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民国范儿”
人不能光靠回忆活着。
现在，连“80后”都在开始怀旧了。
尘世浮华，半生已过；溯及既往，或者向后观察，倒是一味治疗清狂和抚平伤口的良药。于是，这个时候，“民国范儿”便如横空出世般地开始让人神往了。
那么，现在要看看的是，这个“民国”究竟是个什么“国”？可惜，现在的“民国”早成了“他的国”，现实的人的样本是越来越少了。能够感受到的，只能是以历史和记忆保存下来的些许鸿爪。我个人的体会，所谓“民国范儿”无非是指在民国时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趣味、风尚及哲学。它是语言的：“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这话一听，就是民国，且那种对活着的态度，有一种时空的纵横感，在不经意间，给人以如过电般地力量；而“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 除了时下的几年，无法给人以任何历史的联想，除了浅薄，还真只剩下浅薄了。它是物化的：女性的旗袍与阴柔，男性的长衫与革命；东方的伦理，西方的思想；中 国的国粹，外国的洋派。它又是过渡的：即是民国嘛，“民国范儿”自然带有明显过渡时期特征，在这些生活在民国时代的人们身上，恰逢新旧两种文化及道德开始 急剧碰撞、胶着、撕杀并且难分高下的时间段落。我们曾经的东方传统，虽然有着被激进青年斥之为“吃人”的礼教等陈腐内容；但就是在这些改革家的身上，时代 带给他们的胎记又是连他们自已都挥之不去的。于是体现在日常的待人接物、男女交往、立身处世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无一不透着“范儿”，给人优雅，让人感 动，使人优美。
2、优雅的公共化人格——理想化的东西中寄托着理想
我是不大相信所谓“民国范儿”这个概念的。因为就我所知道的历史而言，“民国范儿”其实是民国这个时段留给人们关于人情、人伦美好那一面的回忆；但是，如果以“民国范儿”为表述支点的话，必然会发现我们对于民国的认识是不全面或者是恶意地在回避着某些东西。
今 天有些人所竭力向我们展示的“民国”的民风人情，多是留有余地、温文尔雅、含蓄蕴籍的。但我们其实知道，自近代以来，包括民国；百姓所承受的痛苦贫穷与蒙 昧不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王朝逊色。流血、叛卖与苍凉的时代旋律里，一方面是纵情声色与歌舞升平，一方面却是黎民百姓痛苦的呻吟。这其实是历史的真 实。
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为什么，这种称之为“范儿”的东西会杀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并开始让我们为之神往呢？
台湾作家李敖先生2005年9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谈到在他小的时候，在被他称做“北平”的地方，如果他进了一个店里面去买东西；店里的老板或者是伙计看他知道他买不起这东西时，会倒杯茶给他；刚到台湾的时候，他发现台湾人会排着队去主动交税，当了兵还要放鞭炮庆祝。
李先生的上述言论，其实是为了证实他的一个观点“台湾人变坏了……大陆人也变坏了，也不是以前的大陆人了……（以前）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没有信心了，人变坏了。”在李先生的话语中，略带着忧伤，我注意到，在说出这个观点后，他略停了几秒钟；好象陷入了深深地孤寂般地痛切里。而此时，民国，早已成为了前一世纪的一种记号；与它最近距离的接触，只能在梦中了。
我 们怀念一种情怀，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中这样的东西已渐渐远去了；或者说，从汉代魏晋以来得到逐步确立的注意内心修炼完善的人文化传统与注重群体公意的 道德基础正在“现代性”的幌子下被消解和涂抹。就在最近的一百年里，一个小小老百姓的生存体验里，又有哪些是值得回忆的呢？即使在民国这个“天地不仁，视 万物为刍狗”的时代里，却有着大师，有着传承，有着文化；在民国里，一般性的知识分子对于家国天下观念和方正人格完善的坚守无疑是传统人文理想主义的传 承；一般百姓日常行为中带有重情守节、重诺守信、尊法守礼的色彩无疑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延续。