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出嫁前就在村子中担任过妇女干部，结婚后，由于环境的改变，生活负担加重，而不得不推掉了这副担子。回到了祖父的村子后，妈妈在众人的推举下不得不再担此任，作为妇女干部，一方面要带领妇女们下地干活，另一方面还要经常到公社和县城参加会议，回来向妇女们传达上面的方针指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大会。一来我刚刚回到这里对周围的小伙伴不熟悉，二来也没有人在家中照顾我，那时爷爷已是八十高龄，于是，每当派母亲到公社或县城去参加批斗大会，就不得不带着我同去。我的父亲给我和母亲买了一辆非常漂亮的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一来母亲从小就喜欢骑脚踏车，二来也为了母亲时常带着我方便。那时一辆新的名牌自行车，往往要花费父亲几乎一年的薪金，在我们那个村子里是极少有的稀罕物，经常有人家为了相亲或嫁女而借用自行车，每当母亲骑着脚踏车带我到城里玩，那是一件相当美好的事情，有如现今年轻人驾着跑车在大街上兜风一样的自豪。妈妈骑着脚踏车将我放在前面的小椅子上，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好奇地向母亲问东问西，很是惬意。然而批斗会上那些残忍的画面和血腥的场景，往往会深深震撼我这个五六岁的孩子，被游街示众的人，有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有的带着高高的帽子，足有一米来高，帽子上用黑墨写着：我是“大坏蛋或反革命X X X”，名字上用红墨打着大大的十叉，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游完街就将这些人带到某个地方进行公开批斗，大家在某个红卫兵的带领下，高喊着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声讨着这些牛鬼蛇神们的罪行。他们则要弯腰九十度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劳动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很多人由于禁不住长时间的弯腰，慢慢地直起腰来，那些红卫兵就在他们的后背上放上一块大石头，腰弯的角度不够大，石头往往会滑落下来，少不了挨红卫兵小将们的皮带一顿乱抽，直打得皮开肉绽，有时也会给他们在脖子上挂上砖头，强迫他们低头弯腰认罪，经常有人挨不住长时间的折磨，一头栽倒在地，就再也没能起来。每次回来的路上，没有了去时那些好奇的问题，翻来覆去的问着妈妈同一句话，那些人为什么会挨批斗，红卫兵为什么会如此残忍地对待那些在台上遭批斗的人，妈妈不知道如何给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解释清楚这场残酷的文化革命，就用简单的一句话回答我：他们做了错事，并嘱咐我千万不要做错事，一旦做了错事就得离开妈妈，像他们一样被批斗。每当参加完批斗会回到家中，天黑下来的时候，白天那些恐怖的场面，会使我不敢独自呆在里屋内，而是揪着妈妈的裤腿，跟着妈妈在外屋做饭，生怕被什么人将我抓去，离开妈妈游街示众挨斗批判。我的性格在这种大环境下，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先问问妈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敢轻易冒然行动。我敢做敢当、顽皮好动的性格依然还在，只是顽皮中多了一份谨慎，做事中学会了思考。这种改变，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对我以后的人生或许是一件好事。

    童年时光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中，就这样悄悄的溜走了。虽然在这期间懂得了什么是血腥，明白了什么叫残暴，知道了恐怖的含义，虽然顽皮得过头闯过不少祸，虽然父亲不在身边，又无兄姐弟妹们相伴，经常感到孤独寂寞，但是在母亲的百般呵护下，对我而言，童年依然是幸福而美好的。在这期间我很少见到父亲，一来父亲在外地工作离家较远，二来文化大革命也使得父亲不能随便的回家喝我们团聚。每年寒暑假，父亲才能回来和我们小聚些日子，长期的分离，使我们父子有一些陌生，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很多好吃的食物，还有新衣服、新玩具、新的小人书，一方面使得父亲弥补做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为我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做些改善。每次当我们刚刚熟悉了一些后，归期已到，不得不让我们父子继续品尝着分离的那份苦涩。就这样反反复复的重复了二十多年，直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父亲身边，我们父子才开始逐渐修复这个残缺的情感，但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有了那末一点起色，一直到我也已然到了为人父的年龄，才深深理解了父亲的感受和难处。我父亲不多言不多语，是一个脚踏实地，善良正直，也很单纯的人，单纯的甚至有点不懂人情世故。我们父子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亲密，他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理解。虽然我眼中的父亲，不能和母亲一样的伟大，但也慢慢感受到了父子之情，在后面的记叙中，你会了解到我更加真实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