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种类斗争及社会贪婪共振 特有理 2020-10-19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客观上是对人类矛盾的一种觉醒。这种理论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斗争工具和理论指导。毛泽东是对这种理论理解最深刻，运用最娴熟的共党领导人。毛有一句最著名的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映的就是他对阶级斗争的认知。尽管本人对共产革命痛恨至深，但对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还是接受和认可的。只不过，这是对人类矛盾的一种模型化和综合表述罢了。在衣食不足的情况下，矛盾的主轴就表现在财富的拥有上。因此，越是贫穷的国家越容易让共产革命得逞。但是实际上，人类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社会阶级；本质在于人的种类。 如果把阶级和种类看作两个不同的概念维度，我们至少不能否认，不同的阶级中其实还包含不同种类的人。但是只要把维度扩展到社会文化和社会体制，从人类的历史中就可以审视到，种类才是人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以中国的共产革命来看，革命暴动的先锋是社会最底层的无业游民和流氓土匪。革命的阶级起点并不具有道德优势。于是共党就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说辞进行包装。而真正引爆革命发展的，其实是群体种类分布所造成的财富动态差异加大。也就是在社会阶层的两端，都聚集了大批人渣。底层人渣是因为无德无能无机会；顶层人渣是因为无德无能抓住了机会。由于中间种类的人群所遭受的不公主要来自于上层体系，于是中间阶层的多数人就会被底层的革命势力所煽动和挟裹，进而导致了上层阶级地位的被置换。可实际上，只不过是把底层的人渣推到了社会的上层。 西方国家的发展是另外一种模型。西方的政治体系和选票制度使得社会具有了浅层的防败类能力。也就是在这种模型的发展初期，显在的人渣很难在政治体系中穿透选举的过滤而升到上层。但是由于资本模式的存在，有能力且无底线的人更容易获得社会财富；于是在政治、经济、以及社群种类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选票所制约的政治体系就会被人渣逐步侵蚀。其主要原因一是人群认知能力的逆向分布，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人的贪婪会在合适的利益体系中产生共振。说得不好听，就是小人渣与大人渣很容易产生利益共振和思想共振。问题在于，是人就有贪婪之心；只不过种类不同，对贪婪心的抑制力不同。在一个全民贪婪共振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可想而知的是那些心存邪念、恶念、妄念的人就会成为贪婪共振的主导力量，并构成社会运行中阶层的波峰和波谷。不过特别要牢记的，是这两级看似完全不同的势力，实为同一种类的波动双峰分布表现。 有了种类斗争和贪婪共振的理论，再看社会的各种现象就能直达本质。社会的人口素质决定了种类分布的曲线；种类的分布曲线又决定了贪婪共振的系统函数；社会的体制实则是一个具有滤波性质的增益模块，决定了不同共振能量在系统中所能获得的资源。一个高素质的社会，其贪婪共振的幅度和对事物的覆盖宽度就会有很强的限制能力；因此也会产生出相应的社会体制与之相匹配。一个低素质的社会，贪婪共振的幅度和宽度必然处于缺乏抑制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最容易进入周期性的动荡状态。但是，贪婪的本性使得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走向贪婪的强大动力。这种动力会对任何约束贪婪的社会机制进行腐蚀，从而使表层优良的社会制度在深层次转向对贪婪的释放。就像当今的选票机制，随着贪婪在经济系统中的共振幅度加大，每张选票所附加的贪婪成份就会逐渐增加，最终导致选票被人性的贪婪所主导，从而导致邪恶种类逐渐掌控了社会的各种资源。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上层腐败权贵与底层流氓无赖的政治共振。在这种共振中，哪有是非与道理的立足之地？ 有人否认素质决定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感性的认知。素质决定了社会贪婪共振的状态，也导致了相应的社会机制与之匹配。除非谁能否认社会制度不是一种人为的存在。而衡量一个制度的优劣，只要看其对贪婪共振的抑制能力就行。着眼政治权力只是一种相对肤浅的认知，尽管政治权力是助推贪婪的一个最显赫的因素。更先进的制度，就是应该具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对贪婪共振的抑制能力。即使有选票在手，一旦选票被贪婪共振所主导，社会将彻底突破制度对贪婪抑制的门限而进入谐振的正反馈状态。人类若毁灭，这就是根本原因。当人们看到丑陋不堪的候选人依旧会有一股极为嚣张的势力对其相挺时，选票哪里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此时再高调赞美选票神圣的人，不是思维不到位，便更可能是别有用心。 在一片赞美选举制度的世界思潮中，我还是要尽力呼吁：中国的共党被推翻之后，千万别照搬选票赋权的模式。对那些还醉心于，或者为了权力更迭而披上选举制度外挂的人，我要说：对于本民族的发展来说，你们跟共党一样，又在给这个国家制造新的灾难。因为选票制度里助推贪婪的机制已经被资本经济完全解锁。现在照搬过去的体制，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在深层有效制造贪婪共振的制度模式。面对中国社会的群体素质，选票诉求中的矢量积分只会是深度互害。 此篇人的种类斗争和社会贪婪共振理论，就算是本人对人类发展的一个微薄思想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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