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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失踪27年后,彭加木依旧能够成为新闻主角,这在越来越善于忘却过去的当代国人中间,堪称奇特。
    彭加木,完全符合一个好莱坞电影故事的脚本:英雄式的只身寻水开场;神秘失踪,出动军队都无法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而后又有现身美国的传言;持续的寻找,一次一次接近他,但一次一次失望。也许,这才是关于彭加木的新闻受到高度关注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更看重27年来对于彭加木不间断的关注与寻找,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我们历来有重视群体忽视个人的传统。在一场战役中的牺牲者,最终总会变成一个几千几百的冰冷数字。
那些名字、那些名字背后的个体,最终总是淡出历史,化作空气。
因此,对彭加木不间断的找寻,在某种意义上,就多了几分人文主义的情怀,那便是对个体的尊重与记忆。这让我们看到那些疑似干尸的时候,也少了几分寒意。

    在彭加木失踪27周年之际、人们又经历了一次对他找寻的高潮以及失望
    当探险者刘先生和朋友们遇到这具干尸的时候，那个死去的人正仰面躺在沙地上，森森白骨构成了他躯体的一部分。
    逝者1/3掩埋在沙地中，断裂的手腕旁的手表，腰间的皮带，身上的白色的确良衬衣和蓝裤子，都带有明显的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
    尽管理智告诉他们，按照概率学来计算的可能性很小，但每个人的心中仍然不由得浮起一个念头：这是不是彭加木的尸体。
    1980年6月，彭加木在罗布泊科考途中失踪，尽管中国政府动用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搜救力量，也未能找到失踪者的任何一样遗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个人的悲剧变成了一个活着的谜，它对人们内心的触动，更甚于罗布泊深处散落在雅丹的古楼兰遗址被发现，
   或是罗布泊被美国卫星宣布已经干涸。

这是2007年的6月2日。探险者并没有动死者身上的任何东西，在拍照后，他们徜徉和研究了一番，走掉了。

    如果他就是彭加木
    从罗布泊回来之后，刘先生一直对荒漠深处的那个无名男子遗骸念念不忘。他并不是一个探险新手，此前他已经多次进入罗布泊，并在旅途中发现过多具干尸。
    死亡在这块神秘之地，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任何人，不管他的身体多么强壮，探险经验多么丰富，在进入罗布泊后，就会立刻感受到什么叫做死亡的威胁。

随着上世纪70年代罗布泊的干涸，除了极少数耐旱的、适应力极强的动物，绝大部分的鸟兽都已经离开这片土地。被称为盐壳的地表，有着石头一样的密度和刀刃般的锋利，普通的车在这样的地表上行驶，车胎支撑不了10分钟。人如果在旅途中跌一跤，可不是跌破皮，而是落地时就会被地面划伤。炎热的气候，复杂的地形，适宜高等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是如此匮乏。

这片土地的凶险，使它在世界上赫赫有名，许多探险者把它视为人生必须要征服的一段旅程。在征服或是被征服的途中，偶尔遇到散落的干尸并不让人奇怪。业余探险者刘先生，已经在他的旅途中遇到过6具干尸。
但是，这个新的发现和他们都不一样。刘先生估计，他的发现地距离彭加木的遇难地并不远。从身材和衣着上判断，不能排除他就是彭加木。6月15日，他找到在新闻界的朋友，要求协助查证这具干尸的身份。

这是炒作吗？
接到报料的记者先找到了彭加木生前的工作单位中科院新疆分院进行核实，彭加木生前的队友、当时的车队队长王万轩初步判断，根据发现者的描述，这具干尸的五处特征与失踪前的彭加木相似。这些相似之处分别是干尸发现地、身高、上衣、下衣和手表。

6月25日，这个消息被媒体公开，成为全国性的轰动新闻，载有这条的消息的报纸，在乌鲁木齐刚上摊就被一抢而空。关于干尸特征的描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职业探险导游周新伟就是其中一人，他和其他对罗布泊熟悉的探险者，要求加入返回沙漠取证的队伍。“这具干尸所携带的遗物相当完备，这是罗布泊以往报道发现的干尸中东西最完备的一个，既然有那么多的相似性，错过就太可惜了。”

而对此事具备权威发言权的中科院新疆分院，并没有表现出太高的热度，反而给探险者浇了一瓢冷水：“过去也有很多人来报告，说是找到了彭加木的尸体，但经过甄别后都不是，希望对此事能够低调慎重。”

一时间，“冷血、没有人情味”的评语如潮，关于此事是否是炒作的争论也纷纷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一位认为此事有炒作嫌疑的网友在他的观点帖中说：“几乎每年夏天，都要爆出发现彭加木尸体的新闻，如果彭加木的家人一再地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是一次又一次地撕裂他们刚刚愈合的心灵伤口，如果真正尊重去世的人，不应该这样进行炒作。”

而大部分的回帖认为，既然已经有一个无名的男尸躺在荒漠的深处，就应该认真地对待，不能把任何事情都扣上一顶炒作的帽子，“无论出于道义还是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传统，都不能对荒野中的干尸放任不管，哪怕只有很小的几率，也比什么都不做站着说话强”。
但网络终究是网络，无论哪一方，都不具备现场勘查的条件，双方只能在理性与人性关怀，以及对死者的尊重是否应该以这种形式表现的争论上进行。

