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是谁，路人皆知。

格拉古又是何许人，知者就不多了。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格拉古的故事，你或许就能理解薄熙来事件对中国潜在危险。

历史上的格拉古比薄熙来有名多了，他们是兄弟俩，大哥提比略，小弟盖约，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和汉代的司马迁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们没有见过面。格拉古兄弟出生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长于雄辩，曾先后担任保民官，为了平民的利益，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同当时把持元老院的贵族们作了不懈的斗争，甚至不惜发动城市暴动，但很快被元老院镇压，格拉古兄弟先后死在混乱当中，他们所倡导的改革方案也因他们被杀而人亡政息，这就是古罗马史上著名的“格拉古改革”。

从表面上来看，格拉古兄弟是有点象中国历史上那些奋不顾身、锐意改革的政治家，虽功败垂成，但终究青史留名。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和一次死亡，两者皆已命定，无法逃脱。我们只能共度人生，迎接死亡，来服务于人民。”这段话和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舍身取义的理想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格拉古兄弟并没有青史留名。相反，他们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群雄争霸、内战不息的始作俑者。其原因就在于改革的手段非理性，动机不单纯。

格拉古改革为穷人谋福利固然不错，但格拉古兄弟无视贵族的利益，不知妥协，最后把很多同情穷人的元老赶向了对立面，造成罗马民众和精英的空前对立。当大哥提比略·格拉古动议把国有土地分给因长期战争而破产的穷人时，他没有考虑土地实际上是被贵族们占据着。如果不给予补偿，要让贵族把嘴里的肥肉吐出来阻力重重。果然，提比略的议案很快就被否决。在这时候，提比略不仅没有想办法去说服元老院，反而动用手中权力把罗马的国库封了，让整个罗马城的经济瘫痪来逼元老院就范，这不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作为。设想，如果温家宝提议政治改革得不到响应，他能下令把中国人民银行关了吗?

有大哥垂范，自然就有小弟效尤。提比略改革失败十年后，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也当选保民官并推动了更广泛、更激进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动用国家公款补贴罗马贫民的粮食供应，动用国家公款雇用平民建设道路，缩短兵役期。当盖约第三次竞选连任保民官失败时——请注意，根据罗马传统，保民官是不能连选连任的，盖约当选两次已属违法——他的支持者居然占领了罗马的一个山头，还刺死了执政官（相当于现在的总统）的一个随从。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改革，而是武装暴动了。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格拉古兄弟会做得那么出格？答案是简单的两个字——民粹。在罗马，作为一个平头老百姓是很痛苦的，他们不仅要耕种农田，还要自备武器服兵役。而罗马的对外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格拉古之前，罗马和另一个强国迦太基格打了一百多年的仗，刚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利品都被贵族拿去了，平民却因常年征战纷纷破产而逃入城市沦为难民，他们渴望有人为自己说话，所以格拉古的改革对平民极具诱惑力。当格拉古竞选官职，投票修法时，有无数的平民从四面八方涌进罗马支持格拉古兄弟，一睹他们的风采。

当有民意在支持自己的时候，又有多少政治家可以有自省的能力，可以不被这种巨大的力量所裹挟？格拉古兄弟没有能力自持。既然真理在自己这一边，那么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这就是后来的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吉本在《罗马衰亡史》中所说的“从热忱到欺诈是一个危险的滑道；……圣人也会欺骗自己，好人也会欺骗他人，良心在一个混杂着无意识的幻觉和自发的欺诈的中间地带走向泯灭。”

格拉古兄弟只是无意识地被民众的力量所裹挟，所醉倒，但他们以改革和为人民的名义所作的事却后患无穷。在格拉古之前，不管平民和贵族多么对立，矛盾总能够和平解决，因为“平民尊敬贵族，贵族忌惮平民”。格拉古兄弟之后，矛盾空前激化。更糟糕的是，格拉古兄弟让一群野心家知道了如何掌握人气，玩弄民意，用群众运动向上爬，以求最高权力。此后一百年，马略，秦纳，凯撒和屋大维一个接一个步格拉古的后尘先后以平民的保护人的民意建立独裁，罗马内战不断，罗马共和国也就被罗马帝国代替。罗马共和传统的丧失，自格拉古始。

现在，你知道我们什么为什么把格拉古和薄熙来并论了。我们且不说薄氏在重庆所作所为是改革还是开历史倒车。但他操纵舆论，甚至用政绩和民意为自己谋取进一步高升的方式，有点像当年格拉古的作为。薄熙来即使这是一个改革家，他开创的道路却是藐视传统，不择手段的斗争道路。那是一条曾经让罗马在一千年前滑向帝制，让法国在二百年前血流成河，让德国在七十年前发动战争，让苏联在二十年前分崩离析的原因。

这也是温家宝所说的文革会重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