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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知青的返城，原本背靠苍天、面对黄土，整日在田间劳作的知青，纷纷进入了城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但现实生活却把意欲回归原位的知青，推到了一个新的尴尬境地。因为没有工龄，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都得从零开始，更不要说沾不上边的分配住房这类好事。

　　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已经成了家的知青，尽管拖儿带女，但因为没有技术，干的活大多是最差的工种。再加上没有工龄，因而到手的工资也往往是最低的。因为他们是新的上班族，工龄只能从零算起，自然也就无法享受由工龄而带来的、除工资以外的其他一切待遇。

　　知青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难道有错？知青在农村劳动的经历就这样被轻易否定？知青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难道不算革命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屡遭碰壁的知青百思不得其解，许多人都从心底里或口头上发出一种抗争不公的呐喊。但除了不满和牢骚外，谁也没有将这种发在心底的呐喊，真正付诸于任何有效的行动。

　　然而，在毛主席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压不住埋在心头之火的知青们，想到了敢作敢为的肖芸。因为胆大心细的肖芸，“文革”中竟给中央领导写过一封反“血统论”的信。他们找到肖芸：“再冒一次险，代表我们写一封要求把我们下放的农龄改为工龄的信，这样我们就能分到房子，涨上工资。”

　　一开始，肖芸有点犹豫。心想：弄不好，自己会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女儿怎么办？丈夫怎么办？可转念一想：我们这些知青也太冤了……尽管她嘴上没答应，可在脑中已开始构思如何下笔了。

　　知青们都说：“肖芸，写好信后，我们都签上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

”

　　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肖芸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誉为“知青福音书”的信。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从1964—68年下乡、1978—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八千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衣穿），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　肖芸

1982.10.7

　　信的落款原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后面留下几页空白纸供知青们签名。当肖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大家却全没了当初求肖芸的劲头。捧读这封信，大家虽直夸写得好，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签名。肖芸一下傻了眼。但她明白，因为当时人们都深刻领教“文字狱”的厉害，大家都害怕因此惹火烧身。

　　捧着这犹如４枚炸弹的４页信，肖芸踌躇了。心想：这封信若是被那些紧绷政治斗争弦的人知道，上纲上线，定个“反革命罪”是无疑的。想到这，肖芸内心也有些害怕。晚上，她躲进厨房里准备把这封信付之一炬。

　　当拿起火柴时，肖芸却又犹豫了。忽然，她意识到，烧能烧掉“罪行”吗？因为已经有好多人看过这封信，其中好些句子他们都能背下来，只要有人去报告，照样跑不了。

　　一不做，二不休。于是，肖芸把信的末尾“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的字样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然后加上“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肖芸”。写到此处，这位刚强的女子心中涌起一股豪气。

　　临寄信前，肖芸找到了曾劝她写报告的知青们，言词恳切地说：“信是我写的，签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信由我寄，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如果我出事了，恳请你们把我的女儿照顾好，我也不怨谁，坐牢由我一人坐，把牢底坐穿也不后悔！”说话时，这位刚强的女子几欲落泪。

　　信虽已写好，但这封信应该寄给谁呢？肖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运告。潘运告时任《美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是肖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官。

　　写好信封，把信投进邮筒后，肖芸马不停蹄地做了三件事：一是请３天假回了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帮6岁的女儿打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你马上提出离婚，以免株连，然后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结婚，让女儿有个完整的家。

　　当做完这一切时，肖芸出奇的平静。她似乎是交代完了“后事”，瞬间也感到轻松了许多。

　　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肖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糟了，肯定是那封信惹了祸。肖芸忐忑不安地来到信访办。

　　信访办主任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

　　“嗯。”肖芸的回答很心虚。

　　“写的都是啥内容？”

　　“要求把下放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

　　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肖芸，僵硬的脸渐渐舒展出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工龄问题，即将行文。

”

　　肖芸听到这里，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

　　这年春节，肖芸遇到潘运告妻子的妹妹何秋爱，才弄清那封信的行程。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所提问题重要且具有普遍性，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民情民意之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词，加盖了鲜红的印章，然后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当时，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要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请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上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青云直上，成了胡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1983年6月，中央发布了365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知青在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计算到工龄中去。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在全国展开，八千万知青的农龄变成了工龄。此举，不仅改变了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八千万知青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终于有了一个肯定的诠释。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以后，那封改变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誉为“知青福音书”，自然，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位斗胆写信的老知青—肖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