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二野-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在失蹤27年後,彭加木依舊能夠成為新聞主角,這在越來越善於忘卻過去的當代國人中間,堪稱奇特。
    彭加木,完全符合一個好萊塢電影故事的腳本:英雄式的隻身尋水開場;神秘失蹤,出動軍隊都無法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而後又有現身美國的傳言;持續的尋找,一次一次接近他,但一次一次失望。也許,這才是關於彭加木的新聞受到高度關注的原因?
    事實上,我們更看重27年來對於彭加木不間斷的關注與尋找,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無論出於何種動機。

我們歷來有重視群體忽視個人的傳統。在一場戰役中的犧牲者,最終總會變成一個幾千幾百的冰冷數字。
那些名字、那些名字背後的個體,最終總是淡出歷史,化作空氣。
因此,對彭加木不間斷的找尋,在某種意義上,就多了幾分人文主義的情懷,那便是對個體的尊重與記憶。這讓我們看到那些疑似乾屍的時候,也少了幾分寒意。

    在彭加木失蹤27周年之際、人們又經歷了一次對他找尋的高潮以及失望
    當探險者劉先生和朋友們遇到這具乾屍的時候，那個死去的人正仰面躺在沙地上，森森白骨構成了他軀體的一部分。
    逝者1/3掩埋在沙地中，斷裂的手腕旁的手錶，腰間的皮帶，身上的白色的確良襯衣和藍褲子，都帶有明顯的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徵。
    儘管理智告訴他們，按照概率學來計算的可能性很小，但每個人的心中仍然不由得浮起一個念頭：這是不是彭加木的屍體。
    1980年6月，彭加木在羅布泊科考途中失蹤，儘管中國政府動用了當時條件下的最大搜救力量，也未能找到失蹤者的任何一樣遺物。
     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個人的悲劇變成了一個活着的謎，它對人們內心的觸動，更甚於羅布泊深處散落在雅丹的古樓蘭遺址被發現，
   或是羅布泊被美國衛星宣布已經乾涸。

這是2007年的6月2日。探險者並沒有動死者身上的任何東西，在拍照後，他們徜徉和研究了一番，走掉了。

    如果他就是彭加木
    從羅布泊回來之後，劉先生一直對荒漠深處的那個無名男子遺骸念念不忘。他並不是一個探險新手，此前他已經多次進入羅布泊，並在旅途中發現過多具乾屍。
    死亡在這塊神秘之地，並不是什麼稀奇事，任何人，不管他的身體多麼強壯，探險經驗多麼豐富，在進入羅布泊後，就會立刻感受到什麼叫做死亡的威脅。

隨着上世紀70年代羅布泊的乾涸，除了極少數耐旱的、適應力極強的動物，絕大部分的鳥獸都已經離開這片土地。被稱為鹽殼的地表，有着石頭一樣的密度和刀刃般的鋒利，普通的車在這樣的地表上行駛，車胎支撐不了10分鐘。人如果在旅途中跌一跤，可不是跌破皮，而是落地時就會被地面劃傷。炎熱的氣候，複雜的地形，適宜高等生物生存的必要條件在這裡是如此匱乏。

這片土地的兇險，使它在世界上赫赫有名，許多探險者把它視為人生必須要征服的一段旅程。在征服或是被征服的途中，偶爾遇到散落的乾屍並不讓人奇怪。業餘探險者劉先生，已經在他的旅途中遇到過6具乾屍。
但是，這個新的發現和他們都不一樣。劉先生估計，他的發現地距離彭加木的遇難地並不遠。從身材和衣着上判斷，不能排除他就是彭加木。6月15日，他找到在新聞界的朋友，要求協助查證這具乾屍的身份。

這是炒作嗎？
接到報料的記者先找到了彭加木生前的工作單位中科院新疆分院進行核實，彭加木生前的隊友、當時的車隊隊長王萬軒初步判斷，根據發現者的描述，這具乾屍的五處特徵與失蹤前的彭加木相似。這些相似之處分別是乾屍發現地、身高、上衣、下衣和手錶。

6月25日，這個消息被媒體公開，成為全國性的轟動新聞，載有這條的消息的報紙，在烏魯木齊剛上攤就被一搶而空。關於乾屍特徵的描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職業探險導遊周新偉就是其中一人，他和其他對羅布泊熟悉的探險者，要求加入返回沙漠取證的隊伍。“這具乾屍所攜帶的遺物相當完備，這是羅布泊以往報道發現的乾屍中東西最完備的一個，既然有那麼多的相似性，錯過就太可惜了。”

而對此事具備權威發言權的中科院新疆分院，並沒有表現出太高的熱度，反而給探險者澆了一瓢冷水：“過去也有很多人來報告，說是找到了彭加木的屍體，但經過甄別後都不是，希望對此事能夠低調慎重。”

一時間，“冷血、沒有人情味”的評語如潮，關於此事是否是炒作的爭論也紛紛出現在各大門戶網站。一位認為此事有炒作嫌疑的網友在他的觀點帖中說：“幾乎每年夏天，都要爆出發現彭加木屍體的新聞，如果彭加木的家人一再地看到這樣的新聞，他們會是什麼樣的心情？這是一次又一次地撕裂他們剛剛癒合的心靈傷口，如果真正尊重去世的人，不應該這樣進行炒作。”

而大部分的回帖認為，既然已經有一個無名的男屍躺在荒漠的深處，就應該認真地對待，不能把任何事情都扣上一頂炒作的帽子，“無論出於道義還是中國人落葉歸根的傳統，都不能對荒野中的乾屍放任不管，哪怕只有很小的幾率，也比什麼都不做站着說話強”。
但網絡終究是網絡，無論哪一方，都不具備現場勘查的條件，雙方只能在理性與人性關懷，以及對死者的尊重是否應該以這種形式表現的爭論上進行。

