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大饥荒的反思--营养缺乏病依然存在

一九六零年前後中国大陆发生的大饥荒，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饿死的人数超过了有史以来全人类饿死人数的总合。中共党史宣称饿死了一千万，民间学者则揭示三千万到六千多万。比较靠谱的数字大概是四千五百万，那是根据中国大陆出生率的改变推断的结果。迄今为止，官方文件和专业作家的讨论都只限於死亡人数，而有关大饥荒时个人、家庭、村镇、和社会各方面的悲惨情况的写照却很少，己知有“一滴泪”，“夹边沟纪事”，“墓碑”等名著，但为数很有限。医学界也没有当年营养缺乏的观察研究，在Jasper Becker的“饿鬼” 一书中，只有短短的几小段约略地谈了一点点。

按常理，大量饿死人的时期，有关当局本应动员一切资源开仑济民，并且加强对饿莩的医疗关切，医务人员则应全力抡救垂危，并密切观察灾民的临床变化，以便加深加广对营养缺乏的认识，从而有利於医学各科的研究，并有助於常见疾病，包括与营养缺乏关系不明显的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但实际上却截然相反，当年中国大陆反而是粮食出口大国，置饿莩於不顾，使之自生自灭，并且处处掩盖饿死的真象。在饿莩集聚的单位，人还没饿死的时候，当局就提醒负责医生，死亡诊断一定要填写以前得过的重病，不能提营养缺乏。即使诊断写为心肌炎，也会进一步被质问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总之，在防止提及营养缺乏方面真正做到了认真二字，可惜是为了掩盖。

个别医生即使作过临床观察纪录，但不能发表，更谈不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有人曾在1964年4月将营养缺乏的临床表现之一，投送北京某内科医学杂志。很快退稿，而且复信说，“给帝国主义提供资料。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根本没有营养缺乏”。当然，那位编辑也是从“瓜菜代”的死亡威胁下刚爬出来没几天。一转眼，不但忘了，而且恶狠狠地咀咒说实情的人，人性缺德可谓至极。

不过，在普世黑暗中也有一丝烛光。1961年有人就把营养缺乏时的发热现象呈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张孝骞主任，张主任和内分泌科主任刘士豪教授等都看过该资料，两位尊长认为有研究价值，并由协和医院正式函复：“…值得继续累积资料，深入进行研究…”。期间张主任本人以及通过秘书两度进行鼓励。另一让人感恩的事，学院办公室居然接受了营养缺乏患者的癌瘤标本并转病理科免费作病理诊断，从而营养缺乏可能是癌症的病因得到了第一个临床证据，这些，当然归功於协和校训：严谨、精博、创新、奉献，因为长者们都是遵照此训学习和工作的，虽然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迫害，先人们仍执着守恒，伟哉，真圣哲也。

营养缺乏病的临床表现可谓多种多样，大饥荒时见到的现象远超过目前教科书所叙。例如菲薄的指甲甲片，本身既没神经也没有血管，可以修剪甚至还可拔除，然而营养缺乏严重时甲片本身之内竟然可出血。又如，一位患者大小便失控，一旦有感即时排出。拟诊讨论颇为困难，若去医院诊治，检验项目势必繁多，用药理性药物治疗，只能无效，而给予营养治疗，则可立竿见影。营养缺乏除了造成独特的营养缺乏病之外，还参予多种常见的致命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包括心脑血管意外、重症心律不齐、神经系疾患、癌症、高热、肠麻痹等等。所以临床医生必须熟习营养缺乏的临床表现，及其与各科重要疾病的关联。本文只是反思，不便多论。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临床医生并不熟习营养缺乏，并误认为改革开放後人民生活提高，没有营养缺乏病了。其实仍较常见，特别是乡间。各地医生应加强临床观察，遇到复杂而特殊的病例不要轻易断言世界上没有，要反复论证以排除营养缺乏的可能，因为严重营养缺乏时可能出现特异的临床像，表现为多系统或/和多器官严重症状体征的随机排列组合，不易诊断。更不应任意给予大剂量皮质酮类激素“冲一冲”。 用激素治疗营养缺乏病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既悖於医理，又违背道德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