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人生的影响 1987年摆在我人生面前几条路：继续留任上海大众；到深圳团委任团委副主席；到台山纺织厂任厂长助理；到海南岛开发建设总公司任总经理助理。那年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国内也热火朝天筹建海南省，雄心勃勃要建立亚洲最大的特区。我问父亲：“爸爸，海南要建省了，我不要出国了吧，留在海南也许更有前途。” 父亲毫不犹豫：“海南要建国，你也应该出去，因为制度不同。” 幸亏当年听从父亲的劝告，到德国来。如果今天还在中国，或许我成了一个贪官；或许跟着梁湘，今日坐牢；或许有一个私人企业，但今天仍然面对公私合营，就像当年谢家的泰诚丰银行一样，被迫并入中国银行。1957年1月11日，我曾祖父1912年创建的泰诚丰银行被强行并入中国银行。毛泽东当时得意洋洋地说：“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对于私人企业家，开始实行的策略是“步步为营”。 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回家过年，有一天父亲在我们面前讽刺共产党：“西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共产党高干高知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到西方，让人剥削。”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时，父亲多少还有点乐观，说共产党不会对香港怎么样，因为他们毕竟馋着台湾那块更大的肥肉。今日香港“送中”， 若父亲还活着，亲眼看港台，他应该知道他当年的判断失误。 离开家乡，到德国来留学，那夜我与父亲对话。 我：“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实在太远了，我只想读书！” 父：“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误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毁害人最深最久的是《进化论》，你到德国读书，你能搞懂，为何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么伟大？中国与日本不能和解，国共不能和解，你去德国后能否帮我弄明白，法国人戴高乐和德国人阿登纳为什么能够和解？” 带着父亲留给我的思考，1988年我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三十多年来我的思考和写作基本围绕这个问题。 阿登纳是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保持独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关系。如果没有阿登纳和戴高乐（de Gaulle）带领法德和解，当今的法国德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欧洲也不是现在的欧洲，世界恐怕也是另一个样子。 德法之间在上半场相互厮杀攻打，在下半场中结下仇怨，那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德法之间在加时赛中终于破除了那个圆箍。和解，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 阿登纳带领德国从二战废墟中站起。他虔诚信奉基督教，毕生力求不违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按照基督教义的精神想事和行事。阿登纳和戴高乐之所以伟大，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我们中国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裁判，国共的问题如此，两岸的问题如此，中日的问题也如此。 1989年儿子谢于骅出生，父亲来信表达他成为爷爷的喜乐外，还恭贺我弄璋之喜，赞扬我的边读边工边养的“三边政策。”圣马丁教堂的牧师亲自上门辅导，希望我儿子接纳天主教受洗，我回信问他如何决定。父亲立刻回答：“那是上帝的恩典，不可拒绝。”我很感恩，儿子一路走来，都得到神的守护，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一个优秀的父亲，这与儿子在教堂的成长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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