    二進沙漠取證
    兩天后，中科院新疆分院的領導出面，駁斥了“冷血說”。“對彭加木的找尋，27年以來，我們從未間斷過，有一個專門負責的小組從未解散。”該院黨組書記傅春利說。
    實際上，對於每年報告來的乾屍，中科院新疆分院都要一一甄別，大部分的報告幾乎可以從基本資料上就給予排除；但為了穩妥起見，對於稍微接近的報告，新疆分院都會派出人員去甄別。2006年，由於報告者為科學工作者，又拍有幻燈片，新疆分院聞之甚喜，由傅春利親自帶隊去甄別；但幾番周折終於見到遺體後，傅春利幾乎可以一眼就認定這不是彭加木的遺體：無論身高，年齡，死去的年代等，沒有一個符合特徵的。也許是受去年事件的影響，對於今天的發現，新疆分院的反應低調了很多。
    一支由報社組織的取證隊伍成立了，於7月5日出發前往羅布泊，隊伍里有好幾個聞風而至的報社記者，還有發現者劉先生、探險家周新偉等人。
    羅布泊不愧是天然迷宮，儘管做了詳細的記錄，取證隊伍也在劉先生的帶領下，但還是在乾屍發現地附近迷路了。
    7月5日晚，他們終於找到了目標，地點在哈密南湖大戈壁與“大羅布泊區域”接壤的雅丹地貌群附近。周新偉打開經緯測量儀，輸入彭加木失蹤地點經緯度，發現兩地間隔並不是像劉先生所估計的幾十公里，而是二百多公里。按照彭加木當初失蹤時的情況，很難想象他竟然能走這麼遠的距離，除非是後來的沙丘移動和風暴把他帶到這裡。

    失望，以及希望
    經過彭加木當年的科考隊隊友閻鴻建的鑑定，取證隊伍帶回來的5樣物證，都不是彭加木的。死者身上的“上海”牌手錶是紅色外殼，這種手錶是在80年代中期才開始生產，其他的東西也都是80年代中後期的產品。
    “實際上，見到乾屍的時候，我就判斷這不是彭加木的遺體。從乾屍的外形上看，死去也就15年左右，應該是90年代初期的遇難者。從乾屍的胸部，衣服的下面，我還意外地發現了這個，”周新偉說，“一枚上面壓印有‘中功大師張宏堡’的胸章。”
    從這位曾經赫赫有名的氣功大師崛起的年代上，不難推測出這位在2007年夏天被發現的遺骸遇難的年代，“他在死亡的時候，還把這枚胸章帶在身上，可以想象他對張宏堡的崇敬。那時候練中功的人，很多都是知識分子，所以他的外形和彭加木相似也並不奇怪”。

但取證隊員認為，這一趟並非毫無收穫，這次的方向給了他們很大的啟示。“過去我們都知道，彭加木最後留下的紙條說，他往東面尋找水源去了；但是最後腳印痕跡消失的地方，卻在營地的西北部。長期以來，人們的搜尋一直集中在東邊疏勒河谷地帶，也許他最後是朝着西北面的天山方向走呢。西北方向，是我們下一次的找尋目標。”

羅布泊
位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南角的羅布泊曾為中國第二大內陸湖,200萬年前,羅布泊水域面積達兩萬平方公里。在中國古代歷史典籍中,羅布泊最大水域達5000多平方公里,曾被誤認為是黃河的源頭。本世紀以來,羅布泊水域兩度盈虧,並最終於1972年徹底乾涸,最後乾涸的面積為450多平方公里。

對於它的乾涸原因,著名的沙漠專家、彭加木的好友夏訓誠曾經分析說:“根據對羅布泊地區大範圍實地考察,以及對我國2000多年的大量歷史文獻和這一地區出土的文物、乾屍的分析,我們認為,羅布泊地區自然環境的惡化,並非氣候變干所引起,而是人類經濟活動影響水資源在地區間重新分配的結果。”

    夏訓誠曾多次率領科學考察隊進入羅布泊地區考察,至今仍然活躍在羅布泊地區。歷史上羅布泊曾屢經滄桑變故,2000年前的漢代,羅布泊“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湖邊的樓蘭王國“水大波深必汛”,居民們把防禦洪水作為大事。到公元4世紀,樓蘭王國到了用法令限制用水的窘迫境地。本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羅布泊面積又達到了2000平方公里。夏先生說:“1972年,羅布泊湖水完全乾涸,許多植物相繼衰竭枯死,飛禽走獸或死或逃,這裡成了一片荒涼而乾燥的土地。”

    科學家、探險、神秘失蹤,這些元素的組合,促成了一個偶像的誕生
    唐守業,這個被稱為彭加木民間搜尋隊長的58歲的老記者,最近被折騰得夠嗆。

6月底,正好是他的著作《尋謎彭加木》出版的時候,在新疆的老朋友給他打電話說:“最近又發現了一具乾屍,很有可能就是彭加木的遺體。”他聞訊不由得大喜,這難道是天意?

後來,新疆當地的報社給他打電話,邀請他參與取證隊伍。他立刻收拾行裝,從山東威海坐火車前往新疆。走到半道的時候,又接到電話請他緩來,因為取證事宜可能會有變化。這樣,唐守業只好坐車又回威海了。等回到威海,又聽說取證隊伍已經決定了出發日期,他趕緊去弄了一張飛機票,在上飛機之前,他收到短信:根據第二次到達現場的分析,為彭加木的可能性很小,您就不用來了。

對這一個多星期的折騰,他稱適應了,自從他立志發起找尋彭加木的民間活動後,“比這更大的折騰都經歷過”。

震驚全國的失蹤

1980年6月17日,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著名科學家彭加木在新疆羅布泊地區進行考察時失蹤。這條消息,成為當時最受人們關注的一條新聞,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正是從這條新聞里,對羅布泊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神秘神奇、恐怖險惡之地。
從6月18日開始的兩個月,新華社幾乎每天都配發與此相關的消息,廣播裡幾乎每天都播報搜尋的結果,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親自批示派出空軍和地面部隊配合搜尋。“彭加木,你在哪裡?”這句話被廣播裡一次又一次地引用。

在新疆阿魯科爾沁旗廣播站,年輕的廣播員唐守業把這篇報道貼到了牆上,和千萬的聽眾一起暗自祈禱:彭加木,祝福您千萬順利地走出疏勒河故道,發現水源地,找到食物吃,給全國人民一個驚喜!當時,有許多人響應廣播的號召,在內心裡暗自作了這樣的祈禱。

當20年後,他終於來到彭加木的遇難地後,他發現,年輕時候的良好祝願,在現實面前是多麼的幼稚。羅布泊確實當得起他年輕時候假象中的那八個字:神秘神奇、恐怖險惡,但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樣。“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一個帶病的老人,要真能在沒有任何儲備的條件下走出疏勒河谷,那簡直就是奇蹟。”