    二进沙漠取证
    两天后，中科院新疆分院的领导出面，驳斥了“冷血说”。“对彭加木的找寻，27年以来，我们从未间断过，有一个专门负责的小组从未解散。”该院党组书记傅春利说。
    实际上，对于每年报告来的干尸，中科院新疆分院都要一一甄别，大部分的报告几乎可以从基本资料上就给予排除；但为了稳妥起见，对于稍微接近的报告，新疆分院都会派出人员去甄别。2006年，由于报告者为科学工作者，又拍有幻灯片，新疆分院闻之甚喜，由傅春利亲自带队去甄别；但几番周折终于见到遗体后，傅春利几乎可以一眼就认定这不是彭加木的遗体：无论身高，年龄，死去的年代等，没有一个符合特征的。也许是受去年事件的影响，对于今天的发现，新疆分院的反应低调了很多。
    一支由报社组织的取证队伍成立了，于7月5日出发前往罗布泊，队伍里有好几个闻风而至的报社记者，还有发现者刘先生、探险家周新伟等人。
    罗布泊不愧是天然迷宫，尽管做了详细的记录，取证队伍也在刘先生的带领下，但还是在干尸发现地附近迷路了。
    7月5日晚，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地点在哈密南湖大戈壁与“大罗布泊区域”接壤的雅丹地貌群附近。周新伟打开经纬测量仪，输入彭加木失踪地点经纬度，发现两地间隔并不是像刘先生所估计的几十公里，而是二百多公里。按照彭加木当初失踪时的情况，很难想象他竟然能走这么远的距离，除非是后来的沙丘移动和风暴把他带到这里。

    失望，以及希望
    经过彭加木当年的科考队队友阎鸿建的鉴定，取证队伍带回来的5样物证，都不是彭加木的。死者身上的“上海”牌手表是红色外壳，这种手表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生产，其他的东西也都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产品。
    “实际上，见到干尸的时候，我就判断这不是彭加木的遗体。从干尸的外形上看，死去也就15年左右，应该是90年代初期的遇难者。从干尸的胸部，衣服的下面，我还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周新伟说，“一枚上面压印有‘中功大师张宏堡’的胸章。”
    从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气功大师崛起的年代上，不难推测出这位在2007年夏天被发现的遗骸遇难的年代，“他在死亡的时候，还把这枚胸章带在身上，可以想象他对张宏堡的崇敬。那时候练中功的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的外形和彭加木相似也并不奇怪”。

但取证队员认为，这一趟并非毫无收获，这次的方向给了他们很大的启示。“过去我们都知道，彭加木最后留下的纸条说，他往东面寻找水源去了；但是最后脚印痕迹消失的地方，却在营地的西北部。长期以来，人们的搜寻一直集中在东边疏勒河谷地带，也许他最后是朝着西北面的天山方向走呢。西北方向，是我们下一次的找寻目标。”

罗布泊
位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角的罗布泊曾为中国第二大内陆湖,200万年前,罗布泊水域面积达两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罗布泊最大水域达5000多平方公里,曾被误认为是黄河的源头。本世纪以来,罗布泊水域两度盈亏,并最终于1972年彻底干涸,最后干涸的面积为450多平方公里。

对于它的干涸原因,著名的沙漠专家、彭加木的好友夏训诚曾经分析说:“根据对罗布泊地区大范围实地考察,以及对我国2000多年的大量历史文献和这一地区出土的文物、干尸的分析,我们认为,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并非气候变干所引起,而是人类经济活动影响水资源在地区间重新分配的结果。”

    夏训诚曾多次率领科学考察队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至今仍然活跃在罗布泊地区。历史上罗布泊曾屡经沧桑变故,2000年前的汉代,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湖边的楼兰王国“水大波深必汛”,居民们把防御洪水作为大事。到公元4世纪,楼兰王国到了用法令限制用水的窘迫境地。本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罗布泊面积又达到了2000平方公里。夏先生说:“1972年,罗布泊湖水完全干涸,许多植物相继衰竭枯死,飞禽走兽或死或逃,这里成了一片荒凉而干燥的土地。”

    科学家、探险、神秘失踪,这些元素的组合,促成了一个偶像的诞生
    唐守业,这个被称为彭加木民间搜寻队长的58岁的老记者,最近被折腾得够呛。

6月底,正好是他的著作《寻谜彭加木》出版的时候,在新疆的老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最近又发现了一具干尸,很有可能就是彭加木的遗体。”他闻讯不由得大喜,这难道是天意?

后来,新疆当地的报社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参与取证队伍。他立刻收拾行装,从山东威海坐火车前往新疆。走到半道的时候,又接到电话请他缓来,因为取证事宜可能会有变化。这样,唐守业只好坐车又回威海了。等回到威海,又听说取证队伍已经决定了出发日期,他赶紧去弄了一张飞机票,在上飞机之前,他收到短信:根据第二次到达现场的分析,为彭加木的可能性很小,您就不用来了。

对这一个多星期的折腾,他称适应了,自从他立志发起找寻彭加木的民间活动后,“比这更大的折腾都经历过”。

震惊全国的失踪

1980年6月17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时失踪。这条消息,成为当时最受人们关注的一条新闻,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正是从这条新闻里,对罗布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神秘神奇、恐怖险恶之地。
从6月18日开始的两个月,新华社几乎每天都配发与此相关的消息,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播报搜寻的结果,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亲自批示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搜寻。“彭加木,你在哪里?”这句话被广播里一次又一次地引用。

在新疆阿鲁科尔沁旗广播站,年轻的广播员唐守业把这篇报道贴到了墙上,和千万的听众一起暗自祈祷:彭加木,祝福您千万顺利地走出疏勒河故道,发现水源地,找到食物吃,给全国人民一个惊喜!当时,有许多人响应广播的号召,在内心里暗自作了这样的祈祷。

当20年后,他终于来到彭加木的遇难地后,他发现,年轻时候的良好祝愿,在现实面前是多么的幼稚。罗布泊确实当得起他年轻时候假象中的那八个字:神秘神奇、恐怖险恶,但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个带病的老人,要真能在没有任何储备的条件下走出疏勒河谷,那简直就是奇迹。”

一个时代的符号

彭加木没有创造出奇迹,但他的事迹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并不是为了探险而去的罗布泊,但许多后来的探险家都声称,从他那里得到了勇气和激励。长江漂流的第一位挑战者尧茂书的哥哥尧茂江,回忆中仍然记得这一事件给他和弟弟以极大的激励,尧茂中从来不认为中国人缺乏探险精神,并一直以“外国人能做,中国人一样能做到”作为座右铭,而彭加木事件又给了他一个中国版的注解:彭加木能够牺牲,我也能。

