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文孰理 2010-3-18

中国的文字狱从汉朝时就有了，到清朝得以完善，而在文革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出书，作文，写诗，画画都可能入文字狱。上小学时赶上文革，曾和几个孩子一起认真地研究过几本小人书（连环画）上的画，想从画中找出藏在其中的反动标语来。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有人从那个作者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过反动标语。当时文字狱活动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文革后，文字狱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反向地防止人们接受外界不合政府口味的信息。长城防火墙的开发和使用为建立这类文字狱提供了工具和手段。

想一想觉得这很有意思。到文革为止，两千多年来文字狱一直是单向的。组织（皇帝，政府等）永远在文字狱外面，看见谁不顺眼，就把谁投到狱里去。可到了文革后，组织所处的位置却变了，自己把自己下到了狱中，看见谁不顺眼，就把谁挡在外面。这大概也是互联网对现代人生活革命性的改变之一吧。

由此又想到动物园的发展。城里人带孩子去动物园，从来都是站在笼子外看动物。大人常对孩子说：“你看那几个猴子多有意思呀”。可要是去非洲肯尼亚的国家动物园去看动物，那你就得把你自己关在笼子一样的汽车里了。那的老猴子会对小猴子说：“瞧那几个小子多有意思呀”。

从文字狱还想到了一件事。文革才结束那会儿，人们一提起书文诗画这样的事就噤若寒蝉。从文危险几乎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所以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年，考不上理工科才考文科也成了那时多数考生的共识。许多家长也在背后不断地提醒自己的孩子：学那玩意可悬啊，瞧瞧老舍那一辈子。你要是学文，学不好，兴许还能落个清净；要是真学好了，没准就得上太平湖找老舍做伴去。因此不管喜欢不喜欢，当时的考生只要觉得自己的数理化还能对付，那绝对是要报考理工科院校的。哪怕是上个二三流的学校去学理工，也不去一流大学去学文。

我父母说起来也都算是文人了，特别是母亲，自称从小就是文学青年。当过教员，编辑，记者，研究员，出过书，带过学生。文人常干的那些事差不多全干过了。老两口现在都八十好几了，还常在计算机上笔耕，说就是为了找个乐子。他们都曾真心地相信过共产主义，也都曾莫名其妙地被共产党给狠狠地打翻在地，深知个中的滋味。所以当我说要去考理工科时，他们两人没有表示任何的反对意见。我看出母亲好像是想说点什么，但还是忍住了，什么也没说。

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母亲当时能接触到一些英美和港澳的报纸杂志。记得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后跟我说起她读到的一篇香港人写的文章。文章的大意是说现在大陆的考生凡是有能力的都去考理工科了，二三流的考生才去考文科。而按大陆的习惯，学文的人更有可能当官。因此二三十年后，一大批一流人才将会接受一批二三流人才的管理，如果现在不加以调整的话，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对二三十年后的中国起到很不好的作用。我知道母亲想说什么，母亲也知道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可是谁也没把话挑明。过了一会儿，我们就把话题给叉开了，从此再没提起过。母亲很了解她的儿子，知道尽管儿子经常写错别字，有时还犯些用词不当，词不达意之类的低级错误，但敲打敲打，应该还是个可教之孺子。但她终于什么都没说。

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理工科大学，学计算机科学。我非常喜欢这个行当，到现在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从来没对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可有时我也想，要是当时没有那个文字狱，没有文革那场浩劫，或者母亲把她的想法说出来并坚持她的想法，那我现在会在做什么呢？

这几年回国时见到一些大学同学，除了出国的外，还有相当一些人一直在做技术工作，虽然也都是什么“工”啊“总”的了，但是按国内的成功标准来看，都混得平平。只有几个在八九十年代就弃文从商的看上去很是光鲜。另外还有机会见到几个当时去学文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在部里、市里当差，每天手里晃着印把子，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的了。我手里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来验证三十多年前哪位港人的话，但仍觉得他当时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