如果关怀和帮助，也处处予人方便和台阶；即使拒绝和否定， 也很艺术和委婉；丝毫不逊外国的绅士之风和“费厄泼赖”作派——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东风”与“西风”相互竞争的问题，而是我们传统 中那些注重关怀、体现含蓄和中庸和谐的东西已经如出土文件般珍贵了。因此，怀念前朝，恰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脚。如果我不能正生逢时的生长或“穿越” 到民国，那么，对于民国那种意蕴的追怀，更加坐实了我们的无奈与无聊——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要 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感知，哪怕是痛苦，哪怕是失望；所能够对应只能是民国历史中某个光明的阳面，但与其整个历史来看，它或者只是一个片断，或者只是刹 那，甚至也或许只能是今人的一种理想化的寄托。好在，它毕竟远去了。这就给了今人以戏说和想象的诸多空间，直到被人为神化和包装。它给人以梦想，也或许能 给人力量，但寄托是最主要的，这是填补时下广大中小智识阶级因理想化而受到挫折的人生追求时的心理补偿所需要的，因为在威权时代里，失去了市场的理想主义 需要用具体的物象来证实，最为方便的，便是把民国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赋予它新的内涵和生命，将人生的理想混搭、渗杂在与民国进行精神交流的意淫里面，更让 寥落的心境消散在哀怨感伤，黯淡怅惘、颓靡无聊的晦暗不明中了。所以，追怀的虽然是民国，但反映的却是自己的心态。个中的幽深曲折，堪比江南的雨巷。
但是，民国所处的历史过度性特质让其本身就是一个具备AB面的物象，因其复杂故无法标签化；因其多面故无法平面化定义。如果仅从一个侧面来加以观察，就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你看时下，“北洋军阀是光明的正面人物“、“有文化、会写诗、能猎艳的汉奸不是‘汉奸’”、“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类的话语倒还成为了历史的真实了。
3、女性形象的重构
其实“民国范儿”里的很多东西是带有浓浓的情色味道的；因为旧秩序已被打破，新秩序的建立正在风雨飘摇在搏杀中滋长；在这个缝隙中，借着对旧道德的批判，更使得中国古典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来文人娇 妻美妾、声色享受的没落淫逸味道有了进一步的滥觞。本来，中国人在待人接物方面是有一种内在紧张的，男女皆是如此。这种紧张，来自于传统道德对于内心人格 塑造方面的严格要求；借助于时间，使之沉淀在我们的血液中，并主宰我们的人格。新道德的好处，是使得一些原本被遮掩着的欲望变得直白起来，并借着所谓“新 道德”的建构而被隐藏在了一些不可名状的表达里。在民国，女性的伦常传统、礼教的森严与西化的“妇女解放”命题交织在了起来，娜拉、安娜•卡列尼娜、简•爱 一类的西方女性形象成为新女性所熟知的偶像，叛逆与痴守交相辉映使；于是她们的故事又因与现代化、革命化的主流话语交汇，使得女性的独立人格色彩廓括逐渐 清晰了起来。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仲甫以及那个被全国士民官商以认识为荣的胡适之先生（即使在这个满口“自由主义”话语的胡先生，在1949年 国共内战背景之下的许多话语，又何曾有过半分“费厄泼赖”色彩），这是文的；以及那个真正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先生，无不是烟花柳巷的常客。烟花的柔 媚，女人的温婉无异让这些怀抱着“千秋家国梦”的男人们得到了片刻地安歇。而这些我们称之为“大男人”的偶像眼中，至少他们对于女性是诚实的；而且这种性 欲的表达其实与他们内心对于“天地国亲师”一类主题的怀抱与服膺有关；同时，他们内心对于情欲的挣扎又与青春期的壮岁冲动结合在了一起，使“革命”与“暴 力”一类的话语得到了曲曲折折地表达。但是，与这些男性眼界相对应的是，国民女性对于情感的理解至少是深刻大度与宽容的，唯其如此，那种片刻麻醉的温柔之 乡方才这般让人梦绕魂牵，这般让人绕指千柔。甚至有一位我非常敬佩的中共领袖在怒骂一位叛徒时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这个叛徒）的节操不如一个妓女！