一個時代的符號

彭加木沒有創造出奇蹟,但他的事跡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心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儘管他並不是為了探險而去的羅布泊,但許多後來的探險家都聲稱,從他那裡得到了勇氣和激勵。長江漂流的第一位挑戰者堯茂書的哥哥堯茂江,回憶中仍然記得這一事件給他和弟弟以極大的激勵,堯茂中從來不認為中國人缺乏探險精神,並一直以“外國人能做,中國人一樣能做到”作為座右銘,而彭加木事件又給了他一個中國版的註解:彭加木能夠犧牲,我也能。

在一個變化了太多的時代,講述27年前一個科學家的犧牲對人們形成的激勵和激發作用,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幾年前,唐守業在一所中學演講時,曾經對“彭加木是什麼樹”的問題瞠目結舌,而今天,即使有那麼多人因為“乾屍事件”而記住了這個名字,又有多少人能夠理解紀念和尋找的含義。

2007年5月12日,鳳凰衛視就尋找彭加木做了一期辯論性質的節目,邀請了作家葉永烈、吳泰昌、彭加木生前的好友夏訓誠、唐守業,以及司馬南參加,雙方就近幾年的尋找“是否盜用死者名義”、“是否炒作”、“有何積極意義”等展開辯論。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年來,知道彭加木這個名字的人多了；但知道他生平的人實在甚少,他的名義,在不停的斷章取義和各取所需的傳播中,變成了羅布泊中最著名的一具乾屍,如此而已。

但了解其生平的人,往往在想了半天之後,用了一個詞語來形容他:奉獻。

身患兩種癌症,探遍新疆

在中國50年代以後的科學界,有好幾位因為在與病魔搏鬥的同時,在科學領域也做出卓越貢獻而為人所知,近一點的有80年代的陳景潤,遠有竺可楨,而彭加木也是其中令人嘆服的征服癌症的強人。在50年代開發邊疆的大潮中,他於1954年開始陸續要求到新疆工作。1956年,他終於到了新疆；但次年回到上海時就被查出胸腔有縱隔障惡性腫瘤,接受西醫治療及深度X光照射治療,在此情況下,他自己激勵自己“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只要身體稍有好轉,就轉回新疆工作。1960年,他又一次被查出有異常網狀細胞,醫生提示,他可能患上了網狀細胞性淋巴癌,據說患這種病的人只能活3個月；但他不僅頑強地活了下去,還在以後的歲月從事了最消耗體力的科學工作:野外考察,足跡遍及新疆和祖國各地。

在60年代,他的事跡曾經被廣為傳播,在彭加木失蹤後,傳出了若幹個版本的謠言,其中最荒謬的當數飛碟說和突現美國說。最讓他的戰友憤怒的版本是被謀殺說和自殺說,在他們看來,這種版本簡直荒謬到不可思議,只有對彭加木毫無了解的人才能編排出來。

倔強與執著,科學家的宿命與終結
許多人把彭加木的失蹤歸結於他的倔強,並且認為,如果不是他的倔強,非要隻身出門找水,那麼,他失蹤的悲劇根本就不會發生;而他當時非要堅持出門找水的原因是為了替國家節約——“用直升飛機送水”成本過高，不如自力更生。

倔強,是許多人給彭加木下的定義。在1980年5月2日開始的羅布泊綜合科學考察隊的行程里,彭加木倔強性格幾次表現出來。
從5月2日到6月5日,科考隊由北到南穿越了羅布泊,勝利到達羅布泊南岸米蘭農場,打破了“無人敢與魔鬼之湖挑戰”的神話。在取得這樣重大的成就時,彭加木卻不想就此止步。

當時,中國在科學領域對於羅布泊地區還沒有什麼權威,原因就是從來沒有完成過對該地區的全面穿越和考察,甚至連羅布泊在70年代乾涸的消息,也是來源於美國的衛星地圖。因此,彭加木想在此次科考中,進行由西向東的穿越,從而完成對羅布泊的完整探查。
在米蘭農場修整了5天后,科考隊6月11日出發東進,在6月16日來到羅布泊東岸庫木庫都克地區後,科考隊所攜帶的水和汽油都消耗殆盡,於當晚向指揮部發出告急電報。第二天早上,收到回報:同意送物資,就地待命。

在收到回報後,彭加木並沒有就此滿足,而是心疼“用直升飛機送水”的高達十多塊錢一公斤的成本。
從地圖上看,附近有不少地方都以“井”命名:沙井、紅十井、八一泉,預定的水要到18日才能送來,他敦促隊員在這段時間開車到附近去找水源,如果能自救,就不用國家送水了。17日,他就是否要到更遠地方尋找水源與隊友發生了一場爭執。其後,他留下一張只有7個字的字條:我往東面找水井。

這位從1954年起便在新疆開始野外科學考察的知識分子,就這麼消失了。他最終沒有死在床上,而是消失在了戈壁荒野之中,達成了中國人自古推崇的“馬革裹屍”的結局。在一個百廢待興的,急需人才和鼓舞人民鬥志的年代,他很快成為一個鞠躬盡瘁的知識分子的典型,被廣泛地宣傳。應該說,這種巨大影響,固然有國家典型形象塑造的功勞,但其影響能夠一直延續到現在,因此,不妨說,這是因為他確實達到了那樣的高度。

某種意義上,應該說彭加木幸運地遇到了1980年,那正是一個尊重知識,崇拜科學家的年代,他的犧牲也因此而更令人痛挽。而對那片荒漠的艱難的科考過程,在那個時代蒙上了一層羅曼蒂克的光芒。

在1986年不安分地從工廠溜出去飄流長江的李大慶,解釋他為什麼要參與冒險運動的原因說:“那個時候每個人都不安分地渴望脫掉現實的束縛。”而那些敢於為人之所不為的人,就成了人們心中的英雄、偶像,乃至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

1980年以來,對彭加木的官方或者民間尋找從未斷絕過

彭加木失蹤前探險隊所駐紮的營地,現在立着一塊碑,這塊碑成為許多進入羅布泊探險者的目的地。人們走到這裡,在碑前鞠躬,臨走的時候,又在附近再三逗留,希望有一天發生奇蹟,彭加木的遺體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

“人類總有着破解現實中的未解之謎的興趣。”探險家周新偉這樣解釋為什麼進入羅布泊的人都在下意識地尋找彭加木。

1980年的緊急搜救

在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唐守業著的《尋謎彭加木》一書中,披露了不少當時不為人知的找尋彭加木的細節,其中包括當時在緊急情況下的人員調動,以及前後的6次大尋找的過程。
對彭加木的大型尋找,迄今為止共發動過6次,其中的第一、二次發生在他失蹤後的兩天之內,這種為一個失蹤者而空降搜尋隊伍的大規模搜尋,是共和國前所未有的。

