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間，家中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差點讓我和媽媽分離。由於外公家在當地是一個富庶之家，被定的階級成分較高，因而深受一些貧下中農們的排擠，外公的被批鬥，更受到一些小人們的歧視。大姨是母親姐妹三個中文化最高的，當時在生產隊裡當會計，不知什麼原因被人誣陷欺負，大姨人很老實，有話說不出，一氣之下昏死了過去，她怕大姐着急，回家也沒敢和母親講，倒是鄰居看不公，偷偷告訴了母親。母親是個敢做敢為，做事講理的人，一直以來生活中堅守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決不軟弱”的原則，拼個你死我活也要將事情說清楚，看看歸根結底誰對誰錯，決不蒙受不白之冤，這種性格，長大後的我極其地象母親。某日，欺負過大姨的人正好路過外公家門口，母親遂拉住此人想問個緣由，不承想，話不投機半句多，雙方起了爭執，小姨當時也在場，一場拳腳相加，將對方給打了。事情也就鬧大了，對方將此事告到了工宣隊（從縣城下鄉負責農村政治工作的小組），於是叫母親和小姨到大隊部問話，與對方當面對質，母親袒護妹妹沒讓小姨同去，將全部責任一人承擔了下來。在大隊部，工宣隊的工作人員粗暴武斷，並不講究什麼工作策略，以為對方挨了打，便偏聽偏信袒護對方，對母親大喊大叫，拍桌子瞪眼，想以此來鎮嚇一個農村弱女子，讓其屈服下來，事情就得以解決了。工宣隊完全想錯了，沒想到遇到了對手，母親全然不象他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大字不識，也沒見過什麼世面的女人，她們的不公和張狂激怒了母親，你沖我拍桌子，我也不甘示弱，母親抄起桌子上的一個算盤就摔到了地上，算盤珠子滾落了滿地。一下子惹惱了工宣隊，矛盾隨即轉到了母親與工宣隊之間，工宣隊認為母親蔑視他們，沒有給他們足夠的尊重，更要上綱上線，給母親定罪，那是個無法無天的年代，工宣隊權力很大，一句話就可以置你一個罪過，甚至可以讓你蹲上幾年監牢。母親回到家中，給小姨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如果工宣隊不依不饒，就準備去坐牢，媽媽交待小姨要帶好我，小姨的性格很象母親，媽媽會很放心。本來一件鄰裡間的小事，鬧到如今的地步誰都沒想到，使事情僵在了那裡，工宣隊要媽媽向他們認錯，給他們一個台階下，可母親認為工宣隊做事不公，自己並沒有錯，大隊幹部連忙出面周旋，幫母親說了許多的好話，將焦點又轉回到打架的事兒上，於是深入村子找各個當事人進行調查。最終的結果，大家一致認為原因是由對方引起來，鬧事的不對，打人的有錯，雙方都有責任，工宣隊也自知理虧，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談起文化大革命，就要談談我性格的突然轉變，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頑皮孩子，雖然經常惹媽媽着急上火掉眼淚，媽媽並沒因此而遏制過我的天性，而是給予了我寬鬆的生長環境。文化大革命的起起落落以及它的血腥殘忍，讓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深深感到了事態的炎涼，世事的難測，我的性格在這段時間也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隨着小姨的出嫁，小舅的完婚，母親完成了她作為長姐的職責，我也結束了在外公家五六年的童年生活，隨着母親回到了爺爺那邊那個空曠的大院子。由於長年不在這裡居住，對這裡的環境非常陌生，也不熟悉這裡的同齡小夥伴，因而有一段時間獨自呆在院子裡和母親在一起，母親忙時，我就自己玩兒。到了冬天，母親不用下地幹活，我和母親呆在暖暖的屋子內，母親在炕上一邊做着針線活，一邊給我講着外公家中的故事，而我則坐在煤火爐旁，或烤山芋片，或烤花生和黃豆，一邊聽着故事，一邊享受着這獨特的美食。那時冬天很冷，池塘表面會結上厚厚的冰，很多小朋友會在上面玩一種叫做抽“嘎嘎”的遊戲，這是一種在中國北方地域特有的玩具，用一節圓木頭，一頭削尖並嵌入一個鋼性滾珠，另一端則削平並畫上好看的圖案，用一個小鞭子在光滑的地面上抽打。這個東西會旋轉很久很久，尤其是在光滑的冰面上，幾個小朋友經常比賽看誰的“嘎嘎”旋轉的時間更長。池塘的冰面上是相當危險的，小孩子玩起來會忘乎所以，踏到冰層較薄的地方，時常有人掉下冰窟窿。母親是絕對不允許我在冰面上行走和玩耍的，於是母親想出了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在我家的院子裡找一個不妨礙行走的地方，晚上睡覺前澆上幾盆水，待早晨起來就形成了一塊兩平米左右、相當平滑的冰面，我可以在上面獨自享受抽“嘎嘎”的樂趣，同時又避免了危險，從此可看出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有安全意識，又極聰明和富有智慧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