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60年前，即1950年6月25日，在中国东邻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给半岛的南北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

　 中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参战，确是迫不得已，不过最终还是达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双重目标。斯大林等人在朝鲜战争前的决策虽有重大错误，毛ze东在战时的决策还是高明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一些否定抗美援朝的论调(不论是出于无知或是别有用心)，都是十分荒谬的。

　　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者从1950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对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朝鲜政府一直称为“祖国解放战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那场战争统称为“朝鲜战争”，而韩国方面出于自尊则称为“韩国战争”(后来亦有称“6·25战争”或简称“韩战”)。朝鲜战场的参战各方对战争有不同称谓，主要是因为参与此战的目标有重大差异。

　　对中国人而言，只是在每年10月25日这个志愿军参战日举行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活动。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只是援救危在旦夕的邻邦并“保家卫国”，对此前四个月的战事国内战史书中往往一带而过，因为有许多忌讳之事不便深谈。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档案解密，国内许多人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战争(并不等同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自然更应该只纪念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的“10·25”。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开始时，原来是北南双方的内战，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在此之前，李承晚为总统的韩国政府叫嚷要“北进统一”，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要实现“祖国解放”。现在国际上有人总想炒作“在朝鲜谁打响第一枪”，其实自1948年末苏军撤出朝鲜和1949年美军撤出朝鲜后，对峙的北南双方相互之间便枪声不断，三八线两边的战斗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已上升至营级规模，最终演变为力量处于强势的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势以谋求实现统一。

　　回顾当初朝鲜民族的分裂和内战，恰是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朝鲜划界而治，双方各自的占领区内都建立了宣布代表全朝鲜的政府，这便种下了内战的种子，美苏撤军后的南北争端仍未能摆脱两大国在冷战中对峙相争的影响。

　　美国鉴于李承晚政权的军事力量弱于北方，反对其“北进”而要求取守势。1949年末以前，斯大林也一直反对朝鲜人民军南进，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并未干涉态度才有所改变。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基本立场讲话”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到菲律宾，未提到南朝鲜和台湾。据当年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篇讲话斯大林研究了很久，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1月30日这天，斯大林致金日成的电报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斯大林等人对美国反应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战略错误。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高层马上为“丢失中国”发生争吵，对于尚能控制的南朝鲜绝不肯放弃，并在积极寻找干涉朝鲜、台湾的行动借口。

　　对朝鲜内战前的战略决心，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现在已经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说明，1950年4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劳动党副委员长外相朴宪永访问苏联后，又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向毛ze东通告了斯大林已经同意的大致方案，并说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斯大林虽在电报中说了一句应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实际是把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毛ze东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关系出发都不便反对他人已经确定之事。金日成、朴宪永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四十多年后，当时任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毛ze东身边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这样写道：“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这句话虽简短，却大有深意。当时师哲在毛ze东身边处理文电特别是同苏联往来的电报，不过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不便多谈这段史实。1989年他曾向笔者详细叙述过此事的来龙去脉。1992年他在向旅美大陆学者陈兼口述回忆录时，也说明战争爆发后朝方才来了一名校官通报情况(此回忆录在美国已经以英文出版)。

　　当然，朝鲜爆发内战属于其本国的内政，美国却操纵联合国诬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笔者在参加一些国际研讨时同美国学者就朝鲜战争的许多事实能一致认定，不过经常对战争开始时的一个用词发生争执。美国人总是用北方“入侵”(invade)，本人则坚持不能用此词，只能说6月25日当天“内战开始”。这一个用词之争，其实关乎到战争的性质。因为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国内战争只有进步和反动之分，“侵略”一词只适用于国家之间。朝鲜南北两方从来都只承认有一个朝鲜，双方无论是谁先采取行动，都不能称为“侵略”。如同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一样，不能说北方“侵略”了南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乘机占领台湾，阻止中国实现统一，才是名符其实的侵略。美国的武装干涉朝鲜，使战争的性质迅速起了变化：对美国来说是一场侵朝战争，整个朝鲜战争也由其本国内战变成一场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局部战争。以国际准则来看，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无疑是造成战争扩大的原因，自然是这场国际冲突的罪魁。从斗争策略角度看，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有严重的判断错误，而交战者又只考虑自身而未多考虑外部因素。