在一个变化了太多的时代,讲述27年前一个科学家的牺牲对人们形成的激励和激发作用,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几年前,唐守业在一所中学演讲时,曾经对“彭加木是什么树”的问题瞠目结舌,而今天,即使有那么多人因为“干尸事件”而记住了这个名字,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纪念和寻找的含义。

2007年5月12日,凤凰卫视就寻找彭加木做了一期辩论性质的节目,邀请了作家叶永烈、吴泰昌、彭加木生前的好友夏训诚、唐守业,以及司马南参加,双方就近几年的寻找“是否盗用死者名义”、“是否炒作”、“有何积极意义”等展开辩论。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知道彭加木这个名字的人多了；但知道他生平的人实在甚少,他的名义,在不停的断章取义和各取所需的传播中,变成了罗布泊中最著名的一具干尸,如此而已。

但了解其生平的人,往往在想了半天之后,用了一个词语来形容他:奉献。

身患两种癌症,探遍新疆

在中国50年代以后的科学界,有好几位因为在与病魔搏斗的同时,在科学领域也做出卓越贡献而为人所知,近一点的有80年代的陈景润,远有竺可桢,而彭加木也是其中令人叹服的征服癌症的强人。在50年代开发边疆的大潮中,他于1954年开始陆续要求到新疆工作。1956年,他终于到了新疆；但次年回到上海时就被查出胸腔有纵隔障恶性肿瘤,接受西医治疗及深度X光照射治疗,在此情况下,他自己激励自己“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就转回新疆工作。1960年,他又一次被查出有异常网状细胞,医生提示,他可能患上了网状细胞性淋巴癌,据说患这种病的人只能活3个月；但他不仅顽强地活了下去,还在以后的岁月从事了最消耗体力的科学工作:野外考察,足迹遍及新疆和祖国各地。

在60年代,他的事迹曾经被广为传播,在彭加木失踪后,传出了若干个版本的谣言,其中最荒谬的当数飞碟说和突现美国说。最让他的战友愤怒的版本是被谋杀说和自杀说,在他们看来,这种版本简直荒谬到不可思议,只有对彭加木毫无了解的人才能编排出来。

倔强与执著,科学家的宿命与终结
许多人把彭加木的失踪归结于他的倔强,并且认为,如果不是他的倔强,非要只身出门找水,那么,他失踪的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而他当时非要坚持出门找水的原因是为了替国家节约——“用直升飞机送水”成本过高，不如自力更生。

倔强,是许多人给彭加木下的定义。在1980年5月2日开始的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的行程里,彭加木倔强性格几次表现出来。
从5月2日到6月5日,科考队由北到南穿越了罗布泊,胜利到达罗布泊南岸米兰农场,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在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时,彭加木却不想就此止步。

当时,中国在科学领域对于罗布泊地区还没有什么权威,原因就是从来没有完成过对该地区的全面穿越和考察,甚至连罗布泊在70年代干涸的消息,也是来源于美国的卫星地图。因此,彭加木想在此次科考中,进行由西向东的穿越,从而完成对罗布泊的完整探查。
在米兰农场修整了5天后,科考队6月11日出发东进,在6月16日来到罗布泊东岸库木库都克地区后,科考队所携带的水和汽油都消耗殆尽,于当晚向指挥部发出告急电报。第二天早上,收到回报:同意送物资,就地待命。

在收到回报后,彭加木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心疼“用直升飞机送水”的高达十多块钱一公斤的成本。
从地图上看,附近有不少地方都以“井”命名:沙井、红十井、八一泉,预定的水要到18日才能送来,他敦促队员在这段时间开车到附近去找水源,如果能自救,就不用国家送水了。17日,他就是否要到更远地方寻找水源与队友发生了一场争执。其后,他留下一张只有7个字的字条:我往东面找水井。

这位从1954年起便在新疆开始野外科学考察的知识分子,就这么消失了。他最终没有死在床上,而是消失在了戈壁荒野之中,达成了中国人自古推崇的“马革裹尸”的结局。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急需人才和鼓舞人民斗志的年代,他很快成为一个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被广泛地宣传。应该说,这种巨大影响,固然有国家典型形象塑造的功劳,但其影响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不妨说,这是因为他确实达到了那样的高度。

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彭加木幸运地遇到了1980年,那正是一个尊重知识,崇拜科学家的年代,他的牺牲也因此而更令人痛挽。而对那片荒漠的艰难的科考过程,在那个时代蒙上了一层罗曼蒂克的光芒。

在1986年不安分地从工厂溜出去飘流长江的李大庆,解释他为什么要参与冒险运动的原因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不安分地渴望脱掉现实的束缚。”而那些敢于为人之所不为的人,就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偶像,乃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980年以来,对彭加木的官方或者民间寻找从未断绝过

彭加木失踪前探险队所驻扎的营地,现在立着一块碑,这块碑成为许多进入罗布泊探险者的目的地。人们走到这里,在碑前鞠躬,临走的时候,又在附近再三逗留,希望有一天发生奇迹,彭加木的遗体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人类总有着破解现实中的未解之谜的兴趣。”探险家周新伟这样解释为什么进入罗布泊的人都在下意识地寻找彭加木。

1980年的紧急搜救

在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唐守业著的《寻谜彭加木》一书中,披露了不少当时不为人知的找寻彭加木的细节,其中包括当时在紧急情况下的人员调动,以及前后的6次大寻找的过程。
对彭加木的大型寻找,迄今为止共发动过6次,其中的第一、二次发生在他失踪后的两天之内,这种为一个失踪者而空降搜寻队伍的大规模搜寻,是共和国前所未有的。

1980年6月17日上午10点半,彭加木留下了那张7个字的字条,然后消失了。队友们原以为他就是在附近转转,但在三四个小时后彭加木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们开始着急了,发动汽车出去寻找,果然在东面寻找到了他的脚印。

