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關心我的人，同事、朋友、家人，都反對我年底回國。

反對得最激烈的是父親。

他自幼父母雙亡，兩歲時由叔叔帶到菲利賓撫養，六歲回國，算是一個有“污點”在身的“歸僑”，加上抗戰後期十六七歲的他響應政府的號召，填表申請了“三青團”組織，雖未被批准，但因有此表在案，五零年“鎮反”時差點兒沒被當作“反革命”給槍斃掉。幸虧有良心者作證說他解放前“為黨做過一定的貢獻”，才得以功過相抵保了命。反右時期，他在上海讀書，那段歷史又一次被翻了出來，整得他五臟六腑都“不知到哪兒了”（父親原話），終因“經查無任何反黨言論”而過了關。（後來父親跟我說，他是“死”過一回的人了，豈敢再“亂說亂動”？） 六零年初，他與中學裡的教導主任合編了一冊《數理化自學叢書》，尚未正式出版，就碰上了“文革”。 這一次，“歸僑”、“三青團”、“白專道路”三頂大帽一起砸到他的頭上，雖免牢獄之災，卻被罰帶領一幫子最調皮搗蛋的學生，到鄉下勞動改造三年。留在大上海的教導主任就沒有那麼“運氣”了；他因受不了精神上的極端侮辱和肉體上的非人折磨，“自絕於人民”了。因為被貶到鄉下，父親又“撿了一條命”。

父親的觀點很簡單：GCD出爾反爾，言而無信，雖有鄧大人坐鎮，但難保再來一次“鎮反擴大化”。既然出去了，就不要再回來。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進步了，“六·四 鎮反” 沒有搞得太離譜，但當時國內迅猛的、大張旗鼓的搜捕和鎮壓卻使在國外的留學生們涼透了心。

我，也不能倖免。

“就這樣定了”的愛情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七嫂通情達理。她主張“暫不回國，靜觀其變”，甚至勸我“另覓她偶”，但深情款款地表示“無論如何，我會一直等你”。

如此佳偶，哪裡“另覓”去？！

我回不去，她能不能出來呢？

在當時的狀況下，將七嫂辦出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花了我們一年零7個月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