因 为这位不懂什么“革命”微言大义的妓女，在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后却为自己的爱人守住了秘密。在我看来，现在被商业剧反复涂抹和修改的郑萍如小姐与汪伪特工头 目丁默村先生的感情纠葛亦胜过现在那些官场“小三”故事千百倍；不管它有无“谍战”的背景，至少丁先生是以一种绅士的面目在与郑小姐进行交往，因为除了色 情，他们还有心灵的碰撞；旗袍，比红粉更性感；含而不露的矜持，胜过千盘万盘AV。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民国女性中有不少“有故 事”的人；就一致认定在她们的身上全都“有故事”；但是，我们又看到至少在今人的艺术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倒是正面的颇多，独立与豪侠、痴情与担当 是重要主题；这好象与作者对于现实的曲折映射；表明他们对于现实女性的失望和对男女真情的渴盼。如果性欲的表达被淹没在“性都”或者“天上人间”式的赤裸 交换里，如果男女对于焦灼情感的解脱只能以所谓“一夜情”或“裸聊”式接触来得到释放；如果情感的相悦被暴露在各类“速配”式大众狂欢式的戏谑中，又将在 何处安放这颗疲惫的心呢？这个时候，雨打芭蕉，月上柳梢头，众里寻她的中国式传统情感又被抛到了哪里呢？
4、现代性转型期与“民国范儿”
民国是一个产生传奇，并给以传奇的时代；而时下，没有传奇，只有神话。
因为民国代表了一种给以余地和温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在时下被玷污和恶意遗忘了。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但原因呢？
如 果我们民族的道德重建不能回复到传统，而一味地用所谓“现代化”和“暴力专政”的话语来加以主宰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无法以自信的姿态迈入世界民族之 林。因为，除了传统，我们基本上没有与西方加以区别的符号；而且，“现代性”的最大问题是，用技术手段消解人与人之间通过现实交往与交流，以及用历史与文 化建筑起来的社会学认同，从而消解了人性中最富个性和集体化的特征即关怀，力争将一切归于一种整齐划一的人机对话的冷冰冰形态之中。“文化霸权”的形式， 抛开国家与政治形态的争论，其实就是“数字化”生存。这种数字化生存使原本人类自身所存在的恶变得放大和更加赤裸，所谓的“追怀”其实是个假命题。因为， 我们所坚持的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感慨与悲悯。好的，消失了；坏的，变得更坏。我们发现，在逐利的企图包藏之下，情感的表达方式正在日益狭窄和僵化，“不说 人话说鬼话”和“人话鬼话交替说”成为了日常表达的基本方式；而且，这其间最让人感到痛切的是男女情愫的低俗化泛滥。直白如白开水般地声色纵欲与精确到毫 厘的现实算计中间，没有民国，没有国民，也没有人民。那么，所谓“雅致”，所谓“从容不迫”，所谓“文质彬彬”，所谓“温良恭俭让”又都到哪里去了呢？
每 当我们为生活中所缺失的东西而感怀的时候，最为直接的方式是选取距离我们有一定距离的东西做为样本；这个样本，不能太久远，因为久远的东西，无法在时下找 到现实的物质印证，特别是在近年来如发疯一般地拆迁潮中，连前清时代留下来的东西都不多了，；也不能太近，因为太近的东西，会使回忆失去时间的价值，而且 太近的东西中让人值得回味的东西，除了官方版本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外，还能有些什么呢？所以，民国便成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最为现实和直接的物质载 体。看近百年前的同胞如何鲁莽而勇敢地进行着现代文明的创造与接轨；在时下，有着横与纵的时空感。
5、对于一个“民国范儿”范本的观察
面 对着蜂涌而至的“民国”热潮，我是冷眼以对的。于我而言，也一直想为“民国范儿”找一个代言人般的范本。想了想，又与我多年来所关注的一个文人呈现出了高 度的重合。这便是闻一多先生。窃以为，如果以“民国范儿”的复兴和历史挖掘来看，在闻一多先生的身上，体现着这个历史名词的全部历史。
关于闻先生，坊间革命化的“传说”甚多，但此类话语所刻意回避的，恰恰是闻先生所具备的“民国范儿”特点。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需要人为拔高；平心而论，闻先生身上的“民国范儿”恰恰是管窥其内心精神世界的一把密钥。