第一次的搜寻由探险队员组成,他们沿着脚印追踪了大约7.5公里后,失去了彭加木的踪迹。在苍茫夜色中,探险队员在山上打起照明弹,没有任何回音。在送水的飞机到来后,又请直升机沿着脚印失踪的地区寻找了1个多小时,仍然没有任何效果,第一次找寻就这样失败了。18日凌晨2点,他们向总部汇报:彭加木失踪了。这一消息惊动了党中央。

在一份1980年中央秘书局的文件里,有关于华国锋批示派飞机配合地面寻找的批示。第二次搜寻,从6月20日到26日,部队和地方出动了136人次,由部队出动运输飞机将地面人员载到现场,在出事地点30公里范围内寻找,而直升飞机则以30米的高度低空搜索,在这样密集的搜寻中,没有任何发现。后来一位空军指挥人员感慨,要是科考队员的衣服不是蓝色而是红色,肯定早就能够发现了。

第三次寻找:警犬磨难

1980年7月7日,在前两次寻找失败后,第三次寻找开始了。这次寻找开始前,已经初步判断彭加木不太可能仍然活着,这次寻找,已经从找活人转向找尸体。

在寻找开始前,有人向公安部建议,既然人找不到,可以考虑派遣警犬。于是,从全国各地调集了6条功劳赫赫的名犬前往罗布泊,同时抽调了127人,编成3个分队搜寻。经过将近1个月的搜寻,搜寻队员发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却没有找到属于彭加木的任何遗物。调集的警犬在高达70摄氏度的地面温度和能磨破骆驼蹄的地面上,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还因此纷纷受伤。罗布泊,不是一个犬类能够生存的地方。

第四次寻找:止谣

1980年11月初,由中科院新疆分院和当地部队组成了一个1029人的搜寻部队,彭加木的儿子彭海也参加了这次寻找。在吸取了前两次搜寻的经验后,这次部队没有再派出直升飞机,而是以地面搜寻为主,沿疏勒河故道搜寻,平均每人每天寻找将近1平方公里的面积。

这次搜寻,其中的一个起因是香港《中报》上刊载的“彭加木惊现美国华盛顿餐馆”的报道。与前几次搜寻不一样的是,前几次因为想着要救人、抢时间,使用的是“跑线”的搜寻方法,而这次则使用了拉网战术。搜救队使用了钉耙等“武器”,搜寻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区域,捡到了几百年前的铜钱、串珠、马掌、海贝、骆驼鞍子等物品,但还是没有找到丝毫线索。

此后,彭加木的名字渐渐沉寂下来,4次搜寻未果,成为验证罗布泊神秘性的一部分。只有他曾经的同事们,每次工作路过,都会想方设法地转到那个地方,进行一次并没有太大希望的寻找。

第五次:相隔24年后的纪念与寻找

1980年后,彭加木这个名字曾经慢慢地沉寂。但到了90年代中期,自从探险成为一种时尚后,他的名字又随着罗布泊一起被人们提起,尤其是在1996年余纯顺遇难罗布泊后。这些真正热心于寻找彭加木的行动的核心成员,多数出生在50年代或者60年代,在80年代亲身体会彭加木失踪事件的社会影响,并且在他们到了中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去罗布泊探险或者工作,有了亲自寻找彭加木的条件。

因此,进入21世纪后,关于发现“彭加木遗骸”的消息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人热心地把他们发现的干尸的位置记下来,报告新疆分院,希望他们派人去核实。

而记者出身的唐守业,从来不相信这会成为一个无法破解之谜。他和探险家吴仕广等人,于2004年11月发起了第五次寻找彭加木的行动。他说:“我发起这个事情,既在乎过程,更在乎结局。因为这是给一个逝去的生命的尊重的最好表达。”第五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使用了新型武器——金属探测仪,但依然没有结果。

第六次:“抢尸事件”

2006年的搜寻,足以令唐守业终身难忘。这次搜寻是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科考队合作,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党组书记傅春利,还有1980年罗布泊科考队的队员陈白录,有精良的装备和43名组员的参与,加上之前有人告诉他们说已经发现了一具和彭加木非常吻合的干尸,等待他们去辨认,队友们非常高兴。

不料,等到队伍到了敦煌,竟然发生了意外事件,原来与中科院新疆分院联系的报告者,为了确保“彭加木发现者”的身份,意外地来了个失踪,并提前进入沙漠,把干尸运了出来,存放到敦煌博物馆。几经交涉,中科院新疆分院几位彭加木原来的同事终于见到干尸,经过简单的辨认后就排除了这是彭加木遗体的可能性。

这一事件,经过中间关联人的炒作,变成了2006年4月的“爆炸新闻”,从“发现彭加木”到“排除彭加木”,让关心此事的人心里经历了一个大幅度的落差。也正是有此经验,在2007年再次爆出“疑似干尸”的时候,新疆分院的态度已经变成“低调科学”。

在若干次的“疑似”事件发生后,“寻找彭加木”是否会变成一个纯粹的炒作的幌子,是否会因此而玷污对死者的尊重?唐守业认为,在他接触过的参与者中,绝大部分人都和他一样,在80年代亲身经历过寻找彭加木事件,对这位科学家的奉献精神有着崇高的敬意,今天的网络转载和评论过多,也是一件好事,它至少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记住了彭加木这个名字。

关于彭加木失踪的情形,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设想,有人认为,他一路上为了减轻负重,可能已经把笔记本、照相机等物品埋在半路上了,而唐守业坚持这样假想:在1980年6月17日至18日的半夜,寻水途中的彭加木因为一直得不到水分的补充和身体疾病的影响,突然倒在了某个地形复杂的路边,如果有一天,一个过路者无意之中发现了他,一定会发现,他离开驻地时的那些东西,还完整无缺地留在他身上。

对罗布泊的探险和科考已经超过百年,除了彭加木,还有许多响当当的名字,和这片神奇的土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和瑞典探险家、科学家斯文·赫定于1934年走到罗布泊湖边的时候,他们看见的还是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水面和错综复杂的水道,在那里他们捕到了一种古老鱼类——大头鱼,吃到了鱼肉。

