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曉芸

韓寒終於不“插科打諢”了，但人們混亂了。

沉寂了一段時間的韓寒近日在博客連續拋出三篇文章，文風大變，板起面孔“論革命談民主要自由”，有人將其要旨歸納為三句話：“革命不可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以最快的速度在前二論出來的次日即發表社論，高度讚賞韓寒文章展現出來的理性姿態。而微博上，褒貶不一，有的正兒八經討論觀點，有的討論的則是韓寒這個人，白熱化的爭論並未嚴格遵循公共理性的邊界，從概念到邏輯，也多有紊亂，一時間，微博像極了大集市，人聲鼎沸，雖不乏深刻的洞見，卻很快淹沒在眾聲喧譁之中。

此類議題平素在互聯網空間多有討論，但如此密集地、大規模地同時“命題作文”，可能確實是多年未見的繁榮景象，連網站的高層管理者也按捺不住激動地親自見證“歷史性時刻”。

當然，也有別樣的聲音，諸如認為這是一次商業炒作，由經紀人和書商操縱。這樣的旁支確實不在議題中心，對於關切這場公共討論的內容的人來說，“三論”拋出的幕後故事已經無關緊要，激起輿論熱烈爭鳴，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已然是“偉大的勝利”。至少可以說，這的確是一次成功的議程設置。但如果有人說郭敬明以自己的抄襲成功地引發了文化界對抄襲這件重要的事情的熱烈討論，所以郭敬明是如何抄襲的已經無關緊要了，相信同樣的一批人會站出來反對。在公共論辯當中，這樣的邏輯不自洽幾乎被毫無障礙地原諒。

其實，關於“革命”的話題並不新鮮，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大報紙雜誌多有精彩專題。至於“民主”，俞可平的專著《民主是個好東西》早膾炙人口，而關於“自由”，更是一個日常詞彙，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早由嚴復於百餘年前翻譯（嚴復譯本當時名為《群己權界論》）。這三樣東西經由韓寒這一演繹，竟引發全民對“革命民主自由”這些宏大概念說三道四，除了韓寒的明星效應，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任何一個國民都關切中國往何處去、中國怎麼辦的問題，這一次，只是被點燃了積蓄已久的討論激情，韓寒，這回可真成了“燃燈者”。

恰如人們還沒有就革命、民主、自由等概念指什麼達成共識就開始大談特談要不要的問題，人們也沒有就韓寒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麼，就展開功過是非論，仿佛非要辨出個輸贏，進而表態支持韓寒抑或拋棄韓寒。這是典型的中國式論辯，比縝密地表述更為重要的，恐怕是表達饑渴，因此，誰都怕說遲了，“這事兒都過氣了”。

學者們多指出韓寒在談論這些宏大命題時的知識缺陷，也有同為文化名人的易中天力挺韓寒，贊同韓寒對文人的不屑和不信任。在美國任教的華人學者薛涌則撰文說：“讀到這些文字，先拋開其中的諸多謬誤不說，最讓我吃驚的是，韓寒作為青年偶像，思想卻很老，似乎更接近‘40後’、‘50後’。”

迥異的評價，折射出論說者各自對韓寒的不同定位。

易中天在博客中說：“指責韓寒‘讀書少，學術差，不專業’，是很無聊的。你讀書多，你學術好，你非常專業，咋說不出韓寒這樣有分量的話？”可見他器重的是韓寒的巨大影響力，潛台詞是巨大的影響力比是否專業、學術來得重要，循此邏輯，如果姚晨、章子怡小姐願意談論此話題，不管談得好不好，易中天也是非常歡迎的。這樣推理沒錯，但得出的定位是，在這種語境之下，韓寒是一位明星，不對其作公共知識分子的要求。

而薛涌等指出韓寒文章之謬誤的，雖然也是基於其影響力大的既定事實，但邏輯卻是，既然輿論已經把韓寒塑造為“意見領袖”，那麼，韓寒不應濫用影響力和公共知識分子的頭銜傳播含混甚至錯誤的知識，另一位海外學者張鶴慈在微博上也說：“就是因為影響力大，才需要對其中的錯認真對待，而避免誤人子弟，我批評的重點不是他本人而是韓寒現象，商業化的今天，多元化是重要的突破，商業化中最能夠流傳的當然不是嚴肅的話題，而多是媚俗的東西，批評的是嚴肅的問題媚俗化的表達。”

