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木匠的喜剧 一 紫荆花开的正盛，我搬离了狄家浜45号，打算回乡下做木匠去。在城里讨不得好。以往的日子波澜不惊，一点都没有起色。我羡慕那种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的人，可惜我没办法做到。我就像荒野中的一头乖乖兽，无可奈何等待着命运的发落。 终于有一天我猛醒了，这种状态是可怕的。我思考了很久很久，每当夜深人静，我总是竭力思考，摆脱这种命运的良方，还试图和祖宗残留在我意识中的某种原始的力量建立联系，但在我感觉到有所收获的时候，这种潜意识的努力戛然而止，似乎被什么阻挡住了，这让我气馁。 但我的努力并不全是白费劲，我知道冥冥中我山穷水尽的时候，先人一定会为我指路，让我有方向感，这是我四十年的经验。但这个经验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只是一种直觉，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所以我无法安心，为前途未卜而陷入焦虑。人真是矛盾的存在。我知道任何焦虑都于事无补，但就是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种焦虑。我试图用旅游来淡化焦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能在旅途中摆脱如影随形的焦虑。 事实证明，我的焦虑和挣扎不是没有来由的。当我旅游归来，国保就找到了我。我还没有为这一刻做好准备，就在单位接到电话，说是司法局找我。我只是寄生在司法体制下的寄生虫，小到不能再小。我当然有自知之明，找我不会有好事。有那么一刻，我还真有点不知所措。 我慢吞吞骑自行车在路上走。什么也不想。没有焦虑和不安，有的是茫然。对当下的不确定和对未知的迷茫构成了我的全部。后来想想，人不能被情绪憋死，成年累月的苦难，到临上刑场的时候，一切都化为了从容不迫。死是苦难的解脱。是的，伸头也一刀，缩头也一刀。管他娘的逼。其实最后，横下一条心，踏脚板在脚底下反而加了把劲道，我倒要看看，阎王爷是怎么个三头六臂。 国保一男一女，原来我和孙治国打过交道。我北上去烟台，火车到高密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很简单的电话，要我去城北派出所。我说我在火车上，电话那头警告我，不要去苏州参加茶会。口气很硬。一听就知道这口气代表着国家意志。现在知道，打电话的就是他。今天算照面了。我心想，也没长三头六臂，不过是皇权加冕，才显得牛逼滴答。一个老前辈告诉过我，权力你向它膜拜时它是权力，你当它屁时它就是屁也不是。 一开始，似乎在意料之中，又似乎在意料之外，该来的总归会来的。老孙头粗声粗气，有一种流氓式的粗犷。以为能镇住我。其实，他不用这么刻意，我本来就是一头行将就木的死猪，在死猪身上动刀，毫无意义。我不哼不哈地应付他做笔录，内心掠过一阵阵惊吓。活了四十年，还没和警方真正接触过。面对国家意志，好在我一无所有，实在也大恐惧不起来。 我是一个感性的人，遇事容易冲动。好在经过几十个不如意的春秋，已经抚平了内心的躁气。不就是死吗。活不下去是死，被公安整也最多一个死吗。死是恐惧的最高形式。但由于没有和公安打交道的经验，不安和惊吓还是在身上起了作用。老孙看我不吃他那一套，语气缓和了许多。做完笔录，在他签完的名字上，我才知道他叫孙治国。笔录是在司法局长的办公室做的。因为我跟老孙的第一次接触是在高密，所以我总是会想到莫言，莫言把文字写到了挪威的领奖台上，我把文字写成了国宝的观照，命运呵命运，任由上苍拿捏。老孙跟我做笔录时，我一直不能专心，精神处在沮丧当中。 沮丧的情绪并不完全是坏事，至少有一样是好的，避免了紧张。让我在跟老板对话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我企图淡化国保找我额影响，但我显然一厢情愿了。事情私底下尽人皆知，在一个阴冷天的傍晚，即将下班，我接到老板电话，说你晚一些走。