今天从卫星图画上看罗布泊,干涸的湖泊只剩下一个轮廓,形状像一个大耳朵。以前的数千年里,这个咸水湖曾经干涸过一部分；但1972年的彻底干涸,也许是不可逆的——它也许将永远干涸下去了。

罗布泊,又叫罗布淖尔,是一个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混合词,意思是“聚水之地的湖泊”。由于罗布泊水势浩大,一度被认为是黄河——这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这个说法,从汉朝到清末,持续了2000多年。

自从汉朝之后的气候恶化,楼兰人迁出,这里又成了一个残酷的死亡之地。由于干旱和缺水,只有红柳、野骆驼等少数动植物能在这里生存。即使是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走在罗布泊的盐碱地上,也一样鲜血淋漓。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沙尘、盐碱，缺少植物、动物,以白骨为路标的地方,有着古城楼兰、雅丹地貌，还有着金、银等矿藏和数亿吨的钾盐资源,有着时隐时现的河流和湖泊。

罗布泊吸引了无数科学家和探险家。这些人宁愿筋疲力尽,付出“损害健康、少活数年”的代价,冒着生命危险走向楼兰烽火台和罗布泊湖心,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片土地的研究史上。

记事本与铁铲的时代

西方人有一个词一直让中国人非常反感:“发现”：发现美洲,发现印度,发现好望角。对美洲人和印度人来说,人家本来就生活在那里,根本不需要发现。
但对于科学史上来说,未发现前的地图,就是一片黑暗或者一片空白,只有“发现”之后,它们才变成彩色的,出现在地图上,被文明世界考察与研究。

记事本和铁铲,是这个时代探险家的标志,用以记录发现的掘取文物。当然,他们还有着更出色的装备。
探险家,或者说发现者的素质良莠不齐。许多“发现者”同时又是土匪、文物掠夺者和骗子,在这批探险家当中,斯文·赫定的人品和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斯文·赫定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挖出了一个古代国家:楼兰。楼兰城被西方人称之为“消失在沙漠中的庞贝城”,这一考古发现轰动了西方世界。
    楼兰的发现也引来了斯坦因,这个把中国敦煌文物卷走的探险家,几乎在当时就是掠夺者的代名词。他认为,楼兰附近一定还有别的遗址。
    斯坦因发现了更多的遗址,画出了地图。在没有卫星定位和对罗布泊的详细测绘之前,斯坦因的地图一直是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必备品。
    当然斯坦因毫不客气地把发掘出的文物带走了。后来的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也一样没客气,他们带走了许多魏晋的木简和文书残片。
    斯文·赫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晚年逐步从一个单纯探险家转向一个研究者和科学家,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楼兰和罗布泊的研究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罗布泊是迁徙湖”的理论,试图解释罗布泊的湖边为什么如此多变。

陈宗器开的先河

20年代,斯文·赫定又一次组织了西北考察团,说好是全部由西方人进行科学工作,挖出文物归中国。当时恰逢北伐战争,中国民族热情非常高涨,国民一致要求,让中国的学者参加科学考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地球物理学者陈宗器有机会加入了团长为斯文·赫定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在此之前,中国人,无论汉人、藏人还是维吾尔族人,都是以“仆人、向导”的身份与西方探险家一起工作的。

一起从内蒙出发前往甘肃和新疆的时候,这些高大耐寒的瑞典人还不知道,一个出生于中国南部省份浙江的瘦小中国学者,居然有如此惊人的毅力和体力,陈宗器后来成为队伍中最坚强的测绘者。

1931年1月19日,陈宗器和瑞典科学家霍涅尔到达楼兰,他把一首赞美赫定先生的诗歌放在金属盒子里，置于楼兰城上。
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也许不能在研究罗布泊上取得大的成就,那就一定要把最扎实的测绘工作做好,积累一切资料,留给后人。这些数据为后来的科学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陈是最早进入楼兰和穿越罗布泊的的中国学者,当年的罗布泊没有公路、没有GPS,陈宗器和朋友们依靠的,只有腿和骆驼。
陈宗器在1934年再次与斯文·赫定探访罗布泊,这一次,他们划着独木舟由孔雀湖水路进入罗布泊。途中他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干尸“沙漠公主”(楼兰美女)。回程的时候,陈宗器徒步又去探访了一次楼兰。

陈宗器是中国地磁学奠基人之一。长期辛苦的野外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从罗布泊回来后,他已是满口假牙。1960年,他因癌症去世。

理想者的梦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后,科学家代替过去的探险家成为探险罗布泊的主流人群，目的主要是科学考察和寻找资源。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就是失踪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彭加木。
彭加木曾经三次进罗布泊考察,这位上海科学家在1957年就已经身患肿瘤,却毅然在1964年进入罗布泊,寻找可能存在的天然重水,这是核反应堆运行所需的重要物质。

    彭加木之后,理想主义者成为罗布泊的常客。
    “我离开家的时候,没有带钥匙。”余纯顺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回答“你怕不怕死”这个问题。
    80年代,一批热血的中国人忽然醒悟:我们应该比西方人更能冒险,没有探险家的民族是没出息的。大学实验员尧茂书就曾经抱着橡皮筏子苦练漂流,希望能在美国人之前漂流成功。

在1986年和1987年,超过10人死于长江漂流活动,有关部门不得不全面禁止这种活动。
1988年,大学毕业的上海人余纯顺决定扔掉“扼杀创造力”的饭碗,徒步走遍全中国,访遍中国的56个民族。他这一走就是8年,最终他决定挑战沙漠。

给余纯顺提供支援的“沙漠王”赵工(真名赵子充)曾经回忆过余纯顺的迷路:“在一个岔路口,我用一根枯枝做了路标,说得好好的那边是楼兰,余还是迷了路……”
1996年,余纯顺在罗布泊遇难。事实上,余纯顺选择了最不适宜走罗布泊的6月进入罗布泊,原因是:电视台安排好了拍摄,等不起,还有余自信满满,认为能打破6月不能穿越的神话。

