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中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差点让我和妈妈分离。由于外公家在当地是一个富庶之家，被定的阶级成分较高，因而深受一些贫下中农们的排挤，外公的被批斗，更受到一些小人们的歧视。大姨是母亲姐妹三个中文化最高的，当时在生产队里当会计，不知什么原因被人诬陷欺负，大姨人很老实，有话说不出，一气之下昏死了过去，她怕大姐着急，回家也没敢和母亲讲，倒是邻居看不公，偷偷告诉了母亲。母亲是个敢做敢为，做事讲理的人，一直以来生活中坚守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决不软弱”的原则，拼个你死我活也要将事情说清楚，看看归根结底谁对谁错，决不蒙受不白之冤，这种性格，长大后的我极其地象母亲。某日，欺负过大姨的人正好路过外公家门口，母亲遂拉住此人想问个缘由，不承想，话不投机半句多，双方起了争执，小姨当时也在场，一场拳脚相加，将对方给打了。事情也就闹大了，对方将此事告到了工宣队（从县城下乡负责农村政治工作的小组），于是叫母亲和小姨到大队部问话，与对方当面对质，母亲袒护妹妹没让小姨同去，将全部责任一人承担了下来。在大队部，工宣队的工作人员粗暴武断，并不讲究什么工作策略，以为对方挨了打，便偏听偏信袒护对方，对母亲大喊大叫，拍桌子瞪眼，想以此来镇吓一个农村弱女子，让其屈服下来，事情就得以解决了。工宣队完全想错了，没想到遇到了对手，母亲全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字不识，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人，她们的不公和张狂激怒了母亲，你冲我拍桌子，我也不甘示弱，母亲抄起桌子上的一个算盘就摔到了地上，算盘珠子滚落了满地。一下子惹恼了工宣队，矛盾随即转到了母亲与工宣队之间，工宣队认为母亲蔑视他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尊重，更要上纲上线，给母亲定罪，那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工宣队权力很大，一句话就可以置你一个罪过，甚至可以让你蹲上几年监牢。母亲回到家中，给小姨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工宣队不依不饶，就准备去坐牢，妈妈交待小姨要带好我，小姨的性格很象母亲，妈妈会很放心。本来一件邻里间的小事，闹到如今的地步谁都没想到，使事情僵在了那里，工宣队要妈妈向他们认错，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可母亲认为工宣队做事不公，自己并没有错，大队干部连忙出面周旋，帮母亲说了许多的好话，将焦点又转回到打架的事儿上，于是深入村子找各个当事人进行调查。最终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原因是由对方引起来，闹事的不对，打人的有错，双方都有责任，工宣队也自知理亏，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谈起文化大革命，就要谈谈我性格的突然转变，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皮孩子，虽然经常惹妈妈着急上火掉眼泪，妈妈并没因此而遏制过我的天性，而是给予了我宽松的生长环境。文化大革命的起起落落以及它的血腥残忍，让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深深感到了事态的炎凉，世事的难测，我的性格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随着小姨的出嫁，小舅的完婚，母亲完成了她作为长姐的职责，我也结束了在外公家五六年的童年生活，随着母亲回到了爷爷那边那个空旷的大院子。由于长年不在这里居住，对这里的环境非常陌生，也不熟悉这里的同龄小伙伴，因而有一段时间独自呆在院子里和母亲在一起，母亲忙时，我就自己玩儿。到了冬天，母亲不用下地干活，我和母亲呆在暖暖的屋子内，母亲在炕上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给我讲着外公家中的故事，而我则坐在煤火炉旁，或烤山芋片，或烤花生和黄豆，一边听着故事，一边享受着这独特的美食。那时冬天很冷，池塘表面会结上厚厚的冰，很多小朋友会在上面玩一种叫做抽“嘎嘎”的游戏，这是一种在中国北方地域特有的玩具，用一节圆木头，一头削尖并嵌入一个钢性滚珠，另一端则削平并画上好看的图案，用一个小鞭子在光滑的地面上抽打。这个东西会旋转很久很久，尤其是在光滑的冰面上，几个小朋友经常比赛看谁的“嘎嘎”旋转的时间更长。池塘的冰面上是相当危险的，小孩子玩起来会忘乎所以，踏到冰层较薄的地方，时常有人掉下冰窟窿。母亲是绝对不允许我在冰面上行走和玩耍的，于是母亲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在我家的院子里找一个不妨碍行走的地方，晚上睡觉前浇上几盆水，待早晨起来就形成了一块两平米左右、相当平滑的冰面，我可以在上面独自享受抽“嘎嘎”的乐趣，同时又避免了危险，从此可看出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安全意识，又极聪明和富有智慧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