接下来，在人去楼空的单位里，我办理了辞职手续。 二 人的命运捉摸不定，但所做的事，无不遵循了内心的引导。搬回乡下以后，我在沿江找了份包装工的活。我原来打算回乡下，重拾我做红木的老本行。做老本行，能使我多点收入，我需要钱花。但做红木，也使我一天十来个小时被粉尘戕害。虽然超过十来年没做，以前积累的伤害仍使我喉咙时常有粘连的难受。我犹豫再三。自从我自己开红木作坊失败以后，我对红木产生了一种尽力逃避的伤痛。似乎我一旦触碰到红木这一行，血淋淋的伤口马上会撕裂开，让人不忍目睹。人生有些伤口是永远愈合不了的。我克服不了内心的软弱。我一直痛恨自己不够坚强，但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就是一个不够坚强的混蛋。 三十岁的时候，我争强好胜，肯吃苦、能忍耐，认为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对自己充满信心。经过三年左冲右突的努力，换来满身疲惫和累累伤痕，长夜当醒，我总是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失败，有一点可以证明，我不是做生意的料。所以辞职以后，我不作他想，继续打工。尽管父亲曾经说，千百年来，只有经商才可能发家。但对我已不再诱惑。似乎天注定，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只能过一份平庸的生活。 我不觉得做包装工有什么不堪。为生存养家糊口，天经地义。我见识过许多龌蹉的伎俩，自认为比他们，我干净许多。然而，2013年4月29日，是林昭先生遇难45周年的忌日，国保公安早3天就把我盯住了，防备我去灵岩山扫墓。我在厂里干活，派出所派了几辆面包车，把工厂的前后门都堵死，防备我溜走。其实，我能溜哪里去呢。厂里的保安笑嘻嘻的问我，这些可疑分子为什么来看住你，你做了什么坏事。 连厂里的保安也看出了端倪，公安为防备我这个无用之人，做足了功夫。晚上的时候，派出所大大小小的车子来了5辆，20来个人，把我家围的铁桶一般。公安方面尽管个个是便衣，但营造出来烛影斧声的气氛，让父母感觉到了杀气。父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吓得瑟瑟发抖。母亲哭哭啼啼，父亲流着眼泪跪在我面前，要我去派出所自首。我压抑着痛苦，对这一切，无法向父亲解释。就是去向派出所自首，也不可能逃避劫难，这是一个制造敌人的体制。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的只是活命的本能，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存的本质，只会一味的屈服和逆来忍受。 父亲跪在我面前，我想哭，却哭不出来。不知为什么，泪腺一下子干涸了。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在共产国，我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利保障的草根屁民。他们拿捏我，要我方就方，要我圆就圆，我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用国家机器对付我这样一个草民，无疑以大象踩死一只蚂蚱，不费吹灰之力。再说，我做的事情，透明到不能再透明，瞒不过国保的火眼金睛。3月份清明节，我想去灵岩山给林昭上坟，就在石家饭店，被孙治国和另一小国保逮个正着。我跟父母解释，我没有做坏事，用不着去派出所自首，但父母就是打死他们也不相信我，他们只相信政府。 4·29之后，我写了《祭奠林昭遇难45周年被维稳记实》贴在网上，不多天，新浪网友群起而攻之。有说我“阴森森”的，有阴阳怪气劝我“善待家人，先做好养家糊口”的，有讥笑我被前老板扫地出门的，开始，我很气愤，我述说的都是事实呀，你们为什么颠倒黑白。后来，仔细才发现，我遇到了传说中的五毛。在这之前，五毛对我来说，只是个传说；现在，五毛是个阴暗的存在，披着“新浪网友”的外衣，躲在角落里射冷箭。明白了之后，我内心释然。知道不必回复他们。