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听说方励之校长去世了，心中很是哀伤。哀伤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的方励之离我们而去了。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理工科学生在求索着中国的命运，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你可以嘲笑他们当时的思想上的偏激和幼稚，但你绝对不敢嘲笑他们的勇气。

我和方励之只有一面之缘。那是86年12月5日中午，科大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要冲出校园，游行呼吁要“民主、自由、共和”的时刻。方励之副校长站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拿着话筒劝说同学们不要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去争取民主，因为文革中的游行已经让人民厌倦了，甚至厌恶了。

然而，青年学子的冲动和好出风头的习性压倒了方校长的苦口婆心。科大学生还是走上合肥街头，进而点燃了86年底数十个城市的大规模学潮。胡耀邦因此而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而科大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也被撤职，分别调往中科院物理所和天文台作研究员。而胡耀邦89年4月的突然去世，再一次点燃了89年大规模的学潮，随后招致64镇压。

有人因为方励之校长在89年六四期间，躲进美国大使馆而小看他。对于这些人，我没有太多的话。他们对于方励之先生的学识和见解，显然缺乏了解。而有些朋友认为：如果方励之当时能够出来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那么局势就大不相同。甚至有人责怪方先生没有为民主事业献身，说“中国一百多年民主进程之所以如此坎坷艰难，原因就在于缺乏昂山素季(缅甸)、哈维尔(捷克)、金大中(韩国)这样的民主殉道者”。

这里有了一个有趣的假想：如果方励之不出走，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季？这本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希望各位拿出自己的见解。我就随便谈谈我的看法吧。

第一，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要求别人为了某种事业冒险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没有任何人拥有别人的生命。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指责方励之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做出的出走美国大使馆的行为；第二，我认为，方励之不出走，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季，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曼德拉。

中国的统治者有宽容昂山素季的雅量吗？我认为没有。历史地看，中国统治者为了权力可以诛杀九族，为了治安可以毫无道理地株连邻居。慈禧的“宁予友邦，不予家奴”，蒋介石的“日本人来了，我们还可做亡国奴；共产党来了，我们四五葬身之地”，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对中国人最狠。中国这片土地上是无法产生曼德拉和甘地这样的人物的，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远比缅甸的军政府和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对待自己的国民更狠。曼德拉这样的人物，还没出名就被消灭在萌芽中了。

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众会支持中国的曼德拉吗？显然不会。中国的民众只有在触及自己利益的时候才会团结起来。因此，中国的民众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轻易地出卖曾经带领自己的领袖。乌坎村的村民们得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率领他们的领袖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现在，看没看到村民们继续为这个死于不白之冤的领袖抗争要个说法？好像没有吧。有谁知道，这些村民给他们死去的领袖立碑纪念了吗？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我会改变对俺们国民劣根性的看法。

中国民众是一群没有公德的乌合之众。他们不会为了公共事务而操心，统治者也不愿意他们操心。短视的中国上层统治精英可以打击中国人的公共管理意识，让中国民众尽可能地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样他们可以最简单地压榨民众。岂不知，这样造成的国家是没有凝聚力的，这样的文明是没有创造力的，这样的社会是冷漠无情的。因此，俺才说中国的上层精英是很短视和弱智的。

方励之成为不了昂山素季，也成不了曼德拉。不是因为他躲进了大使馆，而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土壤根本就不鼓励也不产生这样的人物。1989年6月4日，就算方励之死在北京街头，中国人也不会感谢他，早就忘记他了。中国文化的改变，不可能由一个殉道者就改变了，何况中国人对任何殉道者都采取的是嘲笑的态度。鲁迅的文章“药”早就揭示了中国民族劣根性，那就是冷漠。他们冷漠地要方励之校长殉道，方励之校长没有这么作，他们又会冷漠地嘲笑他，说他是投机分子。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可以要求别人献出生命，而自己却事不关己地旁观着，没有任何风险地指手画脚，仿佛自己比躲进美国大使馆的方校长更高尚。我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