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专文：中国共产党的双重悲悼(ZT)我在WTO任大使时，有一回与该机构副祕书长布鲁那（Karl Brunner）聊天，瞎掰「中国共产党与德国共产党，哪一个比较坏？」这有点像两个小学生在讨论「是你的老师比较凶还是我的老师比较凶？」纯粹是茶余饭后。由于我们彼此都只有单一观察，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握肯定地下结论。
哪一群人比较坏，是新鲜生勐的「比较历史学」布氏对德国共产党的感受，是有个人经验的。他家住柏林，但是有个哥哥在冷战时期身陷东柏林，他们兄弟之间偶有通信。有一回东柏林的哥哥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机会移居西柏林，结果信件被检查。东德情治机关单单因为这封信，就以「意图通敌」之类的罪名将他哥哥入罪、下狱数年，一直到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哥哥才重获自由。我相信这个经验刻骨铭心，也使布氏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哪个极权体制，能够比东德共产党更可恶。 隐隐然，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更可恶、更扭曲人性。这个感觉，当然是有背景基础的。在读毕《唱垮柏林围墙的传奇诗人》与《18个囚徒与2个香港人的越狱》两本书，有更多的资料背景，能够帮助我把「极权体制比烂研究」这个题材，做更系统性的探讨。
二十世纪的共产极权体制，苏联当然是老大哥。东德、苏联统治下的东欧诸国、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都是苏联老大哥所教出来的小老弟。毛泽东早年说「跟着苏联老大哥走」，应该是真心诚意的。《唱垮柏林围墙的传奇诗人》书中描述，东德共产党也是看苏联脸色行事。即使是一九二○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也与中国共产党是同胞兄弟，当年孙文确实吸收了不少苏联的统治方法。 各国共产党系出同门，但如今皆挂羊头卖狗肉但是「系出同门」并不表示没有优劣之别，而就「比烂」而言，后起的共产党政权也未必不能青出于蓝。以下，我试图将文献中读到的极权体制种种彼此参照，做一番比较。 林彪、邓小平两人，都曾经将「马恩列斯毛」并列；说他们是「共产主义体制的五大巨人」。但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拿笔桿的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三位拿枪桿的并列，恐怕是抬举了马、恩二人；他们两个人的道行，差得远了！马、恩二人只是画出一个「共产社会」的乌托邦图像，完全没有想清楚要如何达成乌托邦。照毛泽东的描述，马、恩似乎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是请客吃饭，做文章，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氏对革命的了解更为精确：「革命就是暴动⋯⋯」。 另一方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个人所完成的革命政权，也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列斯毛三人都清楚看到了夺取政权的暴力本质。但是他们的夺权就只是夺权，一番血腥斗争之后，原先揭橥的任何革命目标，早就忘得一乾二净。依据极具权威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所载，撇开中东产油国、战乱地区不谈，今天全世界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前几名是印度、俄罗斯、巴西、中国、南撒哈拉、美国，这前六名就包括了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号称实施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国家能够产生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的贫富不均，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什么？ 看清共产主义之恶，需要的时间非常长为什么卖狗肉的中国与俄罗斯，还要坚持挂着「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羊头呢？那是因为，卸下了羊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就完全失去了骗人的幌子，会动摇统治基础。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的确是有理想性的召唤；不只是召唤工农群众，更召唤了知识分子。当年的孙文、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是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但也都深受共产主义影响。 