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事件终于以民主诉求得到政府认可，村民自治权力得到默认，民众和政府相互妥协而圆满收场。为此，维梁必须再次狠狠表扬汪洋一番，褒扬他能突破过去２０年旧有的意识和路线，以开放的政治思维来合理解决官民矛盾。这一开放思维的火花既向前照亮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朦胧前景，也回首照亮了当年六四悲剧的漠漠暗夜。试问当年如果邓小平以今日汪洋的开放性思维去考虑和解决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那场事件，那么还会有后来６３，６４时激烈军民冲突和高达千百人的流血死亡吗？还会发生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不幸后果，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失望，东欧制度的剧烈转变，苏联的突然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以及中国人民对理想的丧失，对本国制度的怀疑，乃至对民族文化的否定和失落吗？

本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年代，以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有很多波折和失误，但也积累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一定基础，不再是４９年以前的积贫积弱的模样，同时毛领袖也已打开了通往美国，通往西方的外交之门，为可能的变化提供了转机。但毛不断革命的做法时间一长也让老百姓心生厌倦，让人们向往富足安逸的生活。所以８０年代经济上的改革让长期积累的能量得以喷薄释放。

所以，当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们一提出改革开放就博得了多数中国人民的拥护，以至于让人们都忽略了他们的上台其实是通过了不正当的颠覆手段，而不是通过常委表决或人代会的合法程序。但总之，８０年代中前期的中国人民是信任中共政府的，也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充满信心的，大家的目标是以过去毛时代打下的基础，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的中国社会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

然而有改革就会有变化，有变化就会有矛盾和利益的冲突。

改革需要有动力，而邓给出的动力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先富的人往往是手中有权力，能够通过权力转换成财富的高级干部，及其他们的子女和亲友。他们通过政府改革和国企改制来把手中的权力兑现成了财富，以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捞取了第一桶金，并正在捞取第N桶金，而广大老百姓却要遭受高物价、被下岗、失去保障等改革之苦。于是反对官倒，反对太子党的民间呼声就越来越大。而那些通过开放了解了国外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利用老百姓的不满来追求政治上的新兴利益。本身对人这一高级生命体来说，有政治追求本无可非议，你中共可以利用当年老百姓对军阀、对国民党的不满来追求政治利益，那么凭什么不许其他和你们当年一样的知识分子来追求新兴的政治利益呢？

聪明的当权者应该做的是利用先发优势，利用手中已有的权力来抢先化解老百姓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抢先代表老百姓的政治利益，以抢占政治高地，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其他人对老百姓政治利益的合理代表和积极诉求。

其实一件事物的政治表述可以是多种方式的，既可以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来表述、解释和解决，也可以用马列毛式的人民民主、为人民服务来表述、解释和解决。而无论是哪种政治思维，维梁就不相信官倒、太子党、裙带关系和贪污腐败是不应该被反对的。相反，如果谁不反对，谁故意推脱，那么谁就失去了政治上的至高点。至于背后的政治动机如何那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大家都在争取老百姓的支持，谁先抢占政治上的至高点，谁就主动，否则就是被动挨打：不是敌人太狡猾，而是自己不争气。

所以聪明的政治家就应该在制度内的现有框架中寻找解决官倒、太子党、裙带关系和贪污腐败的政治解决之道，如果没有就应该打着自己旗号，走别人的路，好比美国和西方借鉴了很多社会主义的东西，却仍打资本主义的旗号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这些问题无论是在毛治下的中国，或是在西方的国家都很少发生，而偏偏在邓治下的中国会越演越烈，因为邓搞的是经济改革，而政治无为，甚至是政治倒退，甚至退到了封建社会，一人说算。说白了其实就是领导层的私利在做怪，而不是从公利来考虑问题，否则，就无从解释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容许官倒、太子党、裙带关系和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的发生而不去大力治理，到底是人大批准了这样做么？还是老百姓乐意他们这么做？恐怕都不是，而是相反，大家都激烈反对之。

每个人其实都有私利，但如果国家的领导人总从自身，自己家族和小团体的私利来考虑问题，那么国家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而更可怕的是当一个国家领导人把自己的私利上升到意识形态，来绑架该国家的制度和国家机器，却同时又以一副＂正义无比＂、＂大义凛然＂、＂杀气腾腾＂的面孔来面对群众，那么国家的大麻烦就要来了。

