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希望中共走到要被别人革命的一天，因为我觉得中共的缺点几乎都来自革命党特征： 武断、实用主义、看重结果胜于尊重规则、 看重效率胜于尊重人性、看重统治权威胜于尊重公义。 而正是这些特性最容易导致不民主，或形成不尊守规则不尊重他人利益、只崇拜多数的伪民主。 如果新秩序要由新革命来得到，那么新政党也很可能会带上以上特性。
人民的幸福，应该来自能团结共识、尊重不同诉求的政治，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 这需要宪政和法治来约束政府权力仅用于服务社会而非压榨社会， 更需要稳健的国民来实现。 如果国民思想进步，则国家自然进步，就象袁世凯不能复辟； 如果国民思想不尊重规则，则国家自然腐化，就象新中国由土改开始不用讲道理的全民盛宴。
仅仅推翻一个专制政权并不能保证人民幸福，仅仅靠投票也不带来民主治国； 相反，如果能有逐步的政治改良，让更多人民在参与、斗争、思考中理解民主原则， 比起由激进者领导轰轰烈烈的急剧变革来， 更能让人理解推己及人的民主精神本身，而非“投票式”多数派“民主”。 比如这次关闭乌有之乡，一下子就让某些人理解了言论自由、宪法权利之可贵。 就不知他们能否学会推己及人。
所以说推翻专制都不是“目的”，减少社会动荡也会是“心愿”，可是我们无法一厢情愿。 社会动荡是否来临，取决于中共是否争气，在它尚有一些民意基础的时候决心变革。 我不喜欢诅咒或预言，只是最近的宫廷戏，一下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我党不面对已经不行了。
我党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人民日益增强的探寻真相的能力和愿望， 这从近年由网络推动的几次改变政府官员命运和事件结果的例子可以看出。 从最近我党暂关3天微博的可笑行为更能看出政府的怯懦和进退失据。 为啥不敢象以前专政时期一刀切和肉体消灭？民意的力量不同了，退不回去了。 在这个政府违规越来越多、民众维权越来越紧迫的时代， 如何正视言论与信息自由、与适度保障人民对我党的信心，是第一个挑战。
正是由于追寻真相的执著，外界消息无法屏蔽， 所以这次宫廷戏正逐渐大白天下。这大概是更急迫的挑战。 一时间，面纱揭开，各种龌龊在辟谣后再跟着外电变成新闻， 中国大陆的右派们从中更讽刺绝对权力的弊端、不受制约的罪恶； 左派们深受伤害地要求言论自由、信息透明、宪法权利； 而即使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洋人死活真假的中国普通民众， 至少也你无法怀疑中共自己泼脏水用计谋杜撰80亿资金外逃吧？ 那可是中国人财富的80个亿，谁会没有点想法？就这样被共产党好干部贪走了？ 在这一瞬间人人都发现专制是如此容易导致和隐瞒腐败的时候， 如何再对中国大众解释中共治国的合法性，这是我党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不那么直接，却更加根源：中国社会的失血。 这个失血是我对社会活力枯竭的感受， 特别是2005年后大学生毕业首选工作是公务员， 这在以前的毕业生是难以想象的，以前最无能的同学才去当公务员。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可以看出中国普遍的企业经营艰难。 国家税收过高，地方官员贪腐严重之余、官员人数还暴涨， 这些最终都必然加剧政府以各种名目的税费、包括层层关卡过路费增加物流成本，来从社会吸血，可是却不可能永远浮华繁荣。 中国强大了这么多年了，却没有产生多少有活力有生机、能良性扩张盈利的企业。 企业盈利能力萎缩，与中国官僚阶层的吸血胃口饥饿，只会恶性循环。 靠圈地抬房价从社会大规模吸血也逐渐难以为继，再卖墓地也不够。 但这个挑战触动共产党干部们的层层利益， 不知他们是否选择吸血到大家同归于尽，还是吸到改朝换代够本。
另外的挑战还很多，比如笼统地说：虚伪理论与实际脱节导致的社会畸态。 基本上是因言论禁忌导致的。比如不承认中国就是在实行资本主义。 中国的理论基础还在讲资本家剥削，而不是明白地讲资本运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须。 其实只要明白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设备与高效率为必须， 那么剩下的问题只不过是由私人牵头（资本家）还是政府牵头（计划经济）而已。
被政府“剥削劳动价值”是不是剥削？这个问题可以先不论， 重点是之前几十年计划经济已经证明走不通， 社会财富越高度集中给政府掌握，小疏忽导致大问题的几率越大， 而且计划经济下几乎轻工业和服务业一定短板， 因为垂直式的政府不可能体贴周到。这还没算容易滋生特权和等级社会的问题。 3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连劳动骨干都上买不起电视、下用不上塑料袋的社会。
那么既然计划经济不现实，短缺经济与特权社会比资本主义更不可接受， 而社会化大生产又必须，则民营就是必须，则所谓资本家剥削就是伪命题。 这样的宣扬阶级仇恨的教育不消除，中国优秀的企业家就会想着跑路。 更何况重庆式不讲道理、无视法律程序的“打黑”野蛮侵夺民营资产的恶例一开， 中国社会的精英人才和他们的资本都可能加速撤离中国。 如何消除错误教育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如何让人才为中国所用， 资本家的外逃、原罪与阶级仇恨问题又是紧迫而必须解决的一个挑战。
中共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以法治入手，也许是个办法。 但也必须是正视党国危机的高度痛下决心来真的才行。 依法，才能公正，才能安抚人民的不信任感； 依法限制和监督政府权力，才能治理贪腐； 同样靠法律限制和监督，把权力装进笼子，逐步消除官本位诸多特权，才有可能真正给政府瘦身，给企业松绑。
我不知道中共还有没有时间。 我也不知道这次在法律框架解决薄谷问题是不是一种决心和信号。 也许不是，不是18大有历史性转折，只是再次维持稳定，那我真没啥好说的了。
有位朋友说这种新闻稿方式给薄谷定罪本身就不合法治，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我觉得，在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度，能用法律框架解决问题至少是好事。 因为法律框架下一定比宫廷政治要透明公开那么一些些， 开封府总比紫禁城明亮些，但要说指望包拯推动君主立宪制，则期望过高。 那是要靠逐渐觉醒的人民来推动的，没人能等着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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