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先生过世了。 对于他的学术才华,为人师表,民主诉求和表达勇气,我毫无非议,衷心佩服。他的学生写了众多回忆文章足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了。 方先生对于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他的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民主新思维,而在于他能够在当年中共政治体制内提出民主理念的勇气。 民主的理念,即便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早有很多知识分子著述讨论了。 也不乏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为民主理念献身的例子。要命之处在于自从毛爷上台统治神州后,毛爷采取了文字狱的手法,扼杀了一切不同声音。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从1949年中共立国之后就再也不能听到民主的知识也无法发出民主的呼吁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红色共和国”之后出生的人群一直任由中共洗脑,基本上不知民主的理念。方先生在其职务内,做了一定的鼓吹民主的工作,在中共体制内发出了微弱但不同的声音。这在1978年前后一段时间内,并不容易。首先,经过三十年统治,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惊弓之鸟,被毛爷的文字大狱吓破了胆。体制内虽依然不乏有识之士,但是在乍暖的岁月中,很少人敢说出真实想法。所以,方先生敢说出别人不敢说的事情,已经是难得的勇气了。其次,彼时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伪”知识分子。笔者加一个引号是因为当时的大学内部很多教师早已习惯了中共的说教,已经把中共的虚伪历史和价值观,在自觉和不自觉间, 作为自己的思维惯式,成为中共的扬声筒了。而方先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没有人言亦言。卓尔不群,算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这就是笔者对方先生依然存有好感的原因。套句毛爷晚年时候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号就是“反潮流。” 连毛爷自己也说了,反潮流不得人心,要勇气。如果方先生当年学钱学森先生那样做党的哈巴狗的话,做体制内的红色知识分子的话,方先生就不会有后来的崎岖之路了。甚至方先生可能和钱学森先生混得一样“又红又专”呢。搞个政协副委员长干干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1989年的民主运动,方先生实在是身不由己被卷入进去了。中共早已盯上了方先生,愣是无中生有,生拉硬扯地把方先生打成“黑手。” 即便方先生说了几句话,做了什么地下工作,也绝不可能只手遮天,翻江倒海,成就1989年伟大的北京之春运动的。 不是我低估方先生能量,而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任何社会运动,不是一个人,一个政党所能左右的。必定有极其复杂而强烈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能够让广大社会成员一起呼吁努力的,必定是当时社会状态中的主要弊病强烈影响了大多数人。 这就是当年改革伊始就开始蔓延的贪污腐败现象和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这二大因素引起了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怒,造就了当年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 什么胡耀邦逝世,那只是一个导火索,一颗火星。在一个充满愤怒的社会,任何事情都可以引起一场大火的。中共后来把方先生作为替罪羊。给方先生栽赃,只是欺骗需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呐? 中共起事几十年,因其内部帮派斗争而产生的红色倒霉蛋儿不计其数。方先生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人在体制内,自然会被专制机器所伤的。 我真正对方先生心有芥蒂的是方先生在1989年六四屠杀后慌张逃入美国大使馆的愚蠢行为。方先生还是未能免俗,内心虚弱,惧怕中共的屠刀。虽有高尚理想,然缺乏献身勇气。在屠刀的阴影下退缩了。自然,有人会说, 要是你在屠刀阴影下,你也会退缩的。为什么非要让方先生挺身而出,牺牲于中共红色屠刀之下呢? 这话有道理,任何人是无权要求别人做出牺牲的,也不能以做出牺牲与否来片面判断一个人的贡献的。 话说到这里,按说,我应该收手掷笔不写了。 自己做不到的,何以要求别人做呢? 干嘛非要让方先生牺牲成为民主英雄呐? 但是,我还是要说下去。 这是因为,方先生彼时不是一个单纯的教授,一个副校长而已。他是一面在红色独裁体制内追求民主理念的旗帜,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在他身影下面,多少青年学子在仰望着。众望所归,是方先生不能退却的原因。他的后来行动具有历史和道德的意义,具有他所不能左右的影响。别的民主学生领袖不管是谁,不管他们在宣布绝食后依然吃喝,他们在彼时都不具有很大影响,没有已经站在历史的高度上。但是,方先生作为著名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的后来行为在中国民主史上是必定有一书的。 他如果当时不贸然走进美国大使馆追求政治庇护,而是让中共抓走,他会成为一个真正追求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 英雄人物的。他会把自己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以其不屈的追求,甚至杀身取义成为后来无人可以比拟的人物的。 若果是这样,方先生一定会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类智慧形象齐名的。那中共鼓吹的鲁迅也肯自叹不如了。毕竟相对于当时的欢迎,民国政府对于鲁迅还是宽宏大量,任其发展,基本没有人身危险的。 而中共红色独裁政权对于党内外的异己是手狠心黑的。 就这外在环境而言,方先生的勇气和行动也会让其在历史上位于任何近代知识分子之上的。 可信,方先生最后关头软弱了。对个人生命安全的担扰使得他走进了美国使馆,不但一手毁灭了自己成为真正民主斗士的机会,也让自己的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坐而谈,不起而行—暴露无遗。 更要命的,他自己帮助中共坐实了对他的污蔑,“勾结外国反共势力”的罪名。当中共的屠刀在北京大肆挥舞的时候,他走进美国使馆显得他早有安排,临危脱身,保全自己。而热血青年和市民们在在屠刀下流血牺牲,成为各种势力的牺牲品,也成为方先生的“工具”了。方先生的懦弱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不仅是给他自己的肖像上涂上一个败笔,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造成伤害。这么多年来,笔者和不少朋友谈起方先生,一致看法就是他的懦弱和走进美国使馆的愚蠢决定使得他这个本来可以成为钱学森反面的光环破灭。从此,他不再具有道德的感召力,更不再是青年学子的楷模了。 相对于方先生,我对早于方先生号召中国民主的魏京生先生一直抱有崇高的敬意。魏先生早在1977年前后就在西单民主墙上之处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问题并为此坐了14年的中共黑狱。到现在, 我依然没有找到魏先生屈服中共,签名认罪的任何文件。这样说来,魏先生更忠于自己的理念,更不在乎做出的牺牲,没有同邪恶势力妥协,从而使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历史上有自己的定位。至于最近魏先生的言论被人议论,那是另一码事儿了。仅就坚持理念和甘愿做出牺牲的勇气,魏先生是远远高于方先生的。说到此处,我也一致认为,魏先生其实比刘晓波更具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 当魏先生为民主理念呼吁的时候,被关在中共黑狱里的时候,世人还没有对中国民主问题认识多少呐。 方先生的懦弱使得他走进美国大使馆,成为中共和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身不由已,任人宰割。 作为中美密约的结果,方先生允诺从此不再涉身民主运动,在自由世界反而要自律慎言。这是多大的代价啊!一着不慎而满盘皆输。 这是方先生的终身之痛。相信他会把这个遗憾带进棺材的。 看到不少纪念方先生的文章,可以理解人已经走远,后辈们和生者群体的赞美之词和拳拳苦心。但是,说出我一致的看法,也让我从此放下这块心结。 方先生远行对于我,表示了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的一个终结。 其他民运人士,比如王丹,早已是民主行尸,除了他们曾经参与过中国民主运动外,无人能够作为中国民主追求的完美代表,无人具有历史和道德的高度,具有旗帜的作用了。 最后说一句,无意苛求方先生,只是可惜。 他之成就,我自己亦不能做到,更无力耳。 呜呼,中国民主运动。 痛惜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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