本来１９８９年４月份以前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替老百姓闹，而老百姓只是做看客而已，看着＂乱党＂怎么给政府找麻烦，虽然他们提出的口号很合老百姓的胃口，但政府当时也没太把＂乱党＂怎么样，该游行也游行了，该静坐也静坐了，时间一长，大家已经过了兴奋期，都估计着该趋于平息了。如果这个时候中央政府象现在广东政府一样派几个高级领导出面找＂乱党＂公开谈谈，表示人家的口号反应了合理的民意诉求，一定想办法解决，大家就请各自散了，此事也就过去了。其实也就是要做个政治秀，不为给＂乱党＂看，就是为了给老百姓看。我们老嘲笑西方政治就是作秀，可洽洽是中共的多数领导是连秀都懒得做，不会做。如果当年６４时会作秀，恐怕矛盾早就解决了。

即便是有几个反对派还是不依不饶，那也很难博得老百姓的广泛同情，再不行就让他们上人大讨论，依法办事也就行了，没人会支持一直占着天安门搞PARTY，总之，少数人是掀不起大风浪的。

可当时老邓的秀是怎么做的呢？他搞了一个杀气腾腾的４２６社论，其中最杀气腾腾的是那句：“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好家伙，就你知道这是阴谋，搞政治还怕谈阴谋？中共历史上没搞过这样的阴谋么？这真是古今中外最最糊涂透顶的政治秀。看一看１９８９年当时的反对派提出的口号：如，“依法治国、反对特权”、“人民不可蒙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稳定物价”、“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官倒富，农民苦”、“维护农民利益” 哪一条是错的？哪一条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人们又怎么能把这些口号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挂起钩来？一个政治家不去老老实实地解决人家提出的合理诉求，却不问清红皂白把人家的诉求往阴谋上靠，自己想想也就算了，还说破了，挑明了，去以阴谋对阴谋，那就太糊涂了。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要提什么诉求了？一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同样，一个号称马列主义者的政治家不去利用自己建立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去解决上述的老百姓的不满，却主动把反对上述不合理现象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逻辑关系，而不是赶紧回避，避免触及自己的政治基础，而且还把它们都白纸黑字地公告天下，说谁反对腐败就是阴谋反对社会主义，这简直是邓的愚蠢透顶之处。如果在老百姓眼里，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那么这个所谓的＂共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杀气腾腾的４２６社论政治秀就彻底激怒了北京市民和广大中国老百姓，对自身利益受损早以严重不满的＂中国村民们＂就开始大规模上街支持＂反对派＂了，他们也成立了类似乌坎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工自联、高自联。这都是拜邓愚蠢的政治秀所赐，你不去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就有其他的组织来代表人民。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和各地学生都风涌到天安门，随着天安门绝食的开始，事态就更向邓所＂判断＂的那样不断恶化了，他也就更加认为敌对势力即将夺权，其实广大老百姓当时有几个人想到要夺共产党的权呢？只不过是希望最高领导出来给个说法罢了，哪怕是个口头承诺也会缓解很多矛盾。可最后等来了的是李鹏等代表的＂什么都不谈＂，只谈＂进食问题＂，那还谈个屁啊？哪有搞政治的诚意呢？根本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不听我就镇压谁。

邓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又一次违反了中国和中共自己制订的宪法：军队戒严问题是５名常委中２人支持，２人反对，１人弃权，按道理应该扩大审议范围，提交人大讨论和表决，而邓却什么也不顾，越俎带庖，以枪指挥党，以枪指挥国家。当时邓可以说是孤家寡人，有３８军军长抗命在先，有多数部队缓慢推进在后，更有百万市民以血肉之躯筑起密集的人体路障。可邓却向军队下了必须按时到达天安门的死命令，于是市民学生的大规模流血悲剧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性质是很严重的。百万群众和学生上街提合理诉求没有错，军人按照命令必须按期进抵指定地点也没有大错，而造成千百人死亡这一悲剧的主要责任是邓的违法和违宪，所以说邓是历史罪人就一点都不为过了。