1980年6月17日上午10點半,彭加木留下了那張7個字的字條,然後消失了。隊友們原以為他就是在附近轉轉,但在三四個小時後彭加木還沒有回來的時候,他們開始着急了,發動汽車出去尋找,果然在東面尋找到了他的腳印。

第一次的搜尋由探險隊員組成,他們沿着腳印追蹤了大約7.5公里後,失去了彭加木的蹤跡。在蒼茫夜色中,探險隊員在山上打起照明彈,沒有任何回音。在送水的飛機到來後,又請直升機沿着腳印失蹤的地區尋找了1個多小時,仍然沒有任何效果,第一次找尋就這樣失敗了。18日凌晨2點,他們向總部匯報:彭加木失蹤了。這一消息驚動了黨中央。

在一份1980年中央秘書局的文件里,有關於華國鋒批示派飛機配合地面尋找的批示。第二次搜尋,從6月20日到26日,部隊和地方出動了136人次,由部隊出動運輸飛機將地面人員載到現場,在出事地點30公里範圍內尋找,而直升飛機則以30米的高度低空搜索,在這樣密集的搜尋中,沒有任何發現。後來一位空軍指揮人員感慨,要是科考隊員的衣服不是藍色而是紅色,肯定早就能夠發現了。

第三次尋找:警犬磨難

1980年7月7日,在前兩次尋找失敗後,第三次尋找開始了。這次尋找開始前,已經初步判斷彭加木不太可能仍然活着,這次尋找,已經從找活人轉向找屍體。

在尋找開始前,有人向公安部建議,既然人找不到,可以考慮派遣警犬。於是,從全國各地調集了6條功勞赫赫的名犬前往羅布泊,同時抽調了127人,編成3個分隊搜尋。經過將近1個月的搜尋,搜尋隊員發現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但是卻沒有找到屬於彭加木的任何遺物。調集的警犬在高達70攝氏度的地面溫度和能磨破駱駝蹄的地面上,不但沒有發揮作用,還因此紛紛受傷。羅布泊,不是一個犬類能夠生存的地方。

第四次尋找:止謠

1980年11月初,由中科院新疆分院和當地部隊組成了一個1029人的搜尋部隊,彭加木的兒子彭海也參加了這次尋找。在吸取了前兩次搜尋的經驗後,這次部隊沒有再派出直升飛機,而是以地面搜尋為主,沿疏勒河故道搜尋,平均每人每天尋找將近1平方公里的面積。

這次搜尋,其中的一個起因是香港《中報》上刊載的“彭加木驚現美國華盛頓餐館”的報道。與前幾次搜尋不一樣的是,前幾次因為想着要救人、搶時間,使用的是“跑線”的搜尋方法,而這次則使用了拉網戰術。搜救隊使用了釘耙等“武器”,搜尋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區域,撿到了幾百年前的銅錢、串珠、馬掌、海貝、駱駝鞍子等物品,但還是沒有找到絲毫線索。

此後,彭加木的名字漸漸沉寂下來,4次搜尋未果,成為驗證羅布泊神秘性的一部分。只有他曾經的同事們,每次工作路過,都會想方設法地轉到那個地方,進行一次並沒有太大希望的尋找。

第五次:相隔24年後的紀念與尋找

1980年後,彭加木這個名字曾經慢慢地沉寂。但到了90年代中期,自從探險成為一種時尚後,他的名字又隨着羅布泊一起被人們提起,尤其是在1996年余純順遇難羅布泊後。這些真正熱心於尋找彭加木的行動的核心成員,多數出生在50年代或者60年代,在80年代親身體會彭加木失蹤事件的社會影響,並且在他們到了中年之後,終於有機會去羅布泊探險或者工作,有了親自尋找彭加木的條件。

因此,進入21世紀後,關於發現“彭加木遺骸”的消息突然多了起來,許多人熱心地把他們發現的乾屍的位置記下來,報告新疆分院,希望他們派人去核實。

而記者出身的唐守業,從來不相信這會成為一個無法破解之謎。他和探險家吳仕廣等人,於2004年11月發起了第五次尋找彭加木的行動。他說:“我發起這個事情,既在乎過程,更在乎結局。因為這是給一個逝去的生命的尊重的最好表達。”第五次搜尋彭加木的行動,使用了新型武器——金屬探測儀,但依然沒有結果。

第六次:“搶屍事件”

2006年的搜尋,足以令唐守業終身難忘。這次搜尋是和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的科考隊合作,隊伍中有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的黨組書記傅春利,還有1980年羅布泊科考隊的隊員陳白錄,有精良的裝備和43名組員的參與,加上之前有人告訴他們說已經發現了一具和彭加木非常吻合的乾屍,等待他們去辨認,隊友們非常高興。

不料,等到隊伍到了敦煌,竟然發生了意外事件,原來與中科院新疆分院聯繫的報告者,為了確保“彭加木發現者”的身份,意外地來了個失蹤,並提前進入沙漠,把乾屍運了出來,存放到敦煌博物館。幾經交涉,中科院新疆分院幾位彭加木原來的同事終於見到乾屍,經過簡單的辨認後就排除了這是彭加木遺體的可能性。

這一事件,經過中間關聯人的炒作,變成了2006年4月的“爆炸新聞”,從“發現彭加木”到“排除彭加木”,讓關心此事的人心裡經歷了一個大幅度的落差。也正是有此經驗,在2007年再次爆出“疑似乾屍”的時候,新疆分院的態度已經變成“低調科學”。

在若干次的“疑似”事件發生後,“尋找彭加木”是否會變成一個純粹的炒作的幌子,是否會因此而玷污對死者的尊重?唐守業認為,在他接觸過的參與者中,絕大部分人都和他一樣,在80年代親身經歷過尋找彭加木事件,對這位科學家的奉獻精神有着崇高的敬意,今天的網絡轉載和評論過多,也是一件好事,它至少讓年輕一代的中國人也記住了彭加木這個名字。

關於彭加木失蹤的情形,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設想,有人認為,他一路上為了減輕負重,可能已經把筆記本、照相機等物品埋在半路上了,而唐守業堅持這樣假想:在1980年6月17日至18日的半夜,尋水途中的彭加木因為一直得不到水分的補充和身體疾病的影響,突然倒在了某個地形複雜的路邊,如果有一天,一個過路者無意之中發現了他,一定會發現,他離開駐地時的那些東西,還完整無缺地留在他身上。