进沙漠的时候,当地政府提供了沙漠车、水和食物,一切保障都是最好的,食物和水都是余亲手埋藏好的。余甚至感慨,这会是百分之百的胜率。
他没有把罗布泊的一百多公里路当成劲敌,而只是认为这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一次预演。在他徒步前进之前,天气酷热,有人曾经建议他停止计划:“彭加木就是6月出事的。”

    6月,罗布泊的地面温度能达到75摄氏度;6月,还容易起沙尘暴。
    1996年6月18日,他被发现遇难在自己的帐篷里,这是一个离他自己埋藏的食物只有三公里的地方,他死于脱水造成的衰竭,他没能到达楼兰。
    赛装备,比腰包
    和“漂流长江”遭到禁令相比,罗布泊探险反而因为余纯顺的遇难而掀起了一次巨大的热潮。除了罗布泊，中国人的探险精神也正在转向娱乐化和商业化,在柯受良飞越长城和黄河之后,摩托车飞黄河、自行车飞黄河、摩托车穿越大沙漠……都成了人们所追逐的目标。最近的一个创意是,一个湖北男子想坐塑料盆和废轮胎从重庆漂流到上海。

这股探险热潮开始于80年代,那时候有一个电冰箱的著名广告,是一个沙漠旅行者发现一冰箱冷饮的创意。
探险在90年代保持了热度。《编辑部的故事》里,王朔曾经微微讽刺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穿越沙漠”。扮演文艺青年的濮存昕满面愁容地对戈玲说,要她一起去塔克拉玛干……后来李东宝证实了该文艺青年是个忧郁的骗子。

余纯顺身后,罗布泊越来越火,余纯顺的墓成了新的景点,人们穿越过程中都要过去在墓前照相,“寻找壮士的足迹”。
罗布泊,这个曾经的死亡之地成了许多人发泄平日生活不满的所在,人们希望靠征服戈壁来获得力量。各种不同的人纷纷来到这里,想出名的民间旅行家、忧郁的文学青年、练出了特异功能的气功师……

1997年,“百名游客徒步穿越罗布泊”活动成功,在1998年的“去罗布泊”热潮中,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热爱这种雄浑苍凉的戈壁景色。广东,甚至台湾来的游客非常多,旅行社开始提供有保障的沙漠游。
曾经生死相博的冒险正逐渐变成今日小资白领的狂欢,关键是有多少钱,愿意花多少钱。

    父女两代人的隔阂，跨越47年的时空，终化于罗布泊的深处
    许多参加过罗布泊沙漠游的游客,都能听到导游告诉他们:“这里的小山包叫雅丹地貌,中国一个地质学家陈宗器,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了这种地貌。”
    “除了地球物理方面的学者和学生,外人很少有记得我父亲的了。”陈雅丹说,“还有起名字的事,其实是因果倒置了。”
    罗布荒原上,长年的风力侵蚀,造就了这样陡峭的小土山。陈宗器先生在西北工作的6年里,见得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雅丹。当他在给自己最小的女儿起名字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想到了“陈雅丹”。

他没有想到这个名字给女儿造成的影响:陈雅丹今年65岁,曾经去过一次南极长城站和两次罗布泊。她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整理父亲的全部日记和手稿,准备出文集。

    在日记中重新发现父亲
    陈宗器先生已经逝世47年了。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太理她,她太小了，父亲又太忙了。父亲逝世时,她才18岁。她是父亲最小的孩子。
    在80年代,她翻阅家里的旧文献，发现了童年记忆中那个话不多的父亲的另一面。她重温了父亲出生入死、在罗布泊搞测绘研究的日子。
    即使在今天,去过罗布泊仍然能让一个人拥有一段可向人夸耀的经历。为什么不把第一个走进楼兰的中国学者的故事展示出来?
    陈雅丹迷上了父亲的故事,那是一本厚重的史诗。“读完之后,明白为什么有人说我的画‘轻飘飘’的。”陈雅丹说。
    她1987年去了趟南极长城站。不过在内心深处,她更想去楼兰、去穿越罗布泊。
    她后来又带学生去过甘南,和朋友去过西藏,她现在想去罗布泊。 1997年,愿望实现了。

    走父亲的路
    罗布泊有丰富的钾盐资源,当地正在开发一个钾盐矿。在戈壁里,开矿者决定给新开出来的道路命名,有人说,叫余纯顺路,有人说,叫彭加木路。最后,那条路叫陈宗器路。这就是陈宗器在罗布泊人心目中的位置。
    陈宗器是斯文·赫定最赏识的中国学者,也是他的忘年交好友。1931年和1934年,当时30多岁的陈宗器两次和霍涅尔、赫定考察了罗布泊。在那里,他下定决心,如果有小女儿一定叫她“雅丹”。
    “原来这就是雅丹!”尽管多次见过雅丹地貌的图片,当进入罗布泊的陈雅丹在第一天傍晚扎营后爬上松软的雅丹顶之后,她还是赞叹造物主的神奇。
    “这是我的兄弟姐妹!”她当时就是这一个念头。远处的雅丹层层叠叠地连在一起。陈雅丹在这个上面站一会,又到另一个上面站一会。“他们不再孤独,因为我来了。”
    她追寻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她选择纵越罗布泊,纵向穿越的距离要远远超过横向穿越。