　　朝鲜内战演变成这样一种严重的结果，是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入现代局部战争的后果(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晚年在回忆中也认为是朝鲜把苏联拖进去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有同样的观点)，到头来又加剧了冷战。美国以“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起盟国组成国际反共阵线，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对新中国的危害则更为严重。面对美国出兵朝鲜，斯大林当即表示了退缩，撤退在朝军事顾问。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却倾力南进，企图在美军未到达时解放全朝鲜，结果在洛东江前线受阻僵持50天，美军又于9月15日在其后方仁川登陆。9月下旬战局恶化时，金日成向苏联求援，斯大林表示不能出兵，要他向中国求助。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派兵援助，斯大林的意向也要中国出兵，并愿意向中国提供武器并在费用上由双方“共同负担”(最后落实为按“出厂价五折”对华计费)。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边扑来，此时新中国已无法解决台湾问题，若在朝鲜问题上再次示弱，美国势必得寸进尺，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为恶劣，国内反动气焰也会增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ze东以其独有的魄力显示了“补天”之功，以出兵参战的方式扭转危局，达成了当时情况下对新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历史证明“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是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使美国格外重视远东局势的变化，力图遏制所谓 “共产主义势力”。在改变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试探无效后，美国高层在1949年便开始筹划出兵干涉台湾，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使其下定最后决心，只待一个借口。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布军事干预朝鲜，同时出兵台湾并大力支援侵越法军，从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美国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完全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又针对其荒谬借口批驳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美军入侵台海，使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此受阻，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使东北工业基地受到威胁，刚刚解放并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没有反应。面对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出现的威胁，中共中央根据毛ze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选择了合适的反击地点。当时中国因没有海空军而难以在台海作战，出兵越南后勤供应又极其困难，只有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量才最便于发挥自身的陆军优势。正如在中国从朝鲜撤军前夕周en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总结的那样：“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面对美国入侵中国领土台湾，新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反击，中共中央却考虑到国内的极端困难局面，进行对美作战准备时还是力争避免直接入朝参战。1950年10月上旬和中旬，面对朝鲜危在旦夕，十几天内中共中央又开会反复讨论，多数人列举种种困难而不主张出兵，苏联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也一再退缩(开始称三个月内不能出动，最后声称其飞机不能过鸭绿江)。毛ze东经过许多天不眠不休地思考，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经最后权衡利害还是确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ze东敢于出兵同美国进行较量，既体现了非凡的胆略，在战场范围、出兵时机和参战方式又表现出极其谨慎、量力而行的科学态度。中国参战之前先发出 “不能坐视不理”的预先警告，出兵选择在美军逼近鸭绿江时，同时规定不在朝鲜以外攻击美军，并以非政府的“志愿军名义”出兵，为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保持国内和平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些有高度策略性的措施，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力争的是“朝鲜战争地方化”即不要扩大。

　　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也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因此总统杜鲁门很快将主张对华开战的麦克阿瑟撤职。事实证明，新中国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便于集中力量对敌，能有效达到既援助兄弟邻邦又保证国内安全的作战目的。毛ze东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抗美援朝虽有代价，收益却更为巨大

　　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基本回到了开战时的三八线位置，可谓平局。中国进行的二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从鸭绿江边开始，取得了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500公里并挽救了邻邦的胜利，这一成就是任何熟悉历史且有正确立场的人都会肯定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参加了朝鲜半岛上的一场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局部战争，难免要付出一定代价。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先后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还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战时牺牲15万多人(近些人因又有事后补报的因伤病死亡者，确认烈士为18万人)。中方付出的代价与战果相比，还是相对较少的，尤其是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发挥很高的作战技巧，人力物力损失都远小于对手。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战时美军死亡共5.4万人，韩国军人死亡22万人，还有其他盟国的数千人，美国的直接战费超过200亿美元。

　　将抗美援朝战争的花费与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相比，其总量并不算太高。战争期间中国的整个国民产值达200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支出为600亿元人民币，抗美援朝战争的开销只占同期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正因为如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每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5%以上。至1952年年底，我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让苏联站在“第二线”，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1952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大型工程项目，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15个项目，形成了后来通称的“一百五十六项”(最后落实为150项)。这些援华项目的设备虽然还算成本费，技术转让却全属无偿，就此中国能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业化的最初基础。上世纪80年代时，解放初期主管经济工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对此曾回忆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苏联能够在援助中体现这种情谊，受中国抗美援朝的精神所感动可谓重要原因。有了这种援助，也使中国众多老一代人有那么深的“苏联情结”。不过一切事物往往带有两面性，若全面地看，在接受苏援时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也给后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中国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强美国在战场上取得均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这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与苏联真正形成了基本平等的兄弟关系(东欧各国与苏联则是父子关系)。在旧中国，2万八国联军就能长驱进入北京，60万日军就能占领大半个中国，而朝鲜战场上的百万“十六国联军”在境外便被打退，此战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毛ze东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豪言，在朝鲜战场上变成了现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终于被公认为强国，获得了近代从未有过的地位，美国也承认自此才把新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过去日本社会上都轻蔑地称中国为“支那”，看到自己最敬佩的美国居然被中国人在朝鲜打败，才心服口服地改称正式国名。