如果１９８９年４月份出的不是那个臭名着注的老邓４２６社论，而是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多些诸如：倾听民众诉求，最高领导层必须直面和解决好矛盾和问题，工作组谈判组以“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等等真诚的政治表态的字眼，那么又怎么不能缓解当年的中国村的村民们对社会的不满呢？要知道当时的人民和政府的矛盾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紧张、激烈和白热化，腐败和不公也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当时的广大政府官员、警察公安和社会风气以现在的标准看简直比少女都纯洁。而北京市民和全国来的学生的秩序也比现在乌坎的村民要文明守法得多，根本没有人象现在彪悍的乌坎村民那样头戴钢盔，手持钢管木棒，沿阵以待，也没有人朝警察扔砖头，放鞭炮。当时的中国也根本没有让人痛恨的河蟹特警、维稳流氓。当时警察看市民都来游行就去一边旁观和休息了，从来没有什么警民冲突。而市民和学生反倒常常给人民警察送去食物和饮料。

总之，６月３日以前，无论是广大市民和学生，还是警察、军队和下层政府官员等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各个成分都保持了很好的文明秩序和克制态度，都期望此事能在体制内得到合理的解决。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最高领导层能积极斡旋和耐心调解，将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可事与愿违，６４的枪声一起，大规模流血冲突不可避免，也就彻底改变了中共军队的性质，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而等苏联和东欧再有事情发生，那里的军队和国家机器就完全失去了政治高地，失去了民心，于是稀里滑啦地倒了，这能怪谁呢？只能怪老邓做了个最最恶劣的政治榜样，是你老邓白纸黑字，并亲历亲为地向天下人表示：反对腐败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反之，军队支持社会主义就等于是支持腐败了。这就叫：作茧自缚、自我毁灭，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被几乎彻底毁灭了。而80年代中国人民的欣欣向荣，也就变成了90年代的万马齐喑，和00年代被政治阉割后如肥猪发膘般的极端经济狂热。

世界上哪种制度要想常盛不衰，就都要不断改革、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进化。而有改革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利益冲突，并会由经济利益冲突最终上升为政治利益冲突。而政治家的责任就来化解各种政治矛盾，把其导入低裂度的体制内政治运作和政治竞争之中，让良性的政治竞争为完善自身的制度进化来服务，而不是去激化矛盾，更不是倒行逆施以维护少数家族的利益。

６４的悲剧就是邓在矛盾出现后不是去努力化解矛盾，而是洽洽相反，去激化矛盾造成的。邓这么做是和邓的出身、背景和个性分不开的。邓小平出身于四川的大地主家庭，对人民群众本无好感，走上革命道路是赶当时的政治时髦。他出国留法亲历了西方发达的经济社会，却同时接受苏俄农奴式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所以在他头脑里同时有对西方发达经济的向往，和对封建伪马列政治的高度依赖。同时，他还很不善于做群众工作，惧怕人民群众，只善于投机，是打牌高手，但不是政治高手。他当年投身革命是投苏俄的机，后来搞改开是投西方的机，但都是毫无长远的战略部署和宏图大略，总是象摸牌一样，等摸到什么再说，就好比自己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而等没石头了就只有淹死，没好牌了就只有完蛋。

当年邓在百色起义当天根本就不在现场，可起义一成功，他立刻跑来捞资本，可后来在行军途中遭遇对方打击，首尾被截断，就在士兵们群龙无首需要团结和领导的时候，邓却自己开溜了，把带兵工作往别人身上一推，自己说是去上海汇报工作，其实上海方面的领导都不愿见他，说白了邓就是当了大逃兵。后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邓先是搞比毛还左的东西，以捞政治资本，又是反右扩大，又是共产浮夸，后来看到搞共产主义很困难就干脆又逃跑了，把问题往上面的老毛身上一推，要回去搞国民党的老一套，他也不想想，当时中共推翻国民党才几年？就要回去搞国民党的那一套，那还动枪动炮的死了那么多人干什么？直接请老蒋回来不就得了？结果让老毛利用群众给狠狠地整了一顿，但终于没有赶尽杀绝，象邓后来对毛派分子及其家属那样。

 但也因此，邓对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有本能的敌视、反感，甚至仇恨。可是现代政治其实就是做群众工作的文明政治，即，民主政治；而不是杀人放火、坦克机枪形式的野蛮政治，这就是邓一生搞政治既不能善始，也不能善终的悲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