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讀了童之偉教授的報告(《童之偉：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也產生了與XUPING君同樣的疑問。拜讀了XUPING此文(《掠奪》)，自然也認同XUPING的結論。

　　

童教授在報告中強調指出：

　　

在推進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的過程中，重慶高層給全社會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項劍指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強烈印象。

　　……

　　

重慶第一大的私營企業家、“身家數十億的地產富豪”彭治民“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尋釁滋事罪、濫伐林木罪、高利轉貸罪、行賄罪，數罪併罰，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重慶身家第二大的私營企業家、“淨資產40億元人民幣”的俊峰集團總裁李俊被通緝逃亡海外，親屬多人被抓或被通緝逃亡，相關企業被國家機關或國有企業接管。

　　

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明亮，據報資產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應該可以算重慶身家排第三的私營企業家，已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

　　

陳明亮被執行死刑後，其妻左保書告訴記者說，“從查封到拍賣，我們的財產是怎麼處置的，沒有任何人來告訴我們”。有關調查結果顯示，原來私營企業家被通緝、被捕或被判刑後，其所屬企業的資產均由重慶市相關政府部門或指定的國有企業託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塗賬;據《財經》雜誌記者報道，這些私營企業財產的查封、扣押和執行，都是公安部門代替法院主導的。地方公權力部門、國有企業借打黑巧取豪奪和直接強占私營企業財產的情形駭人聽聞。

　　

XUPING君認為：

　　

很顯然，權力的這些“打黑”、“打擊集資詐騙”等行動的性質，就是兩個字：掠奪。

　　

中共執政之初，在允許私營經濟存活了沒有多少時間之後，就通過三反、公私合營等手段，將它們掠奪乾淨。隨後，又時而允許“三自一包”、時而“割資本主義尾巴”……總之：當經濟上遇到了麻煩時就放鬆;而一旦經濟難關過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初期“鼓勵個體經營”的政策剛實施時，不少人的最大反應是“心有餘悸”。他們擔心：哪一天政策又變了，不但他們的經營成果要打水飄了，更難以預料到還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呢。

　　

我還有三點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網友的指教：

　　

一、像重慶的首富、二富、三富這樣身家過億的富翁，在我國現行體制下，能夠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內的全部資金都是乾淨的、合法的嗎?其管理機構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級雇員都是按照市場規則、法律秩序管理、經營、操作的嗎?其融資、物流、審批、通關、營銷的全部規程和實際操作過程，總之，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都是誠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義、職業操守和商業道德的嗎?也就是說，他們能夠做到完完全全沒有官商勾結的任何齷齪勾當，沒有絲毫潛規則的斑斑劣跡，沒有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的卑劣違法、欺詐行為嗎?

　　

我們要問，如果他們從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夠在一切方面一切過程乃至一切細節中做到這一切，他們能夠在短短的幾年十幾年裡發家致富到身家過億嗎?反之，如果只要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把他們定性為黑社會組織嗎?那麼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不是黑社會組織的商業機構和社團嗎?如果不然，我們打黑的時候憑什麼只打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這一層，不打那一層?還是所有發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稱的那樣把他們整得“傾家蕩產”，就像改革開放前割資本主義尾巴一樣，讓所有人一夜之間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貧窮、普遍匱乏?還是有多少這樣的齷齪勾當和斑斑劣跡的紀錄，才能夠定性為黑社會?那麼這個量化標準又應該由誰、根據什麼來確定?

　　

二、這究竟是他們的問題，還是制度的問題?是商家的問題，還是官家的問題?國際社會為什麼不肯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地位?這不是不打自招嗎?——這些問題不是證明了我們現行的經濟體制並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場體制，而是畸形的病態的市場體制或者乾脆叫做官家壟斷體制?證明了我們的跛腳的改革已經使中國市場經濟走上了特權壟斷的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

　　

如果這些商家就是應該打擊的，那麼首先應該打擊的不就是保護他們、縱容他們、滋生他們、陷他們於不義的那些官家，和這個體制?憑什麼只打這些商家，而不打他們背後的官家?也許，打黑主持者的真實用意並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後才能夠圖窮匕見?莫非，重慶打黑的真正目標，就是我們的現行體制和推行這個體制的官家，也就是主持者的上級、前任和執行上級和前任的路線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強只是他們一個中層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戲還在後面?大幕還沒有揭開?

　　

那麼，對於我們來說，最關鍵的問題是，這樣的問題是應該通過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針見血指出的用“掠奪”的方式來解決，還是應該通過經濟體制轉型改革和政治體制轉型改革來解決?我以為，這種“掠奪”的方式，其實就是對改革開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並且是比暴力土改和專政式對私改造的掠奪更加粗暴更加野蠻的暴行!因為那種掠奪多少還有一點“殺(劫)富濟貧”的誠意，是對歷史上帝制特權王朝留下的遺產的剝奪，而目前這種掠奪，就只能是借“殺富濟貧”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導演的一場出爾反爾的騙局和醜劇——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結、權錢結合的齷齪勾當和潛規則“逼良為娼”或“誘良為娼”，以便共同進行最野蠻的原始積累和圈錢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隨後又借打富“娼”——剝奪早期與之互相勾結沆瀣一氣的商家來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會兒逼良為娼，一會兒打娼自肥，在我們普通公民看起來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說官商勾結是第一次自肥，那麼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總之官家是“墨索里尼，總是有理”，因而絕無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細想來其實也並非如此。一來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員組成，且此一時彼一時也，他們的利害立場情感見解也並非完全一致。而在沒有民主法制的約束和保障的情況下，他們的利益都必須通過激烈的勾心鬥角來博取，所以歸根結底他們也未必安全，更談不上永遠安全。最近的事變居然比人們的預期更快地證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蠻掠奪，並沒有真正的贏家。重慶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暫時利益是絕對沒有保障的，因為“殺富濟貧”不過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來的將是什麼，誰也說不清。現在，連在打黑中屢立戰功的功臣也不安全，不論他是畏罪潛逃，還是挾“料”自重，總之他也要逃離體制去借用外力——“敵對勢力”了。(此計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強的後塵。他的結局現在還很難預料。)而他的逃離又必然加速打黑主持者的危機的到來。所有這些，本來都是官家自身的邏輯形成的，可以說，他們只是自導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罷了，與我們普通公民幾乎無關;這裡面，既沒有我們的過錯，也沒有我們的功勞。受益受害，我們都是完全被動的，毫無發言權的。打黑維穩，難免傷及無辜，卻又絕對達不到長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們自己的內訌和內亂。

　　

當體制本身的合法性也開始受到最善良的人們的質疑時，這就與我們息息相關了。人們要問，現在這個體制還會安全嗎?也許這正是體制根本變革前夜的徵兆?從某種角度來說，重慶打黑又一次為我們創造了我們所需要的良好契機?

　　

其實契機一再閃亮，並且一直存在，關鍵還是我們上上下下是否抓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