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再動輒追究律師“偽證罪”就沒那麼想當然了，昨天，全國人大對刑訴法草案二次審議，明確了偵辦律師“偽證罪”的兩條底線。

  

第一條底線：偵辦律師偽證罪要異地管轄   

 

辯護人認真履職，極易與偵辦該案的當地職權機關發生對抗，偵辦機關為了自證清白，為了自己的工作業績不受質疑，他：“說你有罪，你就有罪，無罪也罪”，否則，豈不是自己有罪。試問，哪一個辯護人能逃出這樣的魔爪呢！

李莊案庭審時，我曾用異地管轄的理念，申請由重慶之外的法院審理，以彰顯公正、增加公信力。遭拒後，我又逐個申請三個公訴人、三個審判人員迴避（六次），仍被無端駁回。事後，被某些媒體歪曲報道“李莊無理提出法院集體迴避遭駁回”。其實，當時的逐個申請迴避，也是在倡導一種公信理念。

早在18年前，本人就曾提出過刑事訴訟中異地管轄的說法。

1993年7月10日凌晨，京廣線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大的、震驚中外的“7.10”旅客列車追尾事故，死傷200餘，北京鐵路局與鄭州鐵路局在事故責任劃分上各執一詞。9月底，我代表北京局，在鄭州鐵路中院開庭，為北京局火車司機進行辯護，當時，我曾提出“異地審理”的申請。因，鐵路法院的一切由鐵路局決定，甚至，包括檢法兩長的任免。為此，寫過一篇《論法院的集體迴避》的論文。

多年後，在一次民訴法專業委員會關於民訴法修正案研討會上，針對屬地管轄內的利害關係，我也再次提出過跨地域管轄的觀點。

再結合龔剛模案，我向全國人大、中央政法委、向媒體，舉報龔案中存在着嚴重的刑訊逼供，引來偵辦龔案的警察來京秘密抓捕本人，之後押往重慶，也就是這個龔剛模專案組，後來搖身一變，成了“李莊偽證罪”專案組。這樣針對性非常明顯的偵辦模式，何談公正，何談公信。

今天，我國最高立法機關徹底否定了偵查機關“自證其清”的職業手段，應當是全國律師的一件幸事，也應當是包括公檢法人員在內的全國人民的一件幸事，因為，今日的執法者，明天都可能是潛在的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此底線的確立，是為了維護的每一個公民個體的公正訴權。

當然，希望最終的通過案，管轄能夠跨省，如僅僅是跨縣區，則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

 

第二條底線：追究律師偽證罪的前提，是承辦案件的被告人終審定罪

 

任何人未經審判，不得定罪，這是常識。然而，有的偵辦機關，只要發現律師提出的證據對控方指控有顛覆性危險，即在承辦案件尚未宣判，甚至尚未庭審之前，將律師抓捕，定其“偽證”，為自己披上“清白”的外衣。這樣野蠻的訴訟邏輯倒置，竟然在司法實踐中被某些弄法兒屢試不爽。

本來，律師有無偽證，應以原案審結為基礎，因原案有可能無罪釋放、退偵、免於刑事處罰、非法證據排除……。如果先入為主的將律師定以“偽證”。即可得出指控完全成立的“未卜先知”。

龔剛模案，衍生出“李莊案”，在龔案尚未進入審判，尚未得出是否存在“刑訊逼供”之時，先判定“李莊偽證”，進而得出“龔案的指控正確，沒有刑訊逼供”的結論，豈不荒唐。（事實上，龔案庭審時多人翻供，均稱遭刑訊逼供）

此次刑訴法第二次審議，明確了“本案”與“衍生案”的先後順序，在一定意義上減少了偵辦機關在濫造“偽證罪”上的本末倒置。

兩條底線出台，應當感謝廣大法律人的努力，感謝立法委員們的堅守，感謝遲到的正義，讓我們一起期待法治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