，问卷设计，统计模型应用方面都有建树。三十年前，当线性方程的统计模型电脑软件LISREL (Analysis of Linear Structure Relationships by the Method of Maximum Likelihood) 刚刚问世时，他就在匹大率先购买了该系统并应用到我们的科研项目上。
我的另一位黑人朋友克里夫·斯莱特（Cliff Slater）也有不同凡响的身世。他是在美国南方出生成长的黑奴后代。小时候受到了他的一个叔叔的启发，认识到要想冲破种族歧视对他的影响和限制，只有自己刻苦读书，奋发向上。那时有一种汽车上装载书籍的流动图书馆每星期来他住的小区，克里夫每次必到图书馆借书和还书。他喜爱数理化，学校教材之外他还看很多课外书。后来靠自己努力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工程师。他在越南战争期间被征兵入伍进入海军陆战队，复员后成为西屋电器的原子能工程师。他的经历和奋斗令人敬佩。
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形象的认同还会引发族裔之间的矛盾。“在主流叙事中，非裔的形象是好吃懒做，这掩盖了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苦痛，亦造就了某些亚裔对非裔的负面印象。另一方面，亚裔则被塑造成‘永远的外国人’、自私沉默的‘哑裔’、勤勤恳恳不闹事的‘模范少数族裔’。在美国‘黑与白’的主流种族辩论当中，部分亚裔也常感觉受到双重歧视的夹击，难以就族裔问题置喙。” （2）
对于一个移民国家来说，种族歧视是美国诞生后一直要面对的挑战。以奴隶身份来到这块土地的黑人受到的系统性虐待和歧视更是美国历史黑暗的一页。华裔和亚裔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入籍，不能拥有土地和通婚，虽勤劳奉献却被当作外来人。这些制度上造成的歧视只能通过系统性的立法和废除不公平法案来解决。在制度和系统层面消除种族歧视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人机会平等（equal opportunity）。
但机会平等不等于，也不应该造成结果一致。结果一致的社会会使个人失去进取和创造的动力。相比之下，美国为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人生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好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有源源不断的移民来此追寻“美国梦”。在个人奋斗的历程中，对种族偏见的自我认同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阻力。
过去华人不能入籍是不公平的法律造成的，今天成为公民之后，仍把自己看成是“过客”和“外国人”而不关注和参与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则是亚裔刻板形象的自我认同。我们需要“自我解放”。
由于历史原因，今天的美国社会仍存在着系统性种族歧视。比如在新冠疫情中，黑人和拉丁裔的感染率高于全人口平均数近两倍，高于白人近三倍（见下图）。黑人新冠死亡率也是白人的两倍（3）。
病毒的传播和致死是不分种族的。不同族裔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经济状况是造成感染率和死亡率存在种族差别的社会原因。今天的美国社会公开性种族歧视也许已不多见，但疫情一发生，隐形的歧视马上复燃并引出对华裔和亚裔的仇恨和偏见。
最近发生的白人警察残忍地窒息杀害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执法过程中对黑人的不公。改变这个现实仍需要体制层面的继续改革，只有从制度和法律上消除不公，才能实现真正的人人机会平等。
体制层面的变化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实现。作为少数族裔，华裔和亚裔应该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立法和改革。我们永远不能忽视弱势群体，而且应该坚定地联合所有族裔共同反对种族歧视。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美国是世界上最崇尚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国家。这正是美国的活力（American Ingenuity）所在。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和公平？和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 1.Jerome Taylor & Beryl Jackson (1990) ，Factors Affecting Alcohol Consumption in Black Women. Part I and Part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dictions. 2.美国华人激辩“黑人的命也是命”背后的代际冲突，BBC中文驻美记者冯兆音发自华盛顿，2020年7月4日 3.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7/05/us/coronavirus-latinos-african-americans-cdc-data.html
致谢：本文初稿得到黄倩、朱小棣、王建平、燕晓哲、吴一平等朋友的阅读反馈和宝贵的修改意见。
张小彦，社会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智能决策研究所所长。美国多彩软件公司董事长兼数据科学家。1996年创建凯特智能决策公司，将社会科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开发社会管理和决策支持软件系统。曾先后为美国联邦政府和二十几个州政府设计、建立了毒品滥用预防活动管理信息系统。2007至2010年，被美国卫生部聘为国家级顾问。2012年以来多次回国交流并做了有关大数据、数据可视化、数据科学的专题演讲并成为财新网站“决策智能”专栏作者。
撰文：张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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