對羅布泊的探險和科考已經超過百年,除了彭加木,還有許多響噹噹的名字,和這片神奇的土地聯繫在了一起
當地球物理學家陳宗器和瑞典探險家、科學家斯文·赫定於1934年走到羅布泊湖邊的時候,他們看見的還是一個一眼望不到邊的大水面和錯綜複雜的水道,在那裡他們捕到了一種古老魚類——大頭魚,吃到了魚肉。

今天從衛星圖畫上看羅布泊,乾涸的湖泊只剩下一個輪廓,形狀像一個大耳朵。以前的數千年裡,這個鹹水湖曾經乾涸過一部分；但1972年的徹底乾涸,也許是不可逆的——它也許將永遠乾涸下去了。

羅布泊,又叫羅布淖爾,是一個維吾爾語和蒙古語的混合詞,意思是“聚水之地的湖泊”。由於羅布泊水勢浩大,一度被認為是黃河——這條中華民族母親河的源頭。這個說法,從漢朝到清末,持續了2000多年。

自從漢朝之後的氣候惡化,樓蘭人遷出,這裡又成了一個殘酷的死亡之地。由於乾旱和缺水,只有紅柳、野駱駝等少數動植物能在這裡生存。即使是有“沙漠之舟”之稱的駱駝走在羅布泊的鹽鹼地上,也一樣鮮血淋漓。

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沙塵、鹽鹼，缺少植物、動物,以白骨為路標的地方,有着古城樓蘭、雅丹地貌，還有着金、銀等礦藏和數億噸的鉀鹽資源,有着時隱時現的河流和湖泊。

羅布泊吸引了無數科學家和探險家。這些人寧願筋疲力盡,付出“損害健康、少活數年”的代價,冒着生命危險走向樓蘭烽火台和羅布泊湖心,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這片土地的研究史上。

記事本與鐵鏟的時代

西方人有一個詞一直讓中國人非常反感:“發現”：發現美洲,發現印度,發現好望角。對美洲人和印度人來說,人家本來就生活在那裡,根本不需要發現。
但對於科學史上來說,未發現前的地圖,就是一片黑暗或者一片空白,只有“發現”之後,它們才變成彩色的,出現在地圖上,被文明世界考察與研究。

記事本和鐵鏟,是這個時代探險家的標誌,用以記錄發現的掘取文物。當然,他們還有着更出色的裝備。
探險家,或者說發現者的素質良莠不齊。許多“發現者”同時又是土匪、文物掠奪者和騙子,在這批探險家當中,斯文·赫定的人品和學問,都是第一流的。

    斯文·赫定的最大成就,在於他挖出了一個古代國家:樓蘭。樓蘭城被西方人稱之為“消失在沙漠中的龐貝城”,這一考古發現轟動了西方世界。
    樓蘭的發現也引來了斯坦因,這個把中國敦煌文物捲走的探險家,幾乎在當時就是掠奪者的代名詞。他認為,樓蘭附近一定還有別的遺址。
    斯坦因發現了更多的遺址,畫出了地圖。在沒有衛星定位和對羅布泊的詳細測繪之前,斯坦因的地圖一直是旅行家和探險家的必備品。
    當然斯坦因毫不客氣地把發掘出的文物帶走了。後來的日本探險家橘瑞超也一樣沒客氣,他們帶走了許多魏晉的木簡和文書殘片。
    斯文·赫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晚年逐步從一個單純探險家轉向一個研究者和科學家,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對樓蘭和羅布泊的研究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羅布泊是遷徙湖”的理論,試圖解釋羅布泊的湖邊為什麼如此多變。

陳宗器開的先河

20年代,斯文·赫定又一次組織了西北考察團,說好是全部由西方人進行科學工作,挖出文物歸中國。當時恰逢北伐戰爭,中國民族熱情非常高漲,國民一致要求,讓中國的學者參加科學考察。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地球物理學者陳宗器有機會加入了團長為斯文·赫定的西北科學考察團。
在此之前,中國人,無論漢人、藏人還是維吾爾族人,都是以“僕人、嚮導”的身份與西方探險家一起工作的。

一起從內蒙出發前往甘肅和新疆的時候,這些高大耐寒的瑞典人還不知道,一個出生於中國南部省份浙江的瘦小中國學者,居然有如此驚人的毅力和體力,陳宗器後來成為隊伍中最堅強的測繪者。

1931年1月19日,陳宗器和瑞典科學家霍涅爾到達樓蘭,他把一首讚美赫定先生的詩歌放在金屬盒子裡，置於樓蘭城上。
他曾經在日記里寫道:也許不能在研究羅布泊上取得大的成就,那就一定要把最紮實的測繪工作做好,積累一切資料,留給後人。這些數據為後來的科學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陳是最早進入樓蘭和穿越羅布泊的的中國學者,當年的羅布泊沒有公路、沒有GPS,陳宗器和朋友們依靠的,只有腿和駱駝。
陳宗器在1934年再次與斯文·赫定探訪羅布泊,這一次,他們划着獨木舟由孔雀湖水路進入羅布泊。途中他們發現了保存完好的乾屍“沙漠公主”(樓蘭美女)。回程的時候,陳宗器徒步又去探訪了一次樓蘭。

陳宗器是中國地磁學奠基人之一。長期辛苦的野外生活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從羅布泊回來後,他已是滿口假牙。1960年,他因癌症去世。

理想者的夢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炸後,科學家代替過去的探險家成為探險羅布泊的主流人群，目的主要是科學考察和尋找資源。其中最優秀的代表,就是失蹤後被追認為烈士的彭加木。
彭加木曾經三次進羅布泊考察,這位上海科學家在1957年就已經身患腫瘤,卻毅然在1964年進入羅布泊,尋找可能存在的天然重水,這是核反應堆運行所需的重要物質。

    彭加木之後,理想主義者成為羅布泊的常客。
    “我離開家的時候,沒有帶鑰匙。”余純順生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這樣回答“你怕不怕死”這個問題。
    80年代,一批熱血的中國人忽然醒悟:我們應該比西方人更能冒險,沒有探險家的民族是沒出息的。大學實驗員堯茂書就曾經抱着橡皮筏子苦練漂流,希望能在美國人之前漂流成功。

在1986年和1987年,超過10人死於長江漂流活動,有關部門不得不全面禁止這種活動。
1988年,大學畢業的上海人余純順決定扔掉“扼殺創造力”的飯碗,徒步走遍全中國,訪遍中國的56個民族。他這一走就是8年,最終他決定挑戰沙漠。

