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中國的發展，日本人是很有一些微妙的心理不平衡的。曾幾何時，日本遊客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極好的外匯來源，2003年非典流行之後，來華遊客數大減，中國旅遊當局索性給予日本公民入境兩星期之內可以免簽證的優惠。作為對比，原來中國人的非法入境問題一直是日本各媒體喜歡炒作的題目，很少人想到過中國人也會有大舉出國旅遊的那一天。
　　可是那一天居然到來了，中國遊客似乎是在一夜之間像“Made in China”的產品一樣席捲全球，而且所到之處都大手大腳滿不在乎地花錢採購。日本政治家中以對華持嚴峻批判態度而聞名的前原誠司，在鳩山內閣中擔任國土交通大臣時似乎根本就忘記了他對中國的批判，而把吸引中國遊客作為他的首要任務。
　　然則前原誠司不會因為要吸引中國遊客而改變他對中國政府的觀點，他在菅直人內閣擔任外相時處理釣魚島撞船事件，還是表現出強硬派的色彩。這就像日本大地震後，菅內閣到處登報感謝外國的援助，卻依然不帶感情色彩地固守在與俄、韓、中爭議島嶼上的立場一樣。
　　筆者認為，這才是在逐步走向成熟的中日關係。
　　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在處理中日關係時經常是把歷史問題放在第一位考慮，但是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就不一樣了，他們身上沒什麼歷史的包袱。也許從現在開始，中國在處理對日關係時必須面對這個現實，不能僅僅打歷史牌了。
　　通俗地說，可能有人會為了犯下的罪惡終身懺悔，但不會有一個民族永遠沉浸在對過去罪惡的懺悔中。在一代人都過去了之後，新生的一代可能會很坦然地認為無論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什麼都與他們無關，他們不會因為父輩或祖輩所犯下的罪孽而繼續懺悔，這就是中日關係現在所面臨的新局面。
　　也就是說，中日雙方都會逐漸習慣於就事論事地對中日之間發生的事情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歷史因素的干擾會越來越少，雙方都會更加理智地討論和處理發生在兩國之間的問題。
　　相比起政界人士尤其是民主黨的政治家們，日本的財界人士更加面對現實一些。企業的收益對於他們來說比任何抽象的教條都重要，因此他們在很久之前就已經接受了中國在經濟上崛起的現實。
　　只要觀察一下日本社會最基本的現實情況，就知道日本的選擇面其實很窄。一般來說，一個社會如果65歲以上的人口占了7%就是“老齡化社會”了，而超過14%的話就直接是“老齡社會”了，而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字表明，在2008年日本社會65歲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就已經達到了22.1%，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超級老齡社會”了。
　　這樣，日本所擁有的就是不足的勞動力和持續萎縮的國內市場，日本人除了目光向外，爭取國際市場之外沒有出路，也就是說日本必須依靠中國，依靠中國的勞動力和市場。反過來說，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經濟其實還處於一個比較粗放的階段，到現在中國作為世界製造中心所依靠的依然是勞動力的廉價。如果大多數生產者無法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成果的話，這個經濟成長就會變得失去動力，所以中國的選擇也是給定的：儘早實現產業升級，跳出簡單出賣廉價勞動力的框子，否則勞動力價格的上升，能源價格的上升，原材料價格的上升等都是中國經濟的陷阱，而能夠為中國提供解決之道的，環顧四周也只有日本最適合。
　　所以，中日關係應該成為一種成熟的關係，不是以好壞來定義，以歷史來臧否，而是以是否實現對等的理解和戰略互需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