关于这位先生的革命事迹（其实“民国范儿”里倒也不一定全是优雅与温情，我倒是觉得“革命”、“暴力”的色彩可能更浓些。在民国知识分子所坚守的“道统”里着对于士大夫人格的色彩；但亦有着对国家形态的尊重；表现当然有着对于权力的维持；但基点是希望国家强大、民众安康，在这中间书生气当然是有的。暂抛开那些个“迷而不乱，恨而不惘”的雅文化趣味不谈，先 前的学子和先生们，对于当局者所禁的“异端邪说”的痴迷倒是时髦，对于时政一有不满，便上街搞革命是家常便饭，至于动动手搞搞“革命暴力”也很平常，所以 这“范儿”里充斥着“戾气”，也是事实。）时下记载颇多；做为“民国范儿”代言的一些“名士”作派也多（比如屈原似的爱国、书呆子似的做学问、李白似的豪 饮、以及身为“名士”所不可或缺的疑似绯闻），所以再说就有浪费笔墨之嫌。这里说三件看起来不那么优雅的事情。其一：闻先生一度是蒋中正先生的“粉丝”， 这是事实。正统史学一贯给予高度评价的“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做为军事将领以武力胁迫首长就范其政治主张，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闻先生居然在讲堂上大发其 “名士”脾气：“国 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吗？……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 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再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这种捣乱，不是 害了中国吗？……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蒋委员长能有闻先生这样的忠实信徒，看来蒋公身上的“民国范儿”的 功力也不弱。其二：1940年的冬天，很冷，为了节省一点烧水的木炭，十冬腊月的晨曦，身为“名教授”（依闻先生的功力，在现时节混个“博导”是绰绰有余的）的闻先生一记薄袍袭身，颈围粗毛线围巾，率领着自己的五个孩子到村南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倒是颇有“仙风道骨”。其三：1946年5月7日，吴晗先生一家离开昆明赴渝，在与闻先生告别时，闻先生带着勉强的笑意对吴晗说：“回到清华时，先去看看我旧居的竹子”。开始追怀起过去的日子了，不是好兆头，而此时，距他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仅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从土士，到洋士，到文士，再到名士，最后到斗士；闻先生用自己的生命既开启了“民国范儿”具有符号意义的记忆性特征，又用鲜血书写了“民国范儿”的终结。他的死亡，标志着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历史必然。
只是在这个“新社会”里，发展到现在，我们发现已失去的太多了，所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真好象是在反讽。
6、如果我的忧伤在民国
前 几天去了趟成都，每每想起那些网络小说中关于这个地方商战的无情、人伦的冷漠、红尘的颠倒，就觉得这是个让人恐惧的地方；特别是官方刻意打造的几个所谓 “古迹”，早淹没在一大堆人造拙劣地仿古建筑和商业化的吆喝叫卖声中了。什么“来了就不想走”哦？来了就想走！但不期，却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到了成 都一个“偏远”的郊县，见着了一个多年想见却无缘得见的人，中年，异性。那么，见了，也就见了。
算 起来待了一天，也被她陪着走了些地方。就这么一天下来，没有一句情色的话语；连临别时握了握手也仅是轻轻挨了一下，点到为止而已；但那情色的意蕴，却总让 想起小说《妻妾成群》中让颂莲浮想联翩的江南下着雨的那个春日午后。这种感觉，在费穆先生的电影《小城之春》中，恍恍惚惚地找到过；将近二十年前，在严浩 先生的电影《滚滚红尘》中也曾有过依稀地呈现。
想想，这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吧。这种略带忧伤和含蓄的感情，让我为没有生活在民国而叹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