給余純順提供支援的“沙漠王”趙工(真名趙子充)曾經回憶過余純順的迷路:“在一個岔路口,我用一根枯枝做了路標,說得好好的那邊是樓蘭,余還是迷了路……”
1996年,余純順在羅布泊遇難。事實上,余純順選擇了最不適宜走羅布泊的6月進入羅布泊,原因是:電視台安排好了拍攝,等不起,還有餘自信滿滿,認為能打破6月不能穿越的神話。

進沙漠的時候,當地政府提供了沙漠車、水和食物,一切保障都是最好的,食物和水都是余親手埋藏好的。余甚至感慨,這會是百分之百的勝率。
他沒有把羅布泊的一百多公里路當成勁敵,而只是認為這是橫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一次預演。在他徒步前進之前,天氣酷熱,有人曾經建議他停止計劃:“彭加木就是6月出事的。”

    6月,羅布泊的地面溫度能達到75攝氏度;6月,還容易起沙塵暴。
    1996年6月18日,他被發現遇難在自己的帳篷里,這是一個離他自己埋藏的食物只有三公里的地方,他死於脫水造成的衰竭,他沒能到達樓蘭。
    賽裝備,比腰包
    和“漂流長江”遭到禁令相比,羅布泊探險反而因為余純順的遇難而掀起了一次巨大的熱潮。除了羅布泊，中國人的探險精神也正在轉向娛樂化和商業化,在柯受良飛越長城和黃河之後,摩托車飛黃河、自行車飛黃河、摩托車穿越大沙漠……都成了人們所追逐的目標。最近的一個創意是,一個湖北男子想坐塑料盆和廢輪胎從重慶漂流到上海。

這股探險熱潮開始於80年代,那時候有一個電冰箱的著名廣告,是一個沙漠旅行者發現一冰箱冷飲的創意。
探險在90年代保持了熱度。《編輯部的故事》裡,王朔曾經微微諷刺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穿越沙漠”。扮演文藝青年的濮存昕滿面愁容地對戈玲說,要她一起去塔克拉瑪干……後來李東寶證實了該文藝青年是個憂鬱的騙子。

余純順身後,羅布泊越來越火,余純順的墓成了新的景點,人們穿越過程中都要過去在墓前照相,“尋找壯士的足跡”。
羅布泊,這個曾經的死亡之地成了許多人發泄平日生活不滿的所在,人們希望靠征服戈壁來獲得力量。各種不同的人紛紛來到這裡,想出名的民間旅行家、憂鬱的文學青年、練出了特異功能的氣功師……

1997年,“百名遊客徒步穿越羅布泊”活動成功,在1998年的“去羅布泊”熱潮中,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熱愛這種雄渾蒼涼的戈壁景色。廣東,甚至台灣來的遊客非常多,旅行社開始提供有保障的沙漠游。
曾經生死相博的冒險正逐漸變成今日小資白領的狂歡,關鍵是有多少錢,願意花多少錢。

    父女兩代人的隔閡，跨越47年的時空，終化於羅布泊的深處
    許多參加過羅布泊沙漠游的遊客,都能聽到導遊告訴他們:“這裡的小山包叫雅丹地貌,中國一個地質學家陳宗器,用他女兒的名字命名了這種地貌。”
    “除了地球物理方面的學者和學生,外人很少有記得我父親的了。”陳雅丹說,“還有起名字的事,其實是因果倒置了。”
    羅布荒原上,長年的風力侵蝕,造就了這樣陡峭的小土山。陳宗器先生在西北工作的6年裡,見得最多的就是各種各樣的雅丹。當他在給自己最小的女兒起名字的時候,他一下子就想到了“陳雅丹”。

他沒有想到這個名字給女兒造成的影響:陳雅丹今年65歲,曾經去過一次南極長城站和兩次羅布泊。她現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整理父親的全部日記和手稿,準備出文集。

    在日記中重新發現父親
    陳宗器先生已經逝世47年了。在她的童年記憶中,父親不太理她,她太小了，父親又太忙了。父親逝世時,她才18歲。她是父親最小的孩子。
    在80年代,她翻閱家裡的舊文獻，發現了童年記憶中那個話不多的父親的另一面。她重溫了父親出生入死、在羅布泊搞測繪研究的日子。
    即使在今天,去過羅布泊仍然能讓一個人擁有一段可向人誇耀的經歷。為什麼不把第一個走進樓蘭的中國學者的故事展示出來?
    陳雅丹迷上了父親的故事,那是一本厚重的史詩。“讀完之後,明白為什麼有人說我的畫‘輕飄飄’的。”陳雅丹說。
    她1987年去了趟南極長城站。不過在內心深處,她更想去樓蘭、去穿越羅布泊。
    她後來又帶學生去過甘南,和朋友去過西藏,她現在想去羅布泊。 1997年,願望實現了。

    走父親的路
    羅布泊有豐富的鉀鹽資源,當地正在開發一個鉀鹽礦。在戈壁里,開礦者決定給新開出來的道路命名,有人說,叫余純順路,有人說,叫彭加木路。最後,那條路叫陳宗器路。這就是陳宗器在羅布泊人心目中的位置。
    陳宗器是斯文·赫定最賞識的中國學者,也是他的忘年交好友。1931年和1934年,當時30多歲的陳宗器兩次和霍涅爾、赫定考察了羅布泊。在那裡,他下定決心,如果有小女兒一定叫她“雅丹”。
    “原來這就是雅丹!”儘管多次見過雅丹地貌的圖片,當進入羅布泊的陳雅丹在第一天傍晚紮營後爬上鬆軟的雅丹頂之後,她還是讚嘆造物主的神奇。
    “這是我的兄弟姐妹!”她當時就是這一個念頭。遠處的雅丹層層疊疊地連在一起。陳雅丹在這個上面站一會,又到另一個上面站一會。“他們不再孤獨,因為我來了。”
    她追尋着父親曾經走過的路,她選擇縱越羅布泊,縱向穿越的距離要遠遠超過橫向穿越。