他们拿着工资，吹着空调，干着最阴险的勾当，我如果跟他们较劲，无疑于犯傻，徒然给他们增加收入。拜托，穷爷不带你们玩了。慢慢的，我也练就了把世人的毁誉，皆当自己润身的补药。 三 我所做的包装工，就是把厂里生产的矿山设备，打包装箱，运往国外。我有木匠的底子，基本拿到工具就可上手，不需要学习和熟练的过程。诚然这样，公司安排还是要去苏州培训，还是要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尽管我觉得多余，但端人家饭碗，只得按人家规矩办，无可奈何。 闻到木头的气味，我不陌生。我做的轻车熟路。有一天，压车上堆满了材料，拖压车的时候，老张在前面，拼命催促我“使劲使劲”，可惜我在后面，已经没有力气推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只能对老张眨巴眨巴眼睛。在日渐消磨的岁月中，力气不知不觉溜走了，到我需要用它的时候，才惊觉岁月的无情。岁月不但带走了我的力气，更带走了我过日子的热情。 我默默鼓励自己，不能消沉。人生中，有许多是不确定的，但生活是明确的，日子得一天天的过。我每天付出力气，换来日常的柴米油盐。我过的富足而安逸。生活之外，自己能做好的事自己做，对于不确定好坏的事情，我听凭良心的召唤。我是一个木匠，不需要雄心壮志，更不是圣人，不必担负替天行道的重责。找准自己的生活定位，这很重要。能避免无妄的行为和灾难。我希望在造化的指引下，一切的生活努力，只是做到不因为恶而烦恼，不因贫贱而嗟叹。 可惜生活不会按照我的设想而运行，强加于它之上的，有许许多多的意志力，特别是国家意志，强大到犹如黑洞，吞噬每一个个体。区区草民，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当我得知顾义民被抓的消息，已经是6月3号了。我是从微博上得到的消息，更令我惊讶的是，小顾竟然被抄家了。小顾没有杀人放火，却遭到国家意志的严厉制裁，后来有传说，抓小顾的就是孙治国一帮国保。慢慢的，综合各路小道消息，小顾事件，是省里布局，苏州带队，常熟实施。 我何其有幸，在中国步入文明世界的前夜，见证了最黑暗的一幕。在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每一个事件都会被记录下来。小顾的事件，也波及到了我。第二天，我就接到了老孙的电话。在派出所里，我还见到了另一位国保，叫费家耀。费教导员跟我很客气，而老孙则横眉竖目。问我有没有跟顾义民商量什么行动。 自从我说了父亲流泪讨饶之后，公安上做事稍微收敛，这次找我问话，没大动干戈，似乎是给我面子。老孙和费教，一个黑脸一个白脸，我是一个木匠，从来没经历过他们的软磨硬泡，面对他们专业的审讯技巧，我费力的抵挡着。费教似乎是好意，说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他的好意我担待不起，只能心领了。我说跟小顾各忙各的，很少联系，如果你们掌握证据，尽可以对我采取措施。我说的是实话，面对强大的他们，我有何隐私可言。 我不知道小顾说了什么，但我坚持自己的认知。老孙不满意我的回答，说找你我们一定掌握了什么。我非常惊讶，告诉他，我一个木匠，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如果你掌握了什么，请告诉我，让我死也死个明白。老孙和费教欲言又止。我做好了跟小顾一样命运的准备。 6月的4号5号6号，就这样，连续3天，在老孙费教夹攻之下，我怀揣着面对国家意志的胆怯，接受他们高高在上的盘诘。为此，我的父母又一次感到惶恐和不安，我母亲也连续3天，坐在派出所的台阶上，等待我的归来。与其说是归来，不如说是等待一个未知的凶险系数。面对眼泪汪汪的母亲，我既无法说服她，也无法使她安心，只能无言以对。我是天底下最劣等的儿子，不仅不能使家庭富有，连最普通的家庭平安也拿不出来。 四 不久，顾义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批捕。我问老孙，小顾是拿蒲扇扇呢，还是大吊扇扇，一个国家政权，难道是豆腐做的，拿扇子扇两下就倒台了。