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又是一年清明节                                          

            又到清明时分，也又到了药明的祭日，如果药明活着，他该是四十五岁了。只想在这个清明告诉药明，四年来，你的妻子平静地生活，你的儿子也上了小学。孩子已经知 道爸爸在天上，有时他会问，天使的翅膀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第一次见到药明是在美国麻省，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他来美跟老公一起工作学习。因为大家同为北大先后期校友，年龄也相差不多，很快成为朋友，相处自在，工作默契和谐。

一直听说药明的肝脏不好，工作时从没听过他抱怨什么不适，只是在大家聚会时注意到他十分当心，怕引起别人不安。直到那个晚上我们才知道他的肝脏有多么的不好。

那是一个仲夏夜的晚上，药明的妻子在医院待产，他们的儿子就要出生了。近十点钟了，老公挺高兴地抄起电话说，给药明打个电话，看他的儿子生出来没有。

药明接的电话，说是他的儿子几个小时前剖腹产出生了。听不出初为人父的喜悦，声音里倒有一丝慌乱。

“母子都好吧？”老公小心地问。

“他们都好，只是我…肝上的肿瘤又复发了。”

“啊…？”不放心地挂上电话，老公随即又催我再打个电话过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再次接通电话，我问他吃过晚饭了没有，他答吃过了，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两年前肝上长 了个tumor ,开过刀，现在又有了，医生留话尽快同他联系。      

       “tumor?”我迟疑一下，不礼貌地追问“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tumor”他说，“长在肝上。”声音有些烦躁。

       “那…你好好休息，别太着急，医生会有办法的。”我说了些没用的话。他嘱咐不要告诉他太太，她刚剖腹产，受 了惊吓就会没有奶。我答应了，挂上电话，与老公面面相恃，都知道不太好。

一个星期后老公陪他去作 肝部肿瘤切除手术, 药明为耽搁老公的时间相当不安。当老公帮他系上手术衣背后的带子时，药明叹说，人为刀俎，己为鱼肉。老公默默。

手术是成功的。接下来的一年多，药明的情况比较稳定。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坐在车里等上中文学校的儿子放学，突然接到他太太的电话，哭着告诉我，药明的tumor 已经全肝弥散性生长…”。当时 车上正在播放费玉清唱的“一剪梅”:“…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以至以后每听到这只歌就想到那个有阳光的星期六下午。

后来，就在医生考虑肝移植时，tumor转移到肺部。

“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药明说。他从来没有提过“癌”这个字，这时候第一次提到“死”。“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是不是。”他接着说。以后同老公的电话中就很少提到自己的病，只是讨论一篇篇的文章，一个个的项目。

在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过程中，药明博士毕业了。期间出了不少有份量的论文，包括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文章。

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博士刚毕业，纽约市立大学石溪分校主动提出给他博士后位置。当时药明正住在医院里。老公对石溪大学坦白地讲了药明的身体情况，对方表示，他们相信药明的研究能力，只要他尽力就好。于是药明从医院里开始了他两年的博士后生涯。

再后来，药明同我们轻描淡写地提过又有几次肺部手术，说医生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再做手术了。

到08年春节，药明已经大不好了。他出现了第一次肝昏迷，记不起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只下意识地催促家人给老公打个电话。我们接到消息去看他时，他刚刚恢复意识回到家中。那时他还可以在房间里走动。见面时他象往常一样话不多。他同老公交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并告诉老公石溪大学的工作已经拷了光碟交代过了。虽然工作还没有完成，可他已经尽力了。同时他也已准备全家回国，于是我们把他装好的部分箱子搬上车，准备拉到我家。

离开时我们握手做别，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拜托了！”寥寥三个字，从他嘴里轻轻说出，在我却象五雷轰顶，字字千钧。我艰难地点点头说，“放心。”未知自己可否担得起这份托付。那天，药明费力地走下楼，望着我们远去。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不断提醒他太太，回国就要赶快了。

“医生说还有一个方法，正在给他试，已经打了一针…他想再试试，也许…”他太太为难地说，“这几天他在试着恢复体力，昨天他走了两百步。”

我知道长久以来，每一次尝试性的治疗是那样的痛苦，药明都默默承受着。他是那样地希望活得久一点，多一个星期，多一天。看着他的孩子长大一点，再长大一点。

3月上旬，医生正式通知没有什么办法了，估计还有2-4 个星期的时间，而且上飞机的可能性不大了。

药明于是终日的沉默。

感谢药明周围的人们：医院的医生和社工，朋友，航空公司，领事馆，同事和老师，竭尽全力，为了达成他最后的愿望。经历千难万难，药明终于可以成行了。

动身的那天早上，药明自己下地洗漱，沉默多日的他，同前来送行的朋友说个不停，甚至还叮嘱没有孩子的朋友一定要个孩子。

救护车把药明送到肯尼迪 机场。在机场见到他多日未见的儿子，药明用手比划着他们父子间的游戏。

在侯机大厅里，朋友们围绕着他，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药明指着老公一字一字对随行的医生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看见老公眼圈一红，扭过头去。这是药明唯一一次这样称呼他，也是最后一次。无论担得起担不起，都在心里受下了这最后一拜。

我指着窗外的飞机对药明说，“它将带你回家。”药明看看我说，“今天我就象被人绑架到机场。”我猜他想说的是自己的无奈。不知如何接他的话，我顺着自己的话说“到家就安心了。”药明不语。

看着飞机离去。一小时一小时计算着药明离家还有多远，直到听到他平安到达。

回国三个星期后，药明的肝， 肾，肺的器官一个个失去功能，人已气若游丝，目光常常游移在天花板上。

生的气息一丝一丝离他而去，痛苦而缓慢。

我们在他归去的路上送出一程又一程，艰难而心酸。

终于，药明耗尽最后一丝气力，长眠不再醒来。

终于，他得以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就象他期望的那样。

药明没有活过那个春天。

如今又是清明，又到药明的祭日。

四年了，天使的翅膀羽翼丰满了吧？

我们隔洋燃香遥遥呼唤，药明魂兮归来。

希望我们没有辜负您当年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