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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中国教科书呢？ |
| | 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给全国中学历史教师的演讲中说：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袁世凯是“卖国贼”，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
老高按：读到中山大学近代史著名学者袁伟时教授一篇演讲稿，很激动，禁不住要在这里转贴，与各位共享。
其实，袁老这些观点，我过去早就接触过，并不算太新鲜，而且觉得早已经是常识（楊奎松教授最近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說得好：“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让我觉得新鲜的、感到激动的，一是他演讲的场合，二是这篇演讲稿刊登的媒体。
他是应邀在中国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演讲，地点是在大连红旗中学的礼堂；这篇长达18000字的演讲稿，是在《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上刊登。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
为什么这么说？
过去有句话叫“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可以借用这个句法说：“思想文化界观念已变，中国中小学课本未变”。过去，我们常常谴责日本的教科书篡改历史，但是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在篡改历史的问题上不仅一点不亚于日本教科书，而且更大胆、更全面、更严重。日本教科书只是在日本与中、韩、朝和周边其它国家关系史、二战史等领域歪曲和隐瞒史实，而中国的教科书则全面篡改现代史、中共党史；日本的教科书是多家竞争，文部省只管审查，并不强制要求学校采用；而中国的教科书则是由教育部下令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近年来才有了一定改变）。教科书堪称是最保守的领域，被严格地限定，只能传授官方（中宣部、教育部）钦定的“标准”谎言。如果说在过去年代，这有其一定道理，但是在思想文化界的新思想竞起、新史料迭出之际，中国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依然故我”，摆出一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老面孔，年复一年地误导、毒害中国的下一代，不由得让我啼笑皆非，又心头火起！ 袁伟时教授应邀到中国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上演讲，演讲文稿又被给中学历史教师提供教学参考的《中学历史教学》杂志刊登，这就说明，袁伟时教授这些过去被视作“离经叛道”的看法，已经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有可能影响中学历史教师，而后部分地渗透到中学生。
正如袁伟时教授在这次演讲中所说：“……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指中学生）？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袁伟时教授这篇演讲实在太长，只能分成上、下篇。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上）
袁伟时，《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点：大连红旗中学）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是什么精神呢？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这是一种思维方法。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当我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学生一定讲一个故事。我五十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问。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你们是全国30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不一定做学者，做其它事也一样。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号召要批判《红楼梦》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不是。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都知道，要让年青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发表了十多篇东西。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两万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一万多字；还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在问答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写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乱。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想，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跨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三篇东西，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20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38年的混乱，400万英国人死去20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第四，怎么看孙中山？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钧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关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三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对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为更加是受到苏联的蛊惑，有时他的水平之低是惊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未完待续）
刊登于《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相关文章： 袁伟时答问：辛亥革命如何定性，为何失败？ 袁伟时答问：为何一代代政治家走入歧途？ 关于“虎妈”的争论，来自于竞争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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