况且，这个政权不但有枪有炮，还有原子武器，如果这样的豆腐政权能被扇子一扇就倒，那就任它倒掉好了，我们换一个石头政权，不是更好。 问话是在中秋的三峯寺。老孙说，你这不像是一个木匠的问话。老孙知道我每周有一天的休息，约我出来，用他的话说是“散散心”。但我想，一个木匠和一个国保之间，虽然呼吸着三峯同一种空气，但地位悬殊，何来散心的共同语言。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同行的还有吴警官，她是司法局我做笔录时的老熟人。吴警官身为女性，一向坚持原则，经常给我说事理、谈问题，看见吴警官，我就不得不想到我手中的木头，那位刘卫黄说，木头装在凳子上是凳脚，装在马桶上是马桶爿，吴警官是标准的刘卫黄产品，从吴警官身上，我才真正懂得，在长年累月的过程中，人是怎样失去自由思想、独立思考能力的。 刻板的吴警官年纪不老，已满身尸味。我跟她无法交流，所以对话十分有限。在我有限的跟国保接触的过程中发现，所有的国保，似乎一进入这个系统，就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灵气。他们是一群一个模子里压制成型的技工，只会刻板机械的执行任务。说他们是一群受了脑控的怪兽，也不为过。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有人受害深，有人受害浅；受害深的人死板，受害浅的人权谋。譬如今天，老孙就是安抚我的。 开始，我狐疑地猜测，是否又惹祸上身了。可能是小顾事件余波未了。我在约好见面的地方故意迟到了十来分钟，观察下来，似乎只是为了谈心，是监控人和监控对象之间一次平常的见面。在三峯寺的茶室里，印证了我的猜想。老孙没有有事时表现出的急躁和不安，悠闲地谈着虞山和三峯寺。看着虞山上的树，喝着三峯寺的茶，如果不是面对特殊身份的两个人，我真以为这世界是一副承平景象。吴警官在边上陪着，老孙一个人在表演独脚戏。我知道，虽然他们看起来是一伙的，但未必就互相信任。老孙表面上滔滔不绝，但口里滴水不漏，表现出一种职业官僚的专业素养。 所谓三人不同心。老孙在讲，指手画脚间，完成某种隐含的任务；吴警官端着茶杯，阴冷的眼镜片后面，泛着不得而知的幽光；我东张西望，心里没有顾虑，反而轻松。环顾四周，我不禁感叹，如果没有权力的指引，平常难得能进入这等僻静的茶室。茶室布置的堂皇而清雅，一帧相片引发了我的好奇。相片里的主角是习仲勋父子。八十年代，习近平跟随父亲视察兴福寺的留影。 相片里，人的衣着相貌和精神气质恍如隔世。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年代；那是一个能放纵呼喊的年代。一晃，几十年后，我却在这里和国保喝茶，我内心的挣扎和呐喊无从释放，我们都压抑着各自内心真实的声音，想着各自的心事。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只剩下控制与被控制、算计与被算计、消灭与被消灭。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相片里的人和事使我相信，历史是会退步的。好的历史总是昙花一现，便蜕化成一个怀念的空壳任人凭吊。 相片好像很随意地搁置在桌子与墙壁的直角处，看上去主人当然是于斯人为荣，但似也没考虑好如何处理相片才算得当。习近平备位多时，这时候才发掘出这么一帧留影，主人太缺乏必要的政治敏锐性了。又或许，是我猜想太多，主人是个内敛低调的和尚，身在净地，心也在方外。相片不大，以我揣测，应该要放大了金框装裱才有气派。但挂在茶室，识者鲜，又欠妥。放多大、挂哪里，对于繁复的官场来说，都有讲究。此时的相片，看得出是在等待权力的定夺。不管主人的意愿如何，相片出现在茶室，就是权力意识的体现。 下山路上，老孙问我明天要不要上班，我奇怪他作如此问。但也没多想，也许是随便问问，没话找话。这是我们通常的交流方式，调节气氛。上班是我的饭碗，当然要，我毕竟还是一个木匠。做好木匠，是我的本职，正像老孙们，星期天请我喝茶，不是为了叙旧，而是为了其后对顾义民的开庭审判，摸我的底。 