    那個騎士般的父親
    那是在第二次進新疆考察的時候,包括陳宗器在內考察隊全體人員被軍閥的士兵用槍指着。他們要汽油、要汽車。
    儘管身為外國人,赫定先生被當地軍閥綁住,考察隊的所有人也都被關了起來。一群士兵嘩啦嘩啦地拉槍栓,槍口對着赫定,他們想要的,就是考察隊的一輛汽車,赫定堅持不給他們,少一輛車會讓大家在沙漠中陷入危險。
    最後赫定妥協了,他對朋友們說:“看在上帝份上,給他們一輛車。不然我們全隊的人都會被殺掉!”他自己在生死線上走過無數回,他不忍心隊伍里那些優秀的年輕人和他一起這樣死去。
    這是陳雅丹描述父親和赫定先生遇險的一段經歷。在赫定先生眼裡,陳是一個忠誠、對工作充滿熱忱、勇敢堅定的一個夥伴。無論是生死關頭,還是水盡糧絕的時候,他都是最可靠的隊員和夥伴。
    在最後一次羅布泊考察結束後,在赫定的大力推薦下,陳宗器去德國留學,研究地磁學。瑞典國王聽了赫定講述的陳的事跡,給陳宗器頒發了代表瑞典探險家最高榮譽的“瑞典皇家北極星騎士勳章”。

    走向有水的羅布泊
    陳雅丹來羅布泊的時候,羅布泊不再有水,在過去的湖心,陳雅丹想起她家裡那張著名的照片,父親拍攝的兩個船工在水中捕魚。
    “這是我印象中的羅布泊。”
    陳宗器探訪羅布泊時的30年代,是羅布泊最後一次擁有如此規模的水面。
    “等我去看的時候,羅布泊乾涸多年了。”陳雅丹說,“我只能想象有水的樣子,乾涸的湖底沒有大頭魚的骨頭,看來魚自己悄悄地轉移走了。也有人說,新疆引進了外來魚種養殖,那些魚把原始笨拙的大頭魚都吃掉了……”
    新疆當地有人告訴他,旅遊部門有一個打算,不再把各個匯入羅布泊的河流截流或者把水蓄在水庫里,而是放進羅布泊,讓它重新有水。
    “這成本太高了,那些灌溉區的農民怎麼辦?兵團團場人們的生活怎麼辦。”陳雅丹認為,人口膨脹和對水資源的過度利用,讓羅布泊徹底乾涸了。
    出於對羅布泊曾經的浩淼煙波的迷戀,她把寫父親羅布泊探險故事的書起名為《走向有水的羅布泊》。

    整理父親的財富
    陳雅丹家有父親的日記、資料,她的哥哥和姐姐紛紛把手頭關於父親的一切資料都交給這位最年輕的妹妹。
    有位朋友在舊貨市場上買到了陳宗器流失在社會上的部分手稿。陳雅丹現在把手稿借來整理,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連畫畫也暫時擱下了。
    “科學家的字跡真是太潦草了,”陳雅丹這樣抱怨着自己的父親,“有的句子還有語病,還有車軲轆話來回說。”
    她曾經試圖托朋友整理,或者找專業的錄入公司,效果都不理想。
    她現在就是自己親手完成。

陳宗器先生和斯文·赫定等瑞典學者的來往書信和照片,陳雅丹也通過瑞典斯文·赫定基金找到了。
一本霍涅爾寫他和陳那次探險的書,瑞典愈原文的也被陳雅丹托人買到了。令人頭疼的是,全北京懂瑞典語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外文局的一位退休專家給她幫過一段忙,後來覺得這工作太累了。

    “多數的翻譯工作是一位朋友,一位瑞典姑娘幫我完成的。她曾經是瑞典駐中國大使館的三秘。”陳雅丹說,“她拿着那書看,說出漢語,但是有些詞她漢語說不出來。”
    “比如‘冷得直流鼻涕’,”陳雅丹說,“她就拿出張面巾紙擦鼻子,然後對我說:‘冷’‘冷’……我就明白了。”
    “整理到今天,我不再僅僅是對我父親負責了,我整理的許多資料,都是地磁學裡很專業的資料,這其實是科學界應該負責的事,我經常要停下來,打電話問地磁方面的老專家某個詞的意思。”陳雅丹說,“這批資料不應該被時間湮沒。”

    儘管認為自己跨領域作業非常艱難,陳雅丹還是決心完成父親的文集。自從“重新發現”父親之後,她一直被父親所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的獻身精神深深打動着。
    “我始終認為,他們這一類人——科學家,比我所代表的這一類人——藝術家,更應該獲得社會更多的尊重,他們對社會的推動作用更偉大。”陳雅丹說。
    在西方，為了鼓勵海外貿易和殖民，許多探險活動是由國家或者國王支持和贊助的，當這些艦隊或探險家失蹤的時候，該國往往會全力搜索

關鍵時刻的尋找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作為靶場的羅布泊突然出現人類活動，經過偵察發現，是一批隸屬於馬鴻逵的國民黨軍殘部，解放後成為了土匪。這群土匪終於在核爆前被解放軍戰士找到，並帶離了羅布泊。

    最有傳統味道的尋找
    2006年，一個不明身份的男子在羅布泊南部的米蘭遺址遇難，當地人展開了“讓客死異鄉者屍骨還鄉”的搜尋活動，搜尋男子的親人；但至今該男子的身份沒有確定，家人也沒有找到。他只是1950年以來有據可查的幾十個意外死於羅布泊的人中的一個。
    該男子沒有太多的沙漠生活經驗，在沙漠這種應該儘可能裝水的地方，他帶了一瓶沉重的葡萄酒背在身上。

最不情願的尋找
澳大利亞的兩個土著男女青年，因為部落膚色不同不可通婚而被迫逃進荒漠生存，靠打獵袋鼠和摘野生漿果為生。儘管他們的部落已經搬進了大城市，接受了現代文明，他們卻認為自己已經不適應走出荒漠了。1977年澳大利亞大旱，部落里的長輩發出搜救他們的的呼籲。一位白人土著研究專家最終找到了傷病和飢餓困擾的兩口子和他們的幾個孩子，將他們帶回城市。他們在之後的幾年內病逝。他們的故事成為澳大利亞電影的好題材。

最勞力的尋找
拉彼魯茲，這位探險家、法國侯爵失蹤之後，法國派出大批人手進行尋找。許多搜索者本身也失蹤了。

    對尋找者的尋找
    1845年，英國海軍少將約翰·富蘭克林爵士被派去尋找西北航道，他有兩艘蒸汽輪船，卻不幸陷入了北極圈內冰海圍困當中。他們準備了三年的給養，卻在冰上困了整整一年，富蘭克林病死在船上(有人認為跟牛肉罐頭變質，食物中毒有關係)，剩餘船員試圖從冰上走回陸地，不幸都死在了路上。
    英國政府全力懸賞希望找到這支隊伍，搜尋他們的船隊獲得了當地的許多資料，後來發現南極的阿蒙森發現了西北航道。.

