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世事紛紛無窮無盡，而人的記憶極其有限。作家的責任之一，便是將自己的親歷的和別人的經歷，自己的領悟和別人的述說，形諸筆墨，使許多歷史的波濤不至完全湮滅。這波濤或大如海嘯，或如錢江大潮，或如小溪的浪花。有的人經歷了許多，卻未必領悟了多少；或既經歷了又領悟了，又可能拙於筆墨；或也善於筆墨，又忙於生活而無暇寫出。我自以為屬於最後一類，因此時常覺得有責任在年老憶衰之前，寫下一些曾經親歷的故事和感悟，或許能使將來的史學家們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發現一些小小的佐證。】

我生長於重慶，雖離開多年，但時時關心着故鄉之事。因為重慶最近發生的政治事件，使其成了媒體的焦點，“唱紅打黑”的是非之論，豪強幫閒的利益之爭，遍及網上。更有自以為是地代表重慶人者，借公論而發私情，忘乎所以，似乎已不知今夕是何年。70年後出生的許多年輕人對文革的認識，恐怕連紙上談兵的程度也沒有。所以我今不惜筆墨，以親身之歷，希望給年輕的後生們提供一點關於文革的感性認識。失實或不足之處，還望年長的先生們不吝賜教。

文革初始，我正上小學二年級。因年齡小，所以有幸未能深入捲入其中，但也因年齡不至太小，或許較成年人更能清晰地記下許多事情和心情。文革中的重慶武鬥便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一頁。重慶武鬥的激烈，在文革中居全國之首。重慶人每談及此，似乎還有些驕傲。其激烈的原因之一，是重慶人嫉惡如仇的剛烈性格，原因之二，是重慶有幾個大的兵工廠。我家所在的廠，是生產軍用鋼材的，相鄰的重慶嘉陵廠是生產步槍和子彈的，重慶空壓廠是生產坦克的。小時候常常聽到有規律的、隱約的槍聲，據說是嘉陵廠在測試槍械和子彈。武鬥初期是彈弓、匕首、鋼釺之類，後來主要是手槍、步槍。迫擊炮、高射炮甚至裝甲車都在街上出現過，但好像大多是示威性的，並未用於實戰。

文革後期，重慶人指責尋釁鬧事者有一個口頭禪：“現在又不是七、八月份了，你這麼凶幹嘛？”所謂“七、八月份”，是指重慶武鬥最為慘烈的1967年的七、八月。我家是一幢三層樓的公寓樓房，而周圍全是低矮的平房，所以很容易成為槍擊的目標。記得有一顆子彈，從鄰居家的窗戶而入，穿過一個壁櫥和一堵牆，最後落入炒菜的鍋中。二樓公共陽台的水泥檔板也被打了一個洞。後來這個洞被用來勾住一個鐵環，我們便可以在一樓打籃球了。許多年來，樓房的紅磚牆上留下了不少彈痕，這使我自然聯想到“他老人家”的詩句，“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 那時我們一家和許多人一起，到處避難。我們曾在母親的同事家住過，因為他們的樓房不是孤立的一幢，而且似乎更堅固安全些。在武鬥最慘烈的時候，全家到了母親同事的農村親戚家，躲到鄉下去了。

作為那時的孩子，我們的玩具之一，便是子彈殼或是與子彈相關的東西。記得高射炮彈殼的底部有一顆鋼珠，可以用來安在陀螺的底部。有的彈殼底部還有剩餘的火藥，可以刮下來像焰火一樣的燃燒，也可以用於自製的土槍。能幹的大孩子甚至可以將未用過的子彈的彈頭和彈殼分開，再倒出裡面的火藥。那時有很多“三忠於四無限”標語，而我家周圍街道旁的這些標語，有很多都是把大大小小的彈殼打入土中，再漆上各種顏色。