德国的诗人兼作曲家比尔曼（Wolf Biermann）自己也说，他的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他自己从小也对共产党执着，正因为如此，才一直不愿意离开东德。比尔曼这样的执着，一直要到近六十岁才扭转。但是，比尔曼的转向是经验性的，不是理论性的。撰写《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廖亦武也提到，鲁迅的学生胡风后来被毛泽东斗，但至死都还只是觉得毛泽东误解了他，还没有正视共产主义之恶。 就总体经济面向看，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要到大跃进、土法鍊钢之后才露馅。苏联则更晚，该国在一九七○年代之前经济成长都超越美国，发射人造卫星也领先，一直到七○年代末，苏联的经济才显露危机。在七○年代，美国还有不少学者到苏联参观，回国之后高度赞扬苏联计画经济之好。台湾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还有朱云汉等人在盛赞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老共也努力向国际做大外宣。种种迹象显示，在强势宣传之下，要全世界都看清楚共产主义的邪恶，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想换个角度，从理论面解释，为什么推动共产主义必然走向极权与独裁。
财产权与政治统治的互为依存虽然许多人对于一九七○年之前的苏联与一九九○至二○二○年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大家对于中国、俄罗斯、冷战时东欧诸国的压抑人权、迫害民众，看法却相当一致。这里有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都在压迫人权？为什么比尔曼所描述的东德，与廖亦武描写的中国，其欺压凌虐人民竟然若合符节？所以我必须要先解释：共产主义经济，与政治极权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治不独裁，共产经济根本没办法运作。财产若是私有，要强推独裁也极为困难。 在民主自由、财产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类因素促使社会远离独裁。 其一：私有财产本身就涵括了附带的处分权，因此至少你的房子、你的汽车、你的土地要如何处置，其决定权在你，不是由国家或政党决定。这些决策范围虽然不大，但频率却非常高，至少创造了许多独裁者力所不及的区块，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主感。 其二，私有财产也使个人对于财产相关的公共政策有强烈而坚定的意志，他们遂有参与、影响、改变政策的强烈动机。例如，土地所有者才会奋力抗争土地征收、股票大户才会努力游说股利降税⋯⋯这些「因为自己财产利益」而涉入的政策关注，自然而然强化各个领域的社会凝聚力，也容易迫使想要一意孤行的政治势力退让。当私有财产范围越广，社会各阶层关注的政策也就越多元，其所产生的社会力就越大，当然形成更强的政治制衡。 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许多人忽略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先验「定格」的重要性。桑思坦（Cass Sunstein）与塞勒（Richard Thaler）两人在二○○九年写了一本书Nudge，中文翻译为《推力》。他们在书中强调，主政者不必太过干涉人民，只要轻推（nudge）一下，引导或扭转方向，就够了。他们说，这种轻推，是父权自由主义（paternalistic liberalism）。但是此中谬误甚多！与共产主义一样，桑思坦与塞勒两人忽略了最最关键的问题：谁是决策者？谁在推人？谁是被推的人？如果先验上有些人就注定要被别人推，那么这还能叫「自由主义」？所以，轻推或重推，没有差别；主词与受词的先验定格，那才是极权思想的关键。在共产社会，拿走人民财产的是「主词」，被拿走财产的是「受词」，主与客一旦定格，就绝无自由可言。 列宁主义的创新「共产」制度拿走每一个人对全部社会资源的所有权，但是整个社会资源终究还是要有所归属。要如何贯彻这个以共产为名的极权体制呢？这就是列宁的创新了。他创建了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控制体系：工厂有党、军队有党、政府机关有党、地方社区有党、工会有党、监狱有党、学校有党⋯⋯事实上依中国的规定，所有超过三个以上党员的群体，全都要成立党组织。所以今天在中国，阿里巴巴、富士康、华为⋯⋯所有上市上柜公司，全部都有党组织，都有党委书记。列宁这一套武林祕笈传给了中国共产党、东欧各国共产党，也传给了国民党。 五十年前，台湾各大学都有校园党部；民间企业只要有点规模的，也有党组织。理论上，每个党组织承接上级党部的指令，执行由上而下的决策。所以，整个国家的决策体系，是透过「共产党组织」而层层串接。名义上，这个国家是个实施共产主义的国家，因为到处都是共产党组织。但是实质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体制；全国各个学校、企业、政府部门⋯⋯都由各级党部控制，而各级党部则由上层的党书记依序控制。