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側重的要旨顯然很不一樣，評價誰的“着眼點”更正確恐怕流於簡單。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還原韓寒的角色以及抽離就人論人的語境，回溯一下韓寒究竟是怎麼煉成的，這說的其實已經不是韓寒本身，而是社會是如何塑造韓寒的，這種塑造透露了某種集體無意識和微妙的社會心理，幾可視為解剖時代的密碼。

解剖這個時代，顯然比解剖韓寒本人來得重要得多。

從群己權界的角度來說，韓寒願意成為怎樣的人，是否熱愛讀書，本來無涉旁人，在這個意義上，批評者可以指出韓寒的文章暴露了他可能不愛讀書的事實——至少相關議題的書看得不多，但是卻不能作出價值上的判斷，究竟是讀書的韓寒好還是不讀書的韓寒好，究竟是愛做意見領袖的韓寒好還是賽車手韓寒好，不應分出高下，否則，便溢出政治自由主義的框架，進入一種沒有答案的循環討論。基於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邊界，公共生活意見應當對公民的個人生活保持不偏不倚性，在這個意義上，公共輿論不應當干涉或者對公民的個體生活選擇作出價值上高下的評判，更何況，誰也不知道韓寒內心深處真正嚮往的是怎樣的生活。

那麼，問題來了，就公眾認知而言，韓寒究竟是誰？公共知識分子還是公民、賽車手、暢銷書作家？今天人們看見的，還是過去那個韓寒嗎？

如果仔細回顧韓寒的媒體形象，大約可以這麼說，早年，他是一個少年寫作天才，七門功課亮紅燈而在高中退學，因小說《三重門》的出版而進入公眾視野，此後，如紐約客的記者鷗逸文所說的，“寫博客的韓寒比寫書的韓寒更為成功”，因門戶網站的推薦，因嬉笑怒罵的博客文章引起草根極大的共鳴，他成為博客火熱的時代裡，與徐靜蕾並列的博客明星，就像今天微博時代的姚晨那樣。

當然，微博時代的明星更難當一些，這種交互式傳播的方式，導致網站雖然可能操縱粉絲的數量，卻無法操縱傳播的規模。博客時代，後台將文章推薦到網站首頁獲得點擊量證明了博客依然是個編輯時代，而微博，每一個人自主的轉發和評論使得受眾浮出水面，讀者猶如擁有了投票權，因此，微博和博客時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機制，如果那是一個真實世界的話，差異猶如威權到民主的區隔，儘管微博仍有粉絲買賣等水分，但這就像有買賣票的行為並不能改變民主社會的本質。

但韓寒並沒有跳進微博，還發表博客文章對微博表示不屑。當然，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似乎妨害安靜的深度思考，但實時的互動的模式，在制度層面，已經將博客這種單線傳播的陳舊模式徹底拋棄了。

鷗逸文還說過：“他是唯一一位批評政府但還能拉到商業贊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韓寒和這個時代的關係，他是一個有能力消費政治並將其轉化為商業利潤的高手，韓寒曾經說過：“我是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這說明他清醒地意識到這種走鋼絲般的繁榮其中的要義。

與唐駿的謊言相比，在透明的商業規則之下，說真話而獲得商業效益乃至超額利潤，是無可厚非的，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不能讓說真話的人成為時代的Loser”的文章為此辯護：當說真話能夠獲得超額利潤，那只能說明，說真話是一種稀缺品質，這符合市場原則，說明這個時代還是“沉默的大多數”。

但誰也不能保證，說真話能夠永遠獲得超額利潤，隨着微博的發展，說真話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變得不那麼罕見了，這就要求說有技術含量的真話了，恐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韓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試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戰。

教授薛涌建議韓寒要讀書，許知遠對鷗逸文說：“韓寒叛逆了，成功了，還賺了不少錢，他有那麼多機會去見識更廣闊的世界，去學習更多的東西，但是他卻拒絕了。”許知遠認為網絡雖然有潛力，但是它過於重名而不重實。他把韓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說：“儘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還不是照樣可以大賣。”

2010年4月，基於媒體人對輿論一邊倒的韓寒現象的焦慮，我們曾經在時代周報做了一組專題，專題名字叫做《我們時代的話語方式》，對於韓氏話語的大肆流行泛濫的隱憂，做了全方位的剖析。專題提出，韓寒長期以插科打諢的姿態調侃政治，這相當於拆房子，但是，終究還是要建房子的，我們擔心，屆時韓寒以及深受韓氏話語影響的讀者，忘記了房子是如何建的了。

