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上台伊始就进行了所谓的清理三角债和宏观调控。
三角债的具体成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企业生产过剩，产品积压导致流动资金短缺最后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企业盲目生产的问题。而朱鎔基的对策却是由国家提供企业启动资金，限期清偿互相之间的债务。在东北取得了二十五天内解决三角债的“辉煌战绩”后，他向各地下达行政命令限期各地使用他的“东北经验”解决三角债。且不说这样做是否有一刀切的问题，“东北经验”本身就治标不治本。朱鎔基只不过用国库来还企业的欠款而已。而企业最终欠的还是国家银行的钱，吃亏的还是国家。在命令下达后，三角债果然消失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但三角债的形成机制未除，一切迅速恢复了原样甚至比以前更严重。
初战“告捷”，朱鎔基又觉得中国经济“过热”，要“降温”于是开始搞宏观调控。本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多多少少对经济进行干预，程度各不相同，手法基本一样，即使用经济手段如调节利率，开办公益事业等等。朱鎔基号称也要使用经济手段，抽紧银根。一般来说，可使用的方法很多，如提高银行贴现率等等。但朱鎔基却下令全国银行限期收回贷款。结果本已“解决”的三角债迅速反扑。中国经济的“温”是降了，但从此也走上了下坡路。
牟其中这个人大家是很熟悉的了。他自称中国首富，很多人现在叫他中国首骗。但在1992至1993年期间，他的南德集团正处于声誉的顶峰。他于1992年从北京工商银行以6。4%的利率贷出2。2亿元，还款期限是五年，即到1997年还清。于是他又以11。8%的利率转贷给国营四川省航空公司。不料，1993年夏天朱鎔基下令全国银行限期收回贷款，并且责令北京工商银行一星期内收回给牟其中的全部贷款。这时，牟其中无钱可还只得借高利贷清偿工商银行的贷款。从此之后，南德集团就陷入了不断借新债还旧债的财务危机。(见《天才骗子牟其中》，李路光著，远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为牟其中辩护。牟其中和南德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自身的原因。当初的财务危机并不能成为日后行为的理由，正如当初失恋不能作为今天杀人的理由一样。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朱鎔基根本不会使用经济手段。
贷款要有期限是因为任何商业行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利润。正如一只母鸡要从小鸡养大才会下蛋。贷款人在借到贷款后决不会把款子藏在床底下不用而往往会把大多数款项在前半期用掉，正如小鸡要吃大量饲料才会长大一样。要贷款人在投资已经用掉，效益还未产生时还清全部贷款无异于让小鸡立刻下蛋。
牟其中的遭遇并不是特殊的。一大批企业在如此“调控”下从盈利企业变成了负债企业。
或许有人会说牟其中扰乱金融秩序，他根本就是在倒卖贷款，这种人不收拾怎么得了？那么难道其他所有与工商银行有贷款业务的企业也都在倒卖贷款？如果不是，又有什么理由让全国的银行限期收回贷款？何况牟其中与工商银行是签过合同的。据说朱鎔基一向是讲“法治”不讲“人治”的。用行政命令强行撕毁合同难道不是违法行为吗？
据说朱鎔基一向很钦佩商鞅，言谈中甚至以商鞅自许，常常感叹改革者的下场悲惨。但不知朱鎔基是否研究过为什么商鞅能在秦国变法成功。商鞅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如有人能将其搬到北门就赏十金。起初无人应征，他便将赏格提高到五十金，于是有人应征。在那人将木头搬到北门后，商鞅立刻如约赏了那人五十金。
现在很多“改革者”一提起商鞅不是“废井田，开阡陌”就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要么就是他的悲惨结局，完全不注意这件小事。然而使商鞅在秦国初步建立起威信的恰恰正是这件小事。假设商鞅也利用自己的权威毁约，不赏赐那个扛木头的人，又有谁会相信他以后的命令呢？
任何政权的维系靠的都是“威信”二字。“威”是权威，是命令，是专Zheng，是暴力镇Ya。“信”是信念，是信心，是信誉，是取信于民。二者缺一不可，而“信”更为重要。任何丧失人民信任的政权即使拥有再多的暴力手段也都会失败。而人民的信任，或曰民心，是最不容易得到却又最容易失去的。
一个政权要得到人民的信任首先要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首先要恪守信用，既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出尔反尔。而朱鎔基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不但不自知，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雷厉风行，办事果断”。
“宏观调控”之后，朱鎔基被国外媒体冠以“红色经济沙皇”的称号。由于经济正在衰退，作为“经济沙皇”的他必须找出对策。他和他的幕僚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结论是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因此需要改革彻底打破铁饭碗。
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并不是中国特色。国企问题也的确需要解决。经济衰退的原因至今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国企问题决不是造成当时经济衰退的决定因素。以为解决了国企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切未免过于天真。
但朱鎔基觉得他找对了路子。开出的药方有两个：一曰结构调整，二曰引进外资。其灾难性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在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国企大量裁员，许多老工人辛辛苦苦为国家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被毫不留情地踢出了厂门。各地工潮不断，朱鎔基却还沾沾自喜于“失业率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殊不知各国情况不同。中国的人口庞大，看来失业百分比不高，但绝对人数已超过西方七国失业人口的总和。更何况中国的失业统计不算农村失业人口，如果算上还不知要添上多少倍。已统计的失业人口又集中在纺织业和重工业。这些产业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失业人员集中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失业人口的比例有时甚至超过就业人口。