　　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百年来对外战争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又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共产党的凝聚力，自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力从此得到了恢复。不夸张地说，抗美援朝战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历史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也总结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

　　经过抗美援朝这一仗，中国解救了处于危机中的朝鲜政权。不论后来的半岛局势演变如何，我国工业中心东北就此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外部安全屏障，我国所显示的威力也使周边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安全环境。后人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时，认为有两大成果最值得重视：一是打出了几百公里的安全纵深，二是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朝鲜战争对其他相关各方的影响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在国内称抗美援朝战争)，从总体上看收益大于付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这一仗也是有失有得，不过是苦涩大于收获。美国政要都一直认为，此战保住了南朝鲜还是值得打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1951年5月在国会上批评麦克阿瑟曾说过一段话──“假如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中”。我国有的着述过去引用此话时删去第一句前置短语，便曲解了本意。如看这段话的全文便可领会到，美国当权者当时只是担心将其扩大到中国会引起严重后果，从不认为介入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时，美国高层却充满了沮丧，联合国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自称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军司令官”。自命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人有此心情，其实也很自然。因为若是一个体大无双的世界拳王与一个刚刚康复奋起的病夫比赛，就算打成平局，人们肯定会嘲笑拳王是失败者。战时曾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也叹息说：“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美国经济受朝鲜战争影响，放慢了战后的发展速度，此后又长期受到军备竞赛拖累，这反而为西欧和日本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国作战，还能战而胜之，这对当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及其领导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他们相信毛ze东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在朝鲜停战的前一天，古巴的卡斯特罗开始了武装斗争。越南人民军受中国抗美援朝胜利的鼓舞，也对法国殖民军展开了全面攻势，沮丧的法国政府在翌年不得不宣布撤军，越南军民随后又敢于同美国展开持久战争。1954年秋，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又开始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彻底动摇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通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飚升至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年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却成了受益者。虽然援朝和援华花费了一些经费，在其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很小，中朝牵制美国的主要力量还使其能处于安全地位，新中国也更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正由于看到这一点，斯大林希望朝鲜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951年6月他接见中国派出的高岗和朝鲜的金日成时曾表示：“你们打得很好，为什么要谈判呢?”看到中朝希望和平建设的愿望，斯大林不能不同意和谈，却不希望马上停战，于1952年秋天支持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态度，以便继续拖住美国。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新的苏联领导人忙于解决内部问题，才表示希望尽快停战，为此提出应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苏联通过朝鲜战争虽巩固了自身阵营，却也加剧了同美国的冷战气氛和军备竞赛，后来一些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这对本国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随之出兵台湾，使垂危的国民党当局十分欣喜。此前美国虽筹划干涉台湾，其打算却是排除蒋介石而支持岛内地方势力，后因对抗新中国的需要使其由“弃蒋”改为大力“援蒋”，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支持“台独”。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得到美国20亿美元以上的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在台湾站稳脚跟，并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主要基础，也成为朝鲜战争的主要受益者。

　　在朝鲜战争中获得最大经济收益的，恰恰是此前几年刚刚战败的日本。

　　据战后的1946年统计，日本因国内生产破坏和丧失多数海外市场，国民产值只相当于战时最高年份的四分之一，众多国民还处于饥饿之中。经过几年恢复，至1950年经济还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日本列岛作为主要后方基地，军需品也大都在此采购，当地经济马上繁荣起来。1951年日本经济总量便超过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又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当年的日本政客也都承认朝鲜战争对其国内恢复可谓“天赐良机”。战时美国为巩固后方，又允许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至于朝鲜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则是朝鲜北南双方。由于战事拉锯般地蔓延到整个半岛，加上美军狂轰滥炸，双方的民众死亡上百万人，半岛上经济惨遭破坏。尤其是朝鲜北方的城市和大多数村镇完全被夷为平地，停战时人们形容平壤“不仅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甚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砖头”。战前的北南分裂局面，通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还进一步恶化，朝鲜半岛作为世界军事舞台上的一个热点持续至今。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追昔抚今，纵观当年的朝鲜战争和形势发展演变，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可以说当年的朝鲜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抗美援朝战争又改变了新中国的地位。不过直至今日，朝鲜战争的遗留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里的局势变化仍然关乎我国的安全。回顾当年的历史并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人们无疑还会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