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有上千近万的热血沸腾的海外知识分子满怀爱国之情毅然回归祖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海龟”。这些海龟们回国可能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可以说都是希望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回国后或由于所学专业不为国家所用，或对众多的政治运动不适应，或有不同的信仰和理念，或在国外的“特务嫌疑”不能被洗刷干净，无论他们有何等爱国热情，有何等学问专长，他们注定会遭遇很坷坎的命运、悲惨的人生。家破人亡的有，苟且偷生的有，一事无成的也有，他们的遭遇很少被世人所关注。
 
我在读大学前在故乡县城就认识的这样一个美国海龟，他的命运就可能是许许多多这样的海龟之缩影。此海龟姓吴，我们都叫他吴眼镜或吴博士，以至于从不知道他的大名。据他说, 他是响应周总理号召，54年回国的。他不幸运在美国学经济，已取得硕士还未读完博士，还无任何成就和名望。念美国何大学我早忘了，但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方鸿渐就读的“克莱敦”野鸡大学。他接触的或谈论的大概都是与基督耶稣有关，因此我猜他回国很顺利，没受到任何阻挠或刁难，更无任何政治迫害。显然他无任何回国的本钱，因为他所从事的专业回国后除了改行没有任何用处, 他在国外无功无名注定他回国后无法受到重视, 他的宗教背景以及他顺利的归国经历使得他不能洗清他在国外的“特务嫌疑”。但是，他还是携老婆回国了。
 
吴博士的父亲是县城最大的地主。几乎所有南门的店铺都是他家的，南门的福音堂是他家捐建的。据说他家长工担水是不许换肩的，前面一桶是吃水。后面一桶因长工可能放臭屁只能作为用水。他留学显然不是考上什么奖学金，而是他父亲用剥削佃户的钱送出去的。他父亲在解放后土改时被镇压了。故有人说他是在美国无钱了，又找不到工作，才不得不回来。这样说也许有道理但我不这样想。我想当时在海外的大多数留学生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了希望，认为回国建设必将发挥所长并大有作为，并因此而踏上归国之路的。
 
吴博士在美国学的是经济，回国后当然无用武之地，还好他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作英文翻译。不清楚随吴博士一道回国的老婆分配工作没有或分配到什么单位。据说吴博士的老婆是一华侨女子，与吴博士一道回县城探望吴博士的母亲几次，县城许多人见过，说她就像电影《南海长城》那个留洋的地主儿子带回家的漂亮老婆一样。最后一次她回县城探亲时被人揭发吴博士家入夜后有嘀嘀嗒嗒的电台声。公安局随之破获一个震惊全县城“美蒋特务”案。她竟然是一个“美蒋特务”！她被捕入狱后不久就病死了。
 
吴博士在“反右运动”已是不带帽的“右派”。他的“美蒋特务”老婆使他成了“特嫌”。很快他就被中央编译局谴回原籍劳动改造。吴博士回县城后先在民办中学教书，文化大革命时民办中学解散，他无固定工作，给人挑过水下过力，与居民老太婆一起糊过纸盒，和地富反坏右一同扫过大街小巷，最后被安排到居民委员会办的街道白铁厂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被调到县城中学教英语。
 
我开始注意吴博士在读初中时。一次校长在做报告时提及到他这个正在白铁厂做水桶的“敌特”反面教材。吴博士一表文质彬彬斯斯文文的“博士”样, 在县城的确显得与众不同。他瘦瘦的矮矮的个头，带一付好几个圈的深度眼镜，头发梳得非常整齐。在我的印象中他常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毛料西式大衣，袖口带着蓝色的袖套；天热时穿一件洗得很干净，有几个补丁的白衬衣，扎在深色的西裤里。他说话总是慢慢的，声调底底的。他走路也是慢慢的，眼睛总盯着地，从不与人打招呼，面部不带任何表情。我从未看到他有笑容，急怒或不满，无论人们如何作弄他，斥骂他，或是取笑他。
 
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时，可能由于吴博士有些异常，常读《参考消息》，被列为公安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公安局的好几期“敌情动态”记录在案他的一举一动。
 
我最后一次看到吴博士是我上大学前回县城看望父母。他当时已经在县城中学给学生讲英语。他还是和原来一样，但走路眼睛不再是总盯着地上，不时和熟人打着招呼，白衬衣不再有补丁。我妹说他教英语教得不咋样，东拉西扯，抓不住要点，学生不太喜欢他。
 
在80年代中期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吴博士孤身一人离开了县城去北京要求原单位平反复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县城。我也由于忙学习忙工作再也无心关注他的消息，再加上后来父母离开了县城，也无从打听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被平并反恢复工作没有，也不知道他再成家没有，更不知道他去逝没有。
 
 据说吴博士在谈到他回国的不幸遭遇时他曾说了一句话：“是周总理骗了他”。

写于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