    那个骑士般的父亲
    那是在第二次进新疆考察的时候,包括陈宗器在内考察队全体人员被军阀的士兵用枪指着。他们要汽油、要汽车。
    尽管身为外国人,赫定先生被当地军阀绑住,考察队的所有人也都被关了起来。一群士兵哗啦哗啦地拉枪栓,枪口对着赫定,他们想要的,就是考察队的一辆汽车,赫定坚持不给他们,少一辆车会让大家在沙漠中陷入危险。
    最后赫定妥协了,他对朋友们说:“看在上帝份上,给他们一辆车。不然我们全队的人都会被杀掉!”他自己在生死线上走过无数回,他不忍心队伍里那些优秀的年轻人和他一起这样死去。
    这是陈雅丹描述父亲和赫定先生遇险的一段经历。在赫定先生眼里,陈是一个忠诚、对工作充满热忱、勇敢坚定的一个伙伴。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水尽粮绝的时候,他都是最可靠的队员和伙伴。
    在最后一次罗布泊考察结束后,在赫定的大力推荐下,陈宗器去德国留学,研究地磁学。瑞典国王听了赫定讲述的陈的事迹,给陈宗器颁发了代表瑞典探险家最高荣誉的“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

    走向有水的罗布泊
    陈雅丹来罗布泊的时候,罗布泊不再有水,在过去的湖心,陈雅丹想起她家里那张著名的照片,父亲拍摄的两个船工在水中捕鱼。
    “这是我印象中的罗布泊。”
    陈宗器探访罗布泊时的30年代,是罗布泊最后一次拥有如此规模的水面。
    “等我去看的时候,罗布泊干涸多年了。”陈雅丹说,“我只能想象有水的样子,干涸的湖底没有大头鱼的骨头,看来鱼自己悄悄地转移走了。也有人说,新疆引进了外来鱼种养殖,那些鱼把原始笨拙的大头鱼都吃掉了……”
    新疆当地有人告诉他,旅游部门有一个打算,不再把各个汇入罗布泊的河流截流或者把水蓄在水库里,而是放进罗布泊,让它重新有水。
    “这成本太高了,那些灌溉区的农民怎么办?兵团团场人们的生活怎么办。”陈雅丹认为,人口膨胀和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让罗布泊彻底干涸了。
    出于对罗布泊曾经的浩淼烟波的迷恋,她把写父亲罗布泊探险故事的书起名为《走向有水的罗布泊》。

    整理父亲的财富
    陈雅丹家有父亲的日记、资料,她的哥哥和姐姐纷纷把手头关于父亲的一切资料都交给这位最年轻的妹妹。
    有位朋友在旧货市场上买到了陈宗器流失在社会上的部分手稿。陈雅丹现在把手稿借来整理,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连画画也暂时搁下了。
    “科学家的字迹真是太潦草了,”陈雅丹这样抱怨着自己的父亲,“有的句子还有语病,还有车轱辘话来回说。”
    她曾经试图托朋友整理,或者找专业的录入公司,效果都不理想。
    她现在就是自己亲手完成。

陈宗器先生和斯文·赫定等瑞典学者的来往书信和照片,陈雅丹也通过瑞典斯文·赫定基金找到了。
一本霍涅尔写他和陈那次探险的书,瑞典愈原文的也被陈雅丹托人买到了。令人头疼的是,全北京懂瑞典语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外文局的一位退休专家给她帮过一段忙,后来觉得这工作太累了。

    “多数的翻译工作是一位朋友,一位瑞典姑娘帮我完成的。她曾经是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三秘。”陈雅丹说,“她拿着那书看,说出汉语,但是有些词她汉语说不出来。”
    “比如‘冷得直流鼻涕’,”陈雅丹说,“她就拿出张面巾纸擦鼻子,然后对我说:‘冷’‘冷’……我就明白了。”
    “整理到今天,我不再仅仅是对我父亲负责了,我整理的许多资料,都是地磁学里很专业的资料,这其实是科学界应该负责的事,我经常要停下来,打电话问地磁方面的老专家某个词的意思。”陈雅丹说,“这批资料不应该被时间湮没。”

    尽管认为自己跨领域作业非常艰难,陈雅丹还是决心完成父亲的文集。自从“重新发现”父亲之后,她一直被父亲所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着。
    “我始终认为,他们这一类人——科学家,比我所代表的这一类人——艺术家,更应该获得社会更多的尊重,他们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更伟大。”陈雅丹说。
    在西方，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和殖民，许多探险活动是由国家或者国王支持和赞助的，当这些舰队或探险家失踪的时候，该国往往会全力搜索

关键时刻的寻找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作为靶场的罗布泊突然出现人类活动，经过侦察发现，是一批隶属于马鸿逵的国民党军残部，解放后成为了土匪。这群土匪终于在核爆前被解放军战士找到，并带离了罗布泊。

    最有传统味道的寻找
    2006年，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在罗布泊南部的米兰遗址遇难，当地人展开了“让客死异乡者尸骨还乡”的搜寻活动，搜寻男子的亲人；但至今该男子的身份没有确定，家人也没有找到。他只是1950年以来有据可查的几十个意外死于罗布泊的人中的一个。
    该男子没有太多的沙漠生活经验，在沙漠这种应该尽可能装水的地方，他带了一瓶沉重的葡萄酒背在身上。

最不情愿的寻找
澳大利亚的两个土著男女青年，因为部落肤色不同不可通婚而被迫逃进荒漠生存，靠打猎袋鼠和摘野生浆果为生。尽管他们的部落已经搬进了大城市，接受了现代文明，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不适应走出荒漠了。1977年澳大利亚大旱，部落里的长辈发出搜救他们的的呼吁。一位白人土著研究专家最终找到了伤病和饥饿困扰的两口子和他们的几个孩子，将他们带回城市。他们在之后的几年内病逝。他们的故事成为澳大利亚电影的好题材。

最劳力的寻找
拉彼鲁兹，这位探险家、法国侯爵失踪之后，法国派出大批人手进行寻找。许多搜索者本身也失踪了。

    对寻找者的寻找
    1845年，英国海军少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被派去寻找西北航道，他有两艘蒸汽轮船，却不幸陷入了北极圈内冰海围困当中。他们准备了三年的给养，却在冰上困了整整一年，富兰克林病死在船上(有人认为跟牛肉罐头变质，食物中毒有关系)，剩余船员试图从冰上走回陆地，不幸都死在了路上。
    英国政府全力悬赏希望找到这支队伍，搜寻他们的船队获得了当地的许多资料，后来发现南极的阿蒙森发现了西北航道。.