列宁的创新设计是政治性的，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还有没有关系，完全不是重点。 但是东欧国家学列宁的党国体制，就没有中国学得到位。事实上，毛泽东真的是把列宁的极权控制体系，玩到青出于蓝。怎么个青出于蓝呢？让我举几个对照的例子做说明。 毛泽东极权控制的青出于蓝例一：在《唱垮柏林围墙的传奇诗人》书中，作者比尔曼是东德的歌唱家兼诗人，经常带着他的吉他四处演唱，其歌曲歌词都是比尔曼自做，极尽讽刺主政者的迂腐颟顸。美国知名女歌手琼．拜亚（Joan Baez）到访，也能顺利与比尔曼会面。 但是比尔曼的故事在同时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可能的。我们读知名画家、文学家木心所写的〈双重悲悼〉一文即知，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对艺术家、音乐家所制造的普遍恐惧，恐怕十倍于东德。木心说，当年任何一幅水彩画，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污染，文革期间画家争相把画销毁，以免成为被斗争的题材，甚至连藏在盆栽土壤内的宣纸，都会被搜出来。 因为画是毁定了，所以「人在画在」、「人亡画在」皆不可能。「人亡画亡」划不来；唯有「人在画亡」一个选项。于是画家们自动毁去画作，苟延残喘地活着。木心在此期间入狱两次，打断他三根手指，令他无法再作画。对照而言，比尔曼还有一双能拨弦按音的手。德国共产党比之中国共产党，和蔼多了。 例二：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记述苏联时期的集中营，记载了不少逮捕、拘禁、作秀式审判。可是如果读廖亦武《18个囚徒与2个香港人的越狱》以为对照，我们就会发现：相同时期中国的政治斗争，更普遍、更随机、更大规模、更令人髮指。中国古拉格群岛遍布之广，远非苏联能望其项背。
中国共中国摧残人权，残忍凄苦产党在一九六○年代掀起的土改斗争，是全国广泛的农民清算地主。毛泽东要彻底摧毁原有的一切农村价值，所以不能只是政治上由上而下斗争，必须要由广大农民由下而上。因为由下而上斗争规模超级庞大，就必然涉及报复、恶意、借刀杀人等算计，不但过程狠毒，也把人民心底最邪恶丑陋的阴暗面，全都勾了出来。廖亦武所撰写的凄苦文学，我连读起来都感到锥心之痛，遑论身历其境之人？你说，毛泽东与斯大林，谁更能制造凄苦？例三：歌手比尔曼声名大噪之后，东德不太知道怎么处理这位异议分子。后来东德允许比尔曼赴西德演唱，然后就撤销他的护照，让比氏回不了东德，形同被驱逐出境。对照来看，中国如何对待异议分子呢？ 你看看刘晓波吧。他也不过写了一份内容普通的〈零八宪章〉的文字，就被捕下狱。比尔曼名声大，但是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奖，名声更响吧？中国不但不让他出国领奖，还制裁颁奖的国家挪威，禁止该国鲑鱼进口中国，长达八年；这是挪威前驻WTO大使咬牙切齿亲口跟我讲的。至于刘晓波，国际名声反而让他关更久，关到死都不准他出国就医。二○二○年，中国外长王毅甚至警告瑞典：不准颁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异议人士。你说，中国共产党与东德共产党，谁比较病态？
毛泽东生活监控，滴水不漏例四：比尔曼在书中描述他的生活，整体而言，日子苦一些，但是没有什么飢饿。他经常被祕密警察监控，但是到朋友家拜访、唱歌，倒是没有禁止。然而中国呢？毛泽东搞的土法鍊钢、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飢饿死亡。「飢饿」在当年的中国根本是普遍现象；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全中国的胖子大概只有一百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 至于中国的社区监控，让我描述一个人口学文献上记载的例子：为了有效控制人口，中国强制执行「一胎化」政策，避免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再怀孕。许多城市的「街道委员会」，在巷子口墙面上贴上一张大海报，记载着这个巷子里每个妇女的「月经起讫时间纪录」。每个女生连最隐私的月经时间都是贴在巷口，你说，中国共产党的监控，比起东德共产党，做得如何？ 例五：比一比杀人吧？唉！这种比较非常无聊。但是如果从中能够凸显统治者的心态，那还是有意义的。东德与东欧诸国的共产党，都是斯大林的小老弟，杀人与残忍还不能与斯氏相比。依据维基百科，斯大林所搞的斗争、清洗政敌，顶多整死大概百余万人。毛泽东呢？五○年代清算地主，失踪自杀的不算，依据他自己的估计，大概杀了两百万人。大跃进时的大飢荒，饿死数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概在数百万到两千万人之间。最骇人听闻的，是毛氏与赫鲁雪夫的对话。毛说，他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中国，由中国引诱美军深入，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投掷原子弹，一举歼灭美国主力军队。中国人可能死亡四亿（当时人口六亿），但是很快就可以补上⋯⋯你说，这样病态的杀人政权，普天之下谁能企及？ 