在這組專題推出之後，我寫過一篇編輯手記——《青年人，讀韓寒還是許知遠？》，並非要將韓寒與許知遠對立，非得二選一，而是基於這樣的深切憂慮，同樣是青年偶像、青年文化人，許知遠代表了一種更為深廣的思考，韓寒代表了網絡的草根精神，但後者的火爆程度遠遠超過了前者，這是大眾媒體以及讀者的一種自然選擇嗎？這種選擇背後的邏輯和社會心理是什麼？搞清楚這一點，也許對我們很重要。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許知遠會如何看待韓寒現象，但很快，許知遠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庸眾的勝利》，雖也流傳甚廣，但無論如何，不能和今天由韓寒親自引擎的這場大爭論的火熱程度相提並論。這篇文章，比之我的短文《插科打諢的時代終將成為過去》、李鐵的《韓寒什麼時候會OUT》，更為犀利直接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民粹傾向的時代：“韓寒說出一些聰明話，時代神經就震顫不已，這是庸眾的勝利或民族的失敗。”

我贊同許知遠敏銳的判斷。人們給予韓寒廉價的讚美，給予韓寒不可承受之重的期待，某種程度上，暴露了我們自己的“小”，還有你不敢讚美的，還有你對自己不敢的期待，於是，韓寒，成為了這個時代包裹在政治的犬儒與市場的狂歡之下的符號。

人們並不關心真實的韓寒是怎樣的，也不關心韓寒是否可能承受這樣的期待，總之，他就是這樣毫無商量地成為了一個帶有反抗意味但又無比安全，還能寄託一點點文藝青年小資情調的時代標籤。人們沒有注意到，插科打諢的遊戲姿態下表述的政治表情，那是戴着面具、戴着腳鐐的舞蹈，誰也看不見背後真實的面孔。

至於“庸眾”為何是庸眾，為何識別能力不高，恐怕和媒體被資本俘虜又非要擺出一副“理想主義”的姿勢相關，韓寒符合消費主義與反抗者標籤等市場需求要素，於是成為了媒體及互聯網爭相供起的“神器”。而瘋狂的崇拜者，不少是教育的受害者，在一個公民教育嚴重匱乏的時代，即便受過高等教育，他們的思維也未必比韓寒健全，於是，粉絲們甘願接受韓寒戲謔式的安撫。

某種程度上，應當承認，當韓寒用不嫻熟的甚至在學者眼裡蹩腳的話語談論時代的重大命題的時候，是這個時代進步了，那個風中的少年，卻沒有以同樣的速度奔跑而已，甚或，他本來也以同樣的速度在奔跑，但由於此前那些狂熱的崇拜已然把韓寒從風中拽走，一廂情願地以加速度對這個少年施以“大多數暴力”，硬生生地把一個貪玩的青年推上了神壇。

這篇文章，我幾乎不怎麼談論韓寒的“三論”的具體觀點，甚至也不想爭論那些宏大議題，諸如韓寒不懂社會運動與革命的區別，韓寒輕視了民間此起彼伏的公民行動的力量，韓寒割裂了利益訴求和價值訴求，恰如他追求的出版自由，難道出版權益、利潤和他的價值理念之間，沒有內在的統一嗎？為何到了民間社會這裡，要錢的訴求就一定是不好的呢？韓寒恐怕沒有準備好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我甚至覺着，不一定要強迫韓寒去思考和回應這些問題，那樣，我們依然在犯錯，在一如既往地把時代的責任推到了一個人身上，你感興趣，為何不自己去思考呢？為什麼一定要韓寒替你想，替你喊，那麼，你，那些千千萬萬的“你”究竟躲到哪裡去了？！

正因為這種焦灼的拷問，本文不是這輪爭論裡面的任何一篇論辯文章，也不是任何一方的辯手，僅只做了一個還原和回放，循着這一路看來，輿論風暴並不能改變韓寒什麼，甚至也不需要改變韓寒。一個真正美好的社會，韓寒難道沒有做一個快樂的賽車手的自由嗎？韓寒一定要讀書，變成另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或社會活動家哈維爾嗎？你問過韓寒的意願沒有？你看見韓寒的自問自答當中，表現出來的對這種社會期待的叛逆沒有？

對了，叛逆，韓寒一直在和這個社會的大多數抗爭（不管這個多數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是韓寒的本色

或許韓寒一點也沒有變，他一直就站立在那裡，只是我們不停地變換各種眼鏡在看他，可惜，他不是3D，他是真實的中國文壇“壞小子”，我們要做的，是摘下各色眼鏡，重新看一眼“被現象”了的韓寒，然後，起身，和韓寒一起，既不是交叉，也不是齊步，僅僅只是平行地，學習各自走路。

                                            《時代周報》2011/12/29 見報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