子彈經常在空中射來射去，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家樓房的外牆全是紅磚，看上去還算堅固，但間隔房間之間的牆是一種所謂“夾壁牆”，外面是石灰，裡面是木架和竹片。這樣的牆很容易被子彈擊穿。不知是誰發現棉被其實很能緩衝子彈的衝擊，所以很多家裡都把被子掛在窗戶和床之間的牆或大柜上。有時聽見槍聲激烈，父親會叫我蹲在公共走廊的柱子後面。當槍聲就在家的附近時，聲音極其清脆響亮，剛開始能感覺到一種死亡的恐懼，後來便慢慢適應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夢中驚醒，只見窗外火光沖天，是對面不遠山坡上的一幢宿舍大樓起火，好像燒了一晚上，聽說死了一些人。到了第二天白天，與其他夥伴上山去看燒過的宿舍，見斷牆殘壁上掛着一些長長的黑東西，讓我聯想到人的腸子。還有一次，離家稍遠處但可望見的一幢樓房，遭到了另一個造反派的攻擊。那時還是武鬥初期，尚未用槍的階段。戰鬥是投擲磚塊，也有自製的大型彈弓。進攻一方最後出動了消防車，使用高壓水槍衝擊樓頂上的守衛者。不時有雙方的喇叭對叫。聽說守衛方的廣播員戰鬥到了最後，和衝上來的進攻者一起抱着從樓上摔了下去。

死人的事常常在身邊發生。二樓的一位頗為開朗的鄰居，以前常常聽見他打開窗戶唱歌，文革開始後不久就自殺了。據說他的妻子是以前資本家的小妾，一位我看上去很和藹端莊的阿姨。他的死好像是因為他妻子的身份而使他受到了侮辱。有一位同班女同學，住在我家樓下的平房裡，她的母親在外納涼時被流彈打死。此後她便再也沒在班上出現。我們再次見面是我來美國後有一次回國參加同學聚會，這已經是三十多年過去了。另外一位同班女同學，他的哥哥被人殺死，而兇手正是另一位同班男同學的哥哥。那時公檢法已被砸爛，殺人者並未受任何法律制裁。這位女同學也從此從班上消失，我再未見過。

那時的社會完全是無政府狀態，大街上常有群毆的事發生，“天棒”成了英雄。所謂“天棒”就是打架不要命的年青人。父親為了我們的安全，儘量不讓我們上街，尤其是不讓去看露天電影，那種場合幾乎沒有不打架流血的。但我們有時會到遠離廠區的山上去揀山螺螄來餵鴨子。記得有一次在山上，遇上幾個持槍的大人盤問我們，我們遞上手中的鐵罐，告訴他們我們是揀山螺螄的。其中一位說，你們的螺螄我們都要了。這時一位夥伴不知哪來的膽子，居然說了一句，“可是我們也好不容易。”頓時，一位持槍者將槍栓拉得嘩嘩作響，然後端槍對着我們說道，“你們想找死嗎？”我只覺得當時空氣都凝固了。當時我們三個孩子站在高處，持槍者處於下面的石板小路上。這時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革命烈士就義的情景，心想馬上就要壯烈犧牲了。不過很快，那幾個人笑了起來，說是跟我們小孩開玩笑而已。

1968年，“他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城裡的混亂減輕了不少。再到後來的1969年，聽到廣播裡頒布723布告和828命令，是政府關於制止武鬥的文件。然後是廠里發布了統一的收繳槍支的命令及其期限。那時廠里已經有軍管會，其辦公樓就在我的小學附近。記得交槍那日，許多人坐着卡車，帶着自己的槍支，向軍管會開去，一路上大家朝天放槍，槍聲響徹天空和街巷。因為上學要路過軍管會的大門，我可以看見裡面的操場上推滿了各種槍支。後來看見這些槍械被碼成幾個很高的方垛，然後被點火燃燒。過了幾天，我們居然有機會溜了進去，在燒過而變形的槍堆里玩耍。

我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某高校任教。一日晚間，宿舍外的操場上喧鬧吵嚷。有同事告訴我，有兩個班的學生正在相互對峙，似乎要群毆。我立即衝出到操場上，置身於對峙的兩群學生之間，義正言辭地叫雙方各派一代表與我談，很快將或可發生的群毆制止。事後有同事問我，“爾一向文弱，何以如此膽大？”我曰，“此小菜爾，重慶武鬥期間所見類似群毆多矣。”重慶人嫉惡如仇的性格，很容易被人利用，所以文革武鬥為甚，大家都自以為在為正義而戰。但文革結束後，重慶人也是反思文革、反對文革、倡導改革的激進城市，正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我相信凡想利用重慶人的性格而為己謀私利者，必終將為重慶人所唾棄而自食其果。

2012年3月27日

(後文革時代“傷痕藝術”創始人高小華的油畫作品欣賞：《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