例六：共产党极权统治者当然都是斗争高手，但是堪称战略专家的，恐怕没有人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毛氏提出「口袋战术」，用之于国共内战与韩战，让国民政府与美军皆伤亡惨重。毛氏的游击战术十六字「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则更有代表性。这十六个字不但刻画出游击战死缠烂打的精髓，更凸显毛氏心中完全没有「成本」的影像。我追、我扰、我打，都是要付出我军代价的。正常的军事布局，都是要在成本与战果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毛泽东不是；他只看战果，不计代价。战果是他的政治胜利，代价是别人的生命牺牲。你说，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治理出什么样的国家？ 疯子即使死去，余孽犹存任何一个极权体制，都是由一个「极权者」建立的；天下是他打下来的、政治控制是他搞定的。极权体制有多烂、多可恶、多扭曲人性，就要看这个创建极权的「始作俑者」有多病态、多邪恶、多丧心病狂。例如希特勒，他搞集中营、屠杀几百万犹太人，大概是邪恶的标竿型人物。又如毛泽东，他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土法鍊钢、文化大革命，搞死几千万人眉头不皱一下，应该也是病态邪恶的典型。希特勒是病态地仇恨犹太人，但是毛泽东却不止于仇恨一个特定族群；他把所有对他无限极权有阻碍的人，全都视为「要清除的对象」。所以毛泽东所直接间接杀掉的人，可以十倍于希特勒。 毛氏不但堪当古今中外杀人冠军，他对于「体制」的摧毁，大概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始皇的焚书，只是焚掉书的文字。但是文化大革命，却是从根本面焚掉书的正当性。文革时「不会出问题」的文章，大概只剩下毛泽东或是鲁迅所写的；其他所有的书，还是担心会出问题。秦始皇的坑「儒」，其实只是坑掉一些医卜人士。但是文革期间，绝大多数读书人的下放劳改、高考停摆、升学看「手上老茧」决定，是完全坑掉「知识」。为了权力斗争，毛泽东什么都干。 我们经常听人说，一个人的声誉要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要毁坏名誉，却可以在一夕之间。摧毁文化的过程却恰恰相反：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可以在短短几年之内毁掉文明；但是毁了之后要重建，却是极为困难、漫长。像毛泽东这样丧心病狂的领导人，他统治中国三十余年所带来的政治、文化、社会冲击，恐怕会影响非常非常长久。文革之后，中国整体经济文化气氛大乱，即使邓小平掌权，推动改革开放，也要十几年之后经济才渐上轨道。毛泽东虽然死了，但是当年在文革期间耳濡目染的习近平，你认为有没有感染到毛氏病毒？ 对中国共产党，有两重悲悼为什么残暴统治的阴影会挥之不去呢？中共是不是如马英九所说，已经「改邪归正」了呢？让我再说个木心的故事。在他〈双重悲悼〉一文中，木心提到他绘画老师林风眠，因为年轻时的水彩绘画在文革期间全部销毁了，所以在文革结束后，林先生试图重拾画作。但是木心说，文章、乐谱烧了还可以靠记忆重写，但是画作，就是没有办法重绘。如果画可以重绘，那就不会有所谓「神来之笔」。文革之后林风眠已过高峰，他在文革受到打击是悲悼，但是在文革后想要重绘已然无法再现的画风，那是「双重」悲悼。我几次读到这里，心里都难过得难以自持。
极权狂人对文明的摧残，是难以在短期重建的。硬要去搞几百间孔子学院或是重建大国形象，都像是重绘原画，都有一种极为勉强的空虚。 在毛泽东残忍暴戾数十年统治之后，中国似乎已经习惯了人命如草芥，所以才会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时，有「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这样的狂犬病逻辑。台湾今天的处境危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千百年难得一见」的人魔毛泽东肆虐之后，已经离人性的温暖太遥远。台湾的危险，不是因为邻居有多少战机、有几艘航空母舰，而是因为对我们有敌意的统治者离「文明」太遥远！ 他们从一九五○到一九九○年狠狠摧毁了文明的温暖，那是一重悲悼。 现在又试图强用经济力、用战狼的帝国姿态，去勉强填补还未能复原的文明空虚，这不是第二重悲悼吗？
＊作者为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长、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委、我国驻世界贸易组织（WTO）常任代表等职。2010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2017年复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海外院士，是亚洲第一位获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本文选自作者新着《维尼、跳虎与台湾民主》（印刻）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报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