    最教育人的寻找
    苏格兰教士利文斯通也是一位探险家，他曾经找到了尼罗河的源头。在对非洲内陆的探险中他和欧洲失去了联系整整三年，全世界的探险家都在找他，最后美国探险家、记者斯坦利找到了他，并且希望他回到“文明世界”。利文斯通没有答应，他发的愿是让非洲人都信仰基督。
    他的健康很糟，但是不愿意就此离开非洲，后来他死在了非洲。他的朋友把他心脏埋在了非洲，身体则送回苏格兰安葬。

    名垂青史的寻找
    罗伯特·斯科特是英国海军军官，伟大的探险家，早在他试图冲击南极点之前，他就成为最优秀的探险家和英国的家喻户晓的英雄。1912年，他的队伍到达南极时，发现挪威人阿蒙森已经在一个月前把国旗插上了南极点。斯科特的五人团队在从极点返回的路上遭遇暴风雪而全军覆没，他们离最近的补给点只有20公里。
    后人评点他和阿蒙森的得失时说，斯科特除运气不好之外，他做了错误的判断。他用马拉雪橇，而马的持久能力不如爱斯基摩狗。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能吃狗肉，狗也能吃狗肉，跑不动的狗就是食物，马却不能吃马肉。到最后马匹死光，斯科特的队伍是人力拉着雪橇前进的。

史诗一般的寻找
1914年，英国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探险队试图穿过极点横穿南极，不幸船只“坚韧号”被浮冰挤压被困，8个月后船只沉没。沙克尔顿带着27名船员离开船只到达陆地，苦熬了22个月之后，他们被人找到并搭救。

不只彭加木，罗布泊荒原上留下的还有探险者、游客，甚至悍匪、流窜犯和未知的异乡客
因为寻找彭加木成为一个主题,对罗布泊荒原上的无名干尸的关注和记录,也成为途径罗布泊的人的一个习惯。探险者、风景区的管理者、当地的干部、放牧者、向导,各种各样的人会在遇到干尸时,小心地把方位特征记下来,然后等待有兴趣人来研究和处理。

罗布泊地区的治安管理者,雅丹地貌景区治安派出所显然没有这个精力来一一进行现场勘查和甄别,这个辖区达1.6万平方公里的派出所只有5个人的编制,因为工作环境险恶,不能保证满员。
因为发起民间寻找彭加木的缘故,唐守业一年总要接到几个关于干尸的报告,累计下来,他手里掌握的干尸资料已经有50多个,其中一位叫做李向军的魔鬼城雅丹公园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余发现了十几具无名干尸,唐守业自己在探险旅途中也发现过干尸。

现在的罗布泊已经不适合再被称为无人区。1996年7月中国宣布停止核试验以后,马兰基地很快成了一个观光点,而曾经被称为世界最小镇的罗布泊镇,人口也在增加。1997年,探险者周新伟组织了300多人的罗布泊荒漠探险旅行团,从此罗布泊成为一个公开的探险者的目的地,虽然按照军管的名义,它还是一个“禁区”。

探险旅游和拍摄者在罗布泊的流动人口中只是很小的一个群体,据周新伟观察,每年真正进入罗布泊的探险者不过100-200人,更多的人是到这里办事和挣钱的。按照规定,进入罗布泊需要交纳费用和登记,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去管这件事情。

在当年彭加木失踪的营地附近的红十井,1993年在那里发现了金矿,此后附近开起了大大小小的金矿。淘金者、寻找奇石者不断地来往此地,而他们的往来既没有人查档也没有人管理。由于距离太远,雅丹派出所曾经发明用狼烟报警。在这样的地方,一旦出事,妄想城市中110的便利是不可能的。每年派出所要接到一二十起报警,而能真正靠警方救援的寥寥无几。“这里关键得靠自救,先进的东西没用。”周新伟说。

那些以为凭借着GPS、越野车以及充足的物资就能单人独行罗布泊的人,会经常发现他们的错误。2006年,在有组织的汽车拉力赛中,两名车手失踪,成为一条惹眼的新闻。而旅行者一旦在此处出事,只能仰仗队友救助,或者祈祷有人路过。
但探险者绝对不是荒漠中的无名尸骨的主要组成,那些从家乡跋山涉水来打工、淘金、寻宝者,既没有好的装备,也没有钱,又缺乏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权益保障,即使在荒漠中倒下也无人知晓。

荒漠中还有另一种人的存在。在解放后,由于受到解放军的围剿,一群悍匪竟然进入这片无人区驻扎起来,直到核试验前清理现场才发现并把他们带走。在现代,偶尔还会有走投无路的罪犯流窜到这片监管松散的地区。
在50多个被记录的干尸当中,没有外国人。实际上,也没有听说过外国人在此地探险遇难。出于保护现场的目的,许多发现干尸的人,既不挪动和掩埋,也不拿走他们身上的东西,这使不断爆出“疑似彭加木”事件的发生率大大增加。

实际上,许多发现干尸者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出于对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的尊重,旅行者偶尔也会检查他们的身份,但可用的信息往往极少,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随着时间成为一个谜。
2005年12月,一个异乡人死在伊循古城边缘的戈壁滩上,他被发现时已经腐烂,当时的旅行者曾经发起“让客死异乡者回家”的活动,公布了他身上的主要特征；但这个寻找没有得到结果。

在寻找彭加木的过程中,无意中寻找到的这些无名者的归宿,成了一个难题。许多人担心,一旦那些无名干尸被确认不是彭加木的尸体,会不会被抛弃或者随手掩埋。

唐守业曾有一个设想:以找寻彭加木为主题,把罗布泊所有寻找到的干尸都做一个公开的档案,并尽可能地核实这些人的信息。“虽然不可能把每个人的身份都识别出来,但起码,能让一部分客死异乡者回家,这对于死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更是对一个生命莫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