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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的朱镕基最终放弃了农民利益 |
| | “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的朱镕基最终放弃了农民利益
近几年来，农民不堪承受的苛捐杂税负担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官方出版物到民间网页，常有认真讨论。农民──中国人主体──所处的困境，正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真正关心大多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学者专家的关心。
与此成鲜明对比，朱镕基政府除了年复一年发几份大同小异的红头文件，声称,”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之外,在行动上正象著名农村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所形容，“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仅举一例：200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发文，吹嘘“费改税”为“治本之策”，要在全国推广实行，才到6月，便嘎然叫停，半途夭折。
为什么会如此“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面对强势利益团体和弱势的农民实在是难抉择啊！
一方面，农村──这里指的是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大农村──民生凋蔽，民怨沸腾，已经严重威胁了政权的“稳定”。李昌平的上国务院领导书、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都是振聋发聩的铜钟，向中国领导发出了警报。
而另一方面，农民负担过重是国家半个世纪政策的产物，积重难返，要切实解决问题，必定触及统治最敏感的部位，触动统治者的根本利益。
不管，怕不行；要管，又舍不得出钱。因此而“犹豫不决、进退失据、首鼠两端”。
如真想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改变从五十年代初就形成的“剥夺农村发展城市”的既定政策。
从五十年代初，通过“统购统销”、“合作化”和“户籍制度”三大政策，农民实际上沦
为听任剥削的农奴，从1952年至1986年运用价格剪刀差偷偷地从农民身上汲取近六千亿人民币，再加上“名正言顺”的农业税一千多亿，共从农业巧取豪夺近七千亿。(李茂岚《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这真是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需知，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一年的国民经济总值才一千亿左右。农民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加惠与城市。公费医疗、劳保退休、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物价补贴，一概与农民无缘。中国演变为“二元社会”，农民沦落为“二等公民”。
邓小平推行新政，减轻了农民负担，八十年代前半期被称为农民的“黄金时代”，但“二元社会”、“二等公民”现象并未根本改变，农民仍然只有交税纳粮的义务，而没有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力。朱镕基主管经济以后，特别是1998年后,农产品价格下降，廉价的农产品使城市消费者受益，为“下岗”职工日多的城市“稳定”作出了贡献。但是“谷贱伤农”，农民实际收入严重下降。
据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结果，从1996到1999，农民共受损一万六千亿元！(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0年6月23日)与此同时，各种苛捐杂税猛增，仅以农业税为例，1993年为128亿，1998年猛增到400亿，平均年增40%(《读书》2000年第五期陆学艺文)，农民为“欠款”被乡村干部捆打，甚至丧命，屡有所闻。一个降，一个升，本来就收益甚微的农业受益更加微薄，不少地方竟发生旷古未见的在和平时期农民弃耕现象。
要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仅从农村范围来考虑，绝无根本解决的办法。必须切实改变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偏向城市的战略定势，国家必须适当让利与农村，让农民休养生息。
本应以征农业税若干年，并逐步改变国家基本不管农村中小学开支的不合理政策，在财政上对城乡学校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对城乡儿童一视同仁)。此举可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因为维持农村学校是农村基层政府的最大开支，一般占70%。而且，朱F基政府不管农村教育本身就违反了九年义务教育制，是歧视农民最恶劣的、后果最严重的倒行逆施。不改，天理难容！
政府这笔钱从哪里来？回答是“开源节流”。
“开源”的主要途径是依法严格征税。目前城市偷税逃税的严重程度令人发指。据北京市社科院统计的数字，从1989年到1998年，估计私营企业应交税额3058亿元，而实际纳税仅388亿元，占应交数13%不到，偷逃税率高达87%！(《新华文摘》2001年第六期戴建中文)中国真是奸商的乐园。除了私营企业，按法规凡月收入超过800元的公民都应交所得税。(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部分农民根本不用交一分钱的税。)当今城市中月收入超过800元的比比皆是，事实上，又有多少城市居民在交税？农民因欠交“税款”而被活活打死，对城里人如此普遍的偷税逃税现象又为何如此宽容？
依法严格征税，当然阻力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朱镕基政府拿出地方政府向农民证税的力量,定会大见成效。但朱镕基政策缔造的富翁们依然偷税逃税，逍遥法外。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政府担当起国际公认的现代政府的职责，依法严格征税，就完全有条件让利与农村，让农民稍微休养生息一下。那个农村“税改费”的“治本之策”，也不会因中央政府一年要花200亿元，而自食其言，半途而废了。
“开源”的同时是“节流”。
“节流”第一要压缩城市的基建投资。北京、上海的豪华大楼已经建得够多了，国家的门面装得够美奂美仑了。北京、上海果真先进繁华，超过巴黎、直逼纽约，也只是1%的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两块陈列橱窗，还真能改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有些事情做得实在太可笑，如北京市政府竟然拨二亿四千万的巨款，建造“四星级”公共厕所。也是在北京，为申奥改善市容，竟耗资2000亿元，够办“税改费”十年了。现在申奥如愿以偿，筹办这个运动会要花多少钱？几千亿、几万亿民脂民膏扔进无底黑洞，将在北京产生多少百万、千万富翁？又跟占人口70%的农民有何关系？中共所以热衷于此，当然不是为了体育，据说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但设想如将这千万亿元用在发展农业、振兴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岂不能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综合国力？
“节流”第二方面是压缩行政开支。这里暂不谈日益臃肿的行政机构，特别是农村基层机构。也不谈官场的奢侈排场，光是在小轿车一项，一年就要花费3500亿。一年节下几百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要说的是“公务员”加工资。就是在农民实际收入下降、被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公务员”们在1999、2000年连续两年加薪，1999年加薪高达30%，2000年一年竟又两次加薪！朱容基2000年六月八日在清华大学“告别演说”中，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对能稍微减轻农民负担的“费改税”叫停，另一方面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去年长了公务员工资的30%，今年还要长，不长他们怎么出去旅游呢？……去年(1999年)我拿出600亿来个公务员涨工资，今年不能象去年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们还是要涨，除了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外，还能提高他们的自尊，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与农民相比，公务员本来就养尊处优，生活水平不知比农民高出多少倍，还要连续地、大幅度地长工资，朱总理说，“不长他们怎么出去旅游呢？”真是关心到家了。
那么，八亿农民呢？八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仅能温饱而已，几千万农民连温饱都难求。政府为他们做了些甚么？朱总理为什么不能说“去年我拿出600亿来给农民减负”？难道农民不是中国的公民？在朱镕基的心目中，八亿多农民占什么分量？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呸！无耻!
朱镕基上任后曾承诺解决三个问题,国企脱困,公务员收入太低和农民负担过重.他的 “三年国企脱困”,在花费了几万亿中国百姓血汗钱之后,彻底失败了.他花三年时间搞的"粮改",由于不了解下情,纸上谈兵,也以亏损5000亿而宣告破产.面对绝对强势的公务员阶层和最弱势却最凄惨的农民,以”杀贫济富”著称的朱老板毫不迟疑的选择了后者.宁可花几千亿为公务员加薪,也不肯花几百亿为农民减负!这哪里什么人民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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