五 自从跟国保接触以后，我周围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干净的朋友都视我为麻风病人，不再跟我来往。我的朋友圈一下子收窄了，剩下的都是同样被国保观照着的。 我天性自卑，总觉得低人一等，我一直为此苦恼。然而，要提升自我的自信力，又谈何容易。所以我交往的朋友，大多是他们主动联系我，一来二去，感觉还投缘，就交往下去。对于一些社会层次高的，我自觉不愿攀附，绝不主动联系他们。现在有了网络，联系起来方便许多，但孤独的人，终将孤独，孤独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天命。科技的便利也改变不了天命的摆布。 我就属于自闭的一类，特别是惹上国保以后，认识的，大街上遇见，就避着走。后来，有了经验，我看见熟识的，就主动让道，避免尴尬。我是穷光蛋，光脚不怕穿鞋的，国保也奈何不了我，我明白，那些熟识的，是有身价的人，好像点个头、打个招呼，就会连累到他们。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是乡下的草包，我为他们避让是对的，因为我们本身走的不是一条道。大多数人走上了康庄大道，我反应迟钝，一不小心走上了一条充满险径的窄道。 荒诞的是：愚蠢的人和精明的人共筑了这个世界。从原单位被辞职，后来有传言到我耳朵，国保说没让你们辞退，回言说，我们怕的。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许多东西，身份、地位、金钱、亲人、朋友，这些都是托举自己的有利资源。人要活得完满，这些不可或缺。对这类资源需求越多，考虑问题越全面，顾虑也多，我明白，许多朋友不会为了一个木匠惹祸上身。跟木匠交往，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要抵御掉缠绕我身上的流言和蜚语。精明人斤斤于得失，当然划不来。我对世界无足轻重，所以我不怕被国保屡屡观照。无足轻重的人喜欢做一些白费力气的活，譬如学西西弗斯滚石头，譬如学唐吉坷德战风车，这是在精明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事。 严格来说，我不是一个别人眼中的好朋友。朋友做东，按道理，我应该拍拍马屁说说好话，投有钱人所好。像西门庆摆酒席，应伯爵那样，使西门庆花了钱也舒心。抓挠到痒处，能使作东的朋友心花怒放。但我生性刻板，哪怕在酒席上、在朋友之间，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愿说违心话，请客的朋友往往不乐意我的臭脾气。我唯一能算优点的，就是听得进不顺耳的话，这时，我往往闷头夹菜，有眼尖的朋友说，你的气场跟酒桌上的氛围不投，我一笑置之。我的自我孤立，换来不合群的我。不得不说，拍马屁不露痕迹，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如果混社会需要赶场子，我得向应伯爵好好学习。但我偏偏选择了冷板凳。我心情孤僻，能跟我投缘的，少之又少，哪怕碰友，也是我生命中的缘分。对我来说，有些是朋友，有些是碰友，有些是忘年交，他们对我，都有过真情实意。13年回到乡下以后，朋友们慕我薄名，有人为我奔忙，有人为我出点子，虽然最终一一无果，回到做木匠的老路上，但我明白，他们已经尽力了，问题在体制的弊端上。正像国宝的观照，他们的疏远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他们怕因我受到牵连，我也理解他们，《圣经》说，人都是有缺陷的，我不会主动打扰他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对于不惧怕与我交往的，我心怀感激，毕竟我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木匠，没有可供朋友之间互相交换的社会资源，他们跟我的交往，纯粹纯粹更纯粹，尤其难能可贵。 2014年0月0日 2015年12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