引进外资的结果是稍有些利润的企业都纷纷与外商合资。三资企业冒得比雨后的蘑菇还快。跨国公司更是长驱直入，排挤民族产品。我从小就用白玉，中华牙膏，现在全成了高露洁。据说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先进的外国技术和管理，但总不至于中国连一支牙膏都不会生产罢。那么为什么国内企业当时那么热衷于合资呢？原因在于三资企业可以“三减两免”有税收优待。
任何国家机器的运转都要靠税收来维持。但税收要合理，不能横征暴敛。“轻徭役，薄赋税”的治国古训应该是每个当政者的常识。中国现在的苛捐杂税之多可称之为世界之最。现行税收的制定完全不顾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增值税。简单来说增值税是在产品销售时收取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七。作什么买卖能有百分之十七的利润呢？更何况还有无数杂税和摊派。如果企业真的按章缴税，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会亏本。过去搞计划经济时，国家就是企业，企业就是国家，不存在逃税的问题。现在改革了，要独立核算了，企业要尽一切可能提高利润。但税收如此之高，想不亏本就只有逃税。而合资正提供了一条合法逃税的途径。
然而外国人并不是傻瓜，没人会和亏本的企业合资。于是造成赚钱的企业都被合走，亏本的企业都被留下。于是中央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为增加收入不得不提高税收，结果使缴税的企业更少。如此便陷入了恶性循环。
税收减少的结果使中央财政不堪负担。朱鎔基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阵子国企改造后才发现作为中央主要财政来源的国营企业已被他砍得差不多了。而别的地方不是偷税漏税，就是根本无税可收。向地方财政要钱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各地财政早已各自为政，他当初在上海怎样对付中央财政，现在人家也怎样对付他。
不能开源，就只能截流。他一当上总理就下令裁撤政府公务员。和国企问题一样，政府机构臃肿也是由来已久的问题。适当精简也是必须的。然而朱鎔基提出的精简人数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半年内确定谁去谁留再将他们全部开除并做好善后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谈。而他选的时机更是再坏不过，中国经济的谷底。在农民打白条，工人下岗的时候让这么一大批有政治经验，有组织能力但又别无长处的人去自生自灭，一旦三种势力结合不造反才怪。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个危险，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只象征性地裁了几人便草草收场。
急病乱投医，为了把经济拉上去朱鎔基开始尝试一切他的幕僚们建议的方法。首先，他机械地照搬罗斯福的“新政”的大兴土木大搞公用事业以期促进经济。但对罗斯福“新政”中的建立社会福利机制，促进劳资关系却毫无兴趣。殊不知凯恩斯主义只有在内向型，民族产业十分发达的经济模式内才能奏效。对于国营企业成分已低于四分之一，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无异于杯水车薪。其实，即使是罗斯福的“新政”也没有完全解决大萧条。美国经济真正走出谷底是在二战开始后，生产军火发了战争财。
然后朱鎔基又开始操纵股市以期股民们慷慨解囊。这一招除了让一些“大户”发了横财以外没起任何作用。于是他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加入世贸上。于是便有了消气外交，于是便有了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退让。
可是，农民打白条依旧，工人下岗依旧，中国的问题依旧，我们的朱总理依旧。
其实，朱鎔基并不是不想搞好经济。相反，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主观上想要把事情办好，只不过他的才能不足以使他成功。
他深信行政命令可以解决一切。但行政命令永远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何况行政命令是要靠干部来执行的。再完美的行政指令执行地不好也会走样。靠一支道德沦丧，贪污成风的官僚队伍执行命令，再好的德政也会成为恶政。
任何一项政策出台后他马上就想看到成绩。殊不知，一个政策的效果往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商鞅开始的变法经过了六代秦王的努力才达到了统一中国的目的。中国的改革才开始二十年，将来的路还很长，怎能急功近利。
他搞经济采取的是搞政治运动的形势。一说要清理三角债，便发动全国。一说要宏观调控，又发动全国。经济这东西好比种庄稼，你不理它不行，但揠苗助长就是过分了。
他又喜欢试验经济理论。对经济理论生搬硬套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他应该明白，中国经济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改革二十年，中国一直未能建立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而没有一个公正的分配机制的社会，任何经济理论都不会适用。
朱鎔基的才干足以当一个厂长，一个乡长，一个副县长。事实也证明他能够胜任愉快。但作为总揽全国的总理，他的能力却不足。这正如一名技工能修好一辆汽车却设计不了一辆汽车一样。
拉拉杂杂写了这一篇东西，有人或许会问：“那么你又有什么高招？”
其实我也是技工水平，但依我的想法，治国的方法无非是：
"取信于民、法治、轻赋税，薄徭役、治大国若烹小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