    最教育人的尋找
    蘇格蘭教士利文斯通也是一位探險家，他曾經找到了尼羅河的源頭。在對非洲內陸的探險中他和歐洲失去了聯繫整整三年，全世界的探險家都在找他，最後美國探險家、記者斯坦利找到了他，並且希望他回到“文明世界”。利文斯通沒有答應，他發的願是讓非洲人都信仰基督。
    他的健康很糟，但是不願意就此離開非洲，後來他死在了非洲。他的朋友把他心臟埋在了非洲，身體則送回蘇格蘭安葬。

    名垂青史的尋找
    羅伯特·斯科特是英國海軍軍官，偉大的探險家，早在他試圖衝擊南極點之前，他就成為最優秀的探險家和英國的家喻戶曉的英雄。1912年，他的隊伍到達南極時，發現挪威人阿蒙森已經在一個月前把國旗插上了南極點。斯科特的五人團隊在從極點返回的路上遭遇暴風雪而全軍覆沒，他們離最近的補給點只有20公里。
    後人評點他和阿蒙森的得失時說，斯科特除運氣不好之外，他做了錯誤的判斷。他用馬拉雪橇，而馬的持久能力不如愛斯基摩狗。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人能吃狗肉，狗也能吃狗肉，跑不動的狗就是食物，馬卻不能吃馬肉。到最後馬匹死光，斯科特的隊伍是人力拉着雪橇前進的。

史詩一般的尋找
1914年，英國探險家歐內斯特·沙克爾頓的探險隊試圖穿過極點橫穿南極，不幸船隻“堅韌號”被浮冰擠壓被困，8個月後船隻沉沒。沙克爾頓帶着27名船員離開船隻到達陸地，苦熬了22個月之後，他們被人找到並搭救。

不只彭加木，羅布泊荒原上留下的還有探險者、遊客，甚至悍匪、流竄犯和未知的異鄉客
因為尋找彭加木成為一個主題,對羅布泊荒原上的無名乾屍的關注和記錄,也成為途徑羅布泊的人的一個習慣。探險者、風景區的管理者、當地的幹部、放牧者、嚮導,各種各樣的人會在遇到乾屍時,小心地把方位特徵記下來,然後等待有興趣人來研究和處理。

羅布泊地區的治安管理者,雅丹地貌景區治安派出所顯然沒有這個精力來一一進行現場勘查和甄別,這個轄區達1.6萬平方公里的派出所只有5個人的編制,因為工作環境險惡,不能保證滿員。
因為發起民間尋找彭加木的緣故,唐守業一年總要接到幾個關於乾屍的報告,累計下來,他手裡掌握的乾屍資料已經有50多個,其中一位叫做李向軍的魔鬼城雅丹公園工作站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之餘發現了十幾具無名乾屍,唐守業自己在探險旅途中也發現過乾屍。

現在的羅布泊已經不適合再被稱為無人區。1996年7月中國宣布停止核試驗以後,馬蘭基地很快成了一個觀光點,而曾經被稱為世界最小鎮的羅布泊鎮,人口也在增加。1997年,探險者周新偉組織了300多人的羅布泊荒漠探險旅行團,從此羅布泊成為一個公開的探險者的目的地,雖然按照軍管的名義,它還是一個“禁區”。

探險旅遊和拍攝者在羅布泊的流動人口中只是很小的一個群體,據周新偉觀察,每年真正進入羅布泊的探險者不過100-200人,更多的人是到這裡辦事和掙錢的。按照規定,進入羅布泊需要交納費用和登記,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人去管這件事情。

在當年彭加木失蹤的營地附近的紅十井,1993年在那裡發現了金礦,此後附近開起了大大小小的金礦。淘金者、尋找奇石者不斷地來往此地,而他們的往來既沒有人查檔也沒有人管理。由於距離太遠,雅丹派出所曾經發明用狼煙報警。在這樣的地方,一旦出事,妄想城市中110的便利是不可能的。每年派出所要接到一二十起報警,而能真正靠警方救援的寥寥無幾。“這裡關鍵得靠自救,先進的東西沒用。”周新偉說。

那些以為憑藉着GPS、越野車以及充足的物資就能單人獨行羅布泊的人,會經常發現他們的錯誤。2006年,在有組織的汽車拉力賽中,兩名車手失蹤,成為一條惹眼的新聞。而旅行者一旦在此處出事,只能仰仗隊友救助,或者祈禱有人路過。
但探險者絕對不是荒漠中的無名屍骨的主要組成,那些從家鄉跋山涉水來打工、淘金、尋寶者,既沒有好的裝備,也沒有錢,又缺乏政府部門的監督和權益保障,即使在荒漠中倒下也無人知曉。

荒漠中還有另一種人的存在。在解放後,由於受到解放軍的圍剿,一群悍匪竟然進入這片無人區駐紮起來,直到核試驗前清理現場才發現並把他們帶走。在現代,偶爾還會有走投無路的罪犯流竄到這片監管鬆散的地區。
在50多個被記錄的乾屍當中,沒有外國人。實際上,也沒有聽說過外國人在此地探險遇難。出於保護現場的目的,許多發現乾屍的人,既不挪動和掩埋,也不拿走他們身上的東西,這使不斷爆出“疑似彭加木”事件的發生率大大增加。

實際上,許多發現乾屍者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出於對中國人“葉落歸根”的傳統文化的尊重,旅行者偶爾也會檢查他們的身份,但可用的信息往往極少,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經隨着時間成為一個謎。
2005年12月,一個異鄉人死在伊循古城邊緣的戈壁灘上,他被發現時已經腐爛,當時的旅行者曾經發起“讓客死異鄉者回家”的活動,公布了他身上的主要特徵；但這個尋找沒有得到結果。

在尋找彭加木的過程中,無意中尋找到的這些無名者的歸宿,成了一個難題。許多人擔心,一旦那些無名乾屍被確認不是彭加木的屍體,會不會被拋棄或者隨手掩埋。

唐守業曾有一個設想:以找尋彭加木為主題,把羅布泊所有尋找到的乾屍都做一個公開的檔案,並儘可能地核實這些人的信息。“雖然不可能把每個人的身份都識別出來,但起碼,能讓一部分客死異鄉者回家,這對於死者來說,是一個莫大的安慰,更是對一個生命莫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