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王立军事件是今年以来中国政治的重大事件。温家宝总理在314讲话中对此事件的表态严厉批评了重庆的“现任领导”，次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更将薄和重庆放到了聚光灯下。除了薄熙来本人今后的政治命运，由他所创立的“重庆模式”将是破产？或是终止？还是告一段落？这也成为大家关心和热议的话题。

应该说，重庆模式得以出现，除了薄本身的天马行空、敢于立异的行事风格和领导能力外，是由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宽松、容忍提供了可能。这种与中央步调不一致的地方立异的作法在共产党之前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被允许存在的。这何尝不能看作现有体制下的一种改革的试点？

近年来，中国现行的集体领导体制，加上信奉老子“无为而治”的胡总书记的“不折腾”宗旨使得中央政府的领导权威日渐式微；而与此相悖，薄的重庆模式的本质是由一个强势领导主导的快速改变现状的政治运动式的大折腾，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无论是出于理想主义或其他，迄今为止薄在重庆的强势折腾的方向应该说部分是顺应了民意，改变了基层官场风气，缓解了官民矛盾，卓有成效，造就了一方和谐， 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近三年几次回渝探亲也都感觉到重庆的变化：治安良好，到政府机关办事顺畅了，经济发展加快，环境和城市建设改观明显。从言谈中也了解到，一般政府公务员、尤其是警员的工作压力大、不敢再索取鱼肉百姓的黑色收入后经济状况也大不如以前， 敢怒而不敢言。这在如今贪腐泛滥的中国不可谓不是亮色。

到今天，已经对中国特色的贪腐司空见惯的绝大多数民众还无法抹去几千年来的“君-臣-民”的潜意识和清官情结，可以说并不在乎“皇帝”和“大臣”们的贪腐；但若没有严明的吏治和清明的社会风气，烂到了根，层层雁过拔毛，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最后必然上行下效，逼良为娼，大家都搞歪门邪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

有声有色的重庆模式的嘎然破产是2月初的王立军事件。名振中华的重庆打黑主角的王立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美领馆，一定是感到了危在旦夕，不如此下策无法保命。这无情地印证了一年多前就有人作出的断言：重庆这种政治超越法律的打黑模式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包括打黑者自己。重庆模式的打黑是否有黑打？不言而喻。这个事件在全国上下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广泛的讨论。温总理讲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可能重演和三中全会的决议，表明了中央对所谓重庆模式的根本否定。温总理更由此加强了对政治改革的呼吁。

对很多明眼人，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了解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人来说，能够看穿重庆模式的根本是专制型的政治体制倒退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过的灾难和和惨痛教训永远不能忘记，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由个人专权的封建统治所造成的国家灾难将永远是中国今后任何政治体制的基础。

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贡献，一是破除教条，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的强盛、崛起和民生的极大改善；再则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自遥远的“三皇五帝”时有过的“禅让”传说之后的几千年来，第一个带头破除领袖终身制、确立了共产党内由集体领导制约的领袖-中央集权体制。必须继承小平的这二个宝贵的政治遗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底线，不容挑战和改变。

然而，近十年来形成的双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呈现出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对于社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 无法有作为地积极引导、化解，尤其是巨大的贫富差距，贪腐泛滥，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仰和信用缺失，民怨的暗流汹涌。高压的维稳虽压住了火苗，避免了大的动乱， 保证了十年来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但是，却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以堵为本的鲧的治水；大禹的疏导是否更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呢？

这或许就是薄的政治动员和运动得以博得眼球和一方民意拥护的土壤。

薄的重庆模式的出现不是坏事，他可让迷信、崇尚大民主的民主派看到了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基于民粹主义的大民主选举带来的结果可以不是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是将国家带回到专制、独裁的的时代，再造成巨大的民族灾难；同时，这也应让中国共产党的高层由此清醒地看到国家的危机。对薄的去职，是中共的一次有效的自我净化。更应以此为契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开始踏实地迈步向前：既要避免独裁、专制带来的社会倒退和动乱；在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同时，亦要整顿吏治，疏导化解民怨；请”不要将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破立分明。为建设团结、进步和健康的和谐社会更有所作为。

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在面对的各种困难和波折中，能探寻出健康发展的道路，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