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國內醫療糾紛不斷，醫生不擇手段斂財和沽名釣譽，患者和家屬欲哭無淚，醫生不負責任造成重大責任事故……等等報導不斷，怵目驚心。我深深地感到：或許李家忠教授、我姑姑、父親他們那一輩醫生的醫術，後學者能夠繼承並超越；但是他們那一輩醫生的醫德，我們還能見識到嗎？
老高按：由於我父親和他的姐姐、哥哥都是醫生，我童年和青少年見過的有影響的專家、學者，也多是醫學家。也積攢下若干關於他們的故事，雖然十分零碎，難以成篇，但是他們的音容笑貌在我頭腦中留下的印象卻很深。所以當我讀到下面這篇關於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已故外科專家李家忠教授的文章，感到分外親切。
我父親與李家忠教授，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是上海同濟醫學院同窗，除了在學問上互相砥礪切磋，還有共同的許多愛好，打籃球、踢足球。解放以後雖然我家在武漢，李家忠教授家在北京，但還是有不少見面的機會。從小我就認識這位李伯伯，兩家人也成了通家之好。李伯伯家有兩位千金，據說在我和我哥哥才十來歲時，兩家大人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將來他們能配成兩對才好呢！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兩張珍貴照片——我父親愛擺弄照相機，雖然一輩子沒拍出幾張好照片，卻留下兩張同濟醫學院“九一八”籃球隊夥伴們的珍貴合影。它們記錄下那個國難當頭的歲月，這些血氣方剛的學子，就是在業餘生活中都提醒自己，要銘記國讎家恨。 
同濟醫學院“九一八”籃球隊隊員1933年合影。後排右二為李家忠。 
左為李家忠。
看了這篇文風樸實的文章，我對李家忠教授的理解更深了一層。
文章的作者李惠薪是一個頗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上中學時便在老作家張天翼輔導下，發表了短篇小說《棗》。此後半個世紀，她先後出版了10部長篇小說，4部短篇小說集，數百篇散文，還翻譯出版了《小豬和朋友們》等兩部長篇童話（慚愧，我只在二十多年前讀過她寫的《瀾滄江畔》）。然而，她卻是一位業餘作家。1961年，李惠薪從北京醫學院畢業，現在她是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內科教授，發表過20多篇她研究領域的醫學論文，並參加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及多部醫學著作的編寫。不過，她的這篇人物特寫我讀後覺得有些不滿足：身為山東人的李家忠教授，是非常有個性的啊！
李家忠教授雖然是個留美的老知識分子，怪話也不少，在“文革”中居然避過一劫，沒被抄家和批鬥。這在他們這一輩人中實屬罕見。原來，“文革”初起之際，他接到緊急任務，連夜乘坐吉普趕往首鋼（當時還叫石景山鋼鐵廠）搶救一位工人工程師。病人搶救過來了，但是他卻腦出血倒下了（李伯母告訴我，有可能是吉普車顛簸彈跳時頭部碰到了頂篷鐵架造成的），後來奇蹟般地化險為夷。“奮不顧身地搶救工人工程師”在當時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成果，工人工程師被搶救過來也算立了一功。雖然在他，不過視作盡了一個醫生的本分，但在“文革”氣氛中，卻被上綱上線、賦予不少政治涵義。他實際上是以自己到鬼門關走了一遭為代價，保全了家人的平安。
近年來關於國內醫療糾紛不斷，醫生不擇手段斂財和沽名釣譽，患者和家屬欲哭無淚，醫生不負責任造成重大責任事故……等等報導，一件比一件惡劣、離奇，怵目驚心。有人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寫寫你姑姑他們那一輩醫學家的事？多年來經常有人告訴我：“我奶奶（或我媽媽、我姐姐）的命就是你姑姑救的”。有一位現在投身科普的著名作家，二十多年前寫過一篇關於我姑姑的報告文學，開頭描繪了一幅場景，很能啟動人們的想象力：這位婦產科專家每天從自己家裡步行去醫院上班，如果幾十年來她接生的孩子都來到這條兩里長的路上，這條路將變得何等熙熙攘攘、語笑喧闐！
或許李家忠、我姑姑、父親他們那一輩醫生的醫術，後學者能夠繼承並超越；但是他們那一輩醫生的醫德，真成了、永遠成了絕響？
李家忠（1913年～1987年），著名的外科專家和臨床醫學教育家。
李家忠於1939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醫科系。1947年9月赴美留學，先後在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醫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醫學院等機構任研究員。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克服重重困難，毅然摒棄了國外的高薪聘用，於1950年3月回到祖國，任職於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李家忠教授
那時恰逢抗美援朝戰爭，在李家忠自己填寫的履歷表中，有如下記載：“……參加了抗美援朝，在北京醫療隊時，立功一次。”但在醫院保存的職工檔案中，卻是這樣寫的：“自願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手術隊，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後勤衛生部聘為手術隊隊長。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戰鬥中，光榮為人民立下功勞，被授予獎狀，記大功一次……” 與健在的外科老大夫們談及此事，他們都清楚地記得李家忠參加過抗美援朝手術隊。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這樣一位剛剛從美國回來的外科專家，轉身就奔赴炮火紛飛的戰場。這是要有一些精神的。但關於立大功的事卻無人知曉，李家忠從未在人前談起過。這非常符合他為人處事的風格，做事十分低調，名利看得很淡。
李家忠一生從事外科醫學事業，是我國外科學界的先輩。他醫德高尚，醫術精湛。早在1940年，即對地方性甲狀腺腫的組織形態學進行了研究，並發表重要論文。回國後，他曾致力於肝臟外科的臨床研究，是我國肝臟外科的創始人之一。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他就在北大一院開展了二尖瓣分離術及主動脈瘤切除血管移植術；後又相繼開展心內直視手術、門靜脈高壓分流術等領先的外科手術。
為提高手術的成功率，李家忠總是想方設法拜能者為師，向兄弟院校學習。阜外醫院的心臟外科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手術成功率高。他親自出面懇請阜外醫院的專家來北大一院演示手術。他十分關注在北京舉辦的外科學術會議，憑着老同學、老朋友的關係，請專家在會議間歇抽空來醫院做示範。著名的裘法祖院士就曾在他的邀請下，親手操刀做過門靜脈高壓分流術。李家忠這種博採眾長的做法，使外科大夫們受益匪淺。也正是基於這種理念，他從不把自己多年來從事臨床外科的經驗看做是個人專利、私有財產，總是毫無保留地與人分享。
外科醫生們大都活躍於手術室內，手術台是他們大顯身手的地方，而病床旁卻很少看到他們的身影。但是，李家忠清癯的身影常常出現在病房中。在一次全科大查房之後的討論中，他針對一位胰腺炎患者表達了意見：“他的預後很差，病情難以逆轉……”“您怎麼能輕易地說要放棄呢？”一個不大的聲音從他的背後傳了過來，語調十分堅定。李家忠回過頭，發現這個冒失的年輕人是剛來外科報到的。李教授沒有申斥他，說：“我建議你去看看病人……”
不久，患者去世了。李家忠與年輕的大夫進行了長談。他語重心長地說：“外科醫生並不能治療所有的病人，但我們可以為治他們的病，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正是抱着這樣的理念，1967年6月13日，當時正值十年浩劫期間，李家忠全然不顧政治環境的不利，於夜間參加首都鋼鐵公司的會診，積極搶救一位工程師。不幸的是，翌日清晨，他突發腦出血，昏迷數天。幸虧搶救及時，他才轉危為安。
最令人感動的是，那位在示教大廳向他“發難”的年輕人後來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要被發配到甘肅，在他臨行前一天，李家忠特意從北京南城乘公交車來到醫院為他餞行。那時的他還在恢復階段，左下肢活動依然不太靈活。年輕大夫非常感動。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他處於極端孤立的地位。當年的年輕大夫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談到往事依然熱淚盈眶：“李老師的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我很慚愧，對你當前的處境，我束手無策！’這幾句話在我十年艱苦的勞改生涯中，不僅僅是安慰，更是鼓勵和鞭策，給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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