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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鐘琴
一
2011 年歲末，韓寒以《談革命》、《說民主》兩篇博文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韓寒被收買了，變成犬儒了，徹底墮落了，網上一片口誅筆伐之聲。對於韓寒的兩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觀點，但一直沒形成文字。因為，我感覺韓寒這個系列文章起碼是個“三部曲”，應該還要寫篇《論自由》。
果然，今天在韓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題目不是《論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聯繫起來看，其思想脈絡就很清晰了：反對革命，擔憂民主，討要自由。
二
韓寒反對革命理由，是因為他認定和平演變式的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中國發生。如果中國發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壞性以及後果的不確定性，令人擔憂。那麼，韓寒憑什麼說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中國出現呢？韓寒的論據是：“最關鍵是就大部分中國人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
原來如此！韓寒反對革命的理由，源於對中國人素質的極端絕望。他的各種推論也就順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實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竊取；低素質的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如果實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數人的暴政。
這些論點其實並不新鮮。關於是革命還是改良的爭論，在一百多年前就曾發生過，最後還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內憂外患頻仍的清末，一開始誰都不願流血革命，誰都希望漸進式的改良，誰都知道這樣代價最小。最堅定的革命派孫中山最初也是個改良派，他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閉門羹後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話說，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專制體制之所以具有剛性和隋性，是因為這種體制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官為本。掌權者充分體會到了權力的好處，又怎麼會有革掉自己權力的動力？再說了，獨裁者必然作惡多端，作惡越多，越需要緊握權杖來保護自己。歷史和現實中雖然也有獨裁者主動還權於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緊握大權到最後一刻，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舉了吧？
三
革命也好，民主也罷，其實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發展，正義的陽光普照，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所以，韓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韓寒說：“民主，法制，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聖誕再打折，東西還是不會白送的。那我就先開始討價還價（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獨裁者交出權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過人民的選舉權、輿論監督權等等來限制政府權力濫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沒有實現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須知，討價還價，是要以雙方實力相差不多為基礎的。一方獨大，你憑什麼與人家討價還價？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下令鎮壓，武漢革命軍苦守彈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並沒有與清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直到十八省陸續宣布反清或獨立，清政府在袁世凱的要脅下，才不得不與南方談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們都知道，在戊戌變法之前，大家就寄望於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過是在這也絕不那也絕不的前提下弄出個皇族內閣來愚弄國人。事實證明，統治者往往只聽得懂槍聲，而聽不見乞求。
與虎謀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四
說到民主，韓寒又唱起了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老調。
這裡，韓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論。試問韓寒：您是中國人嗎？如果您是中國人中的一員，那麼您的素質是高還是低？如果您認為自己素質高而別的中國人素質低，那麼您應該特別說明：中國人並不包括我韓寒；或者應該特別說明：除韓寒之外的中國人素質低。如果您與普通中國人一樣素質低，那麼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麼，您憑什麼“要自由”呢？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明白，所謂國民素質低，不是不能實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結果。如果說人民的素質低就不能有民主，那麼不民主將導致人民的素質更低。難道指望專制制度和愚民政策來提高人民的素質嗎？
五
韓寒想要的自由並不過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裡，我要求更自由的創作。”“順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體人們要一些新聞的自由。”“我懇請官方為文化，出版，新聞，電影鬆綁。”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啞然失笑。韓寒其實並沒有“墮落”，但也沒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韓寒寫道：“如能達成，從我而言，我承諾，在文化環境更自由之後：不清算，向前看，不談其在執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談及或評判高層集團的家族或者相關利益，只對當下社會進行評判和討論。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讓一步，互相遵循一個約定的底線，換取各自更大空間，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門慶差點踹死的武大郎。武大傷重臥床，對潘金蓮道：“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蓮承諾“不清算，向前看”時，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沒有武松的武力作後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資格向潘金蓮、西門慶承諾“不清算，向前看”嗎？
而韓寒先否定武松，即而開始乞求，居然又以勝利者的姿態作出了寬容大度的承諾，卻不知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無力，這承諾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六
最可笑的，是韓寒搗起了“黨即人民”、“人民就是體制”的漿糊。
他說：“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係，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於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實大謬不然。這就如同將政府、國家、祖國混為一談一樣，很容易混淆視聽。
且不說八千萬黨員和三億黨員親屬是否能代表十幾億中國人，即使是全民皆黨，人民與黨也不能混為一談。
其實，從來就沒有哪個黨員認為自己代表黨、自己就是黨。中國人都有自謙的傳統，只有在吹捧別人時才諛詞如潮。如果哪個人時時處處吹捧自己“偉大光榮正確”，高呼自己“萬歲”，不被人視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時，全國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揮毛語錄、高呼毛萬歲，唯獨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舉自己的語錄、不喊自己萬歲。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恥的。而黨員可以毫不臉紅地讚頌黨，說明大家從來就不認為自己就是黨，所以也歌頌起來就不以為恥。韓寒卻說黨 “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認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說人民不能代表黨，就連黨的總書記，也代表不了黨。那麼，黨到底是什麼？
在我看來，黨只是一個工具，只是一個軀殼。誰能掌握這個工具，誰能操控這個軀殼，誰就能代表黨。而普通黨員，什麼都不是！
如果把體制比作一條大船，那麼入黨就相當於拿到了一張擠進體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見得就能代表這條大船，不見得能夠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長以及掌控關鍵部位的少數人。如果大船偏離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麼，乘客也是受害者，對事故或沉船是沒有責任的。而韓寒的邏輯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麼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點就是乘客的缺點，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責任。這不是搗漿糊是什麼？當你認為“船的缺點就是乘客的缺點”的時候，胡作非為的船長們正在偷着樂呢！
七
當然，韓寒的文章絕非一無是處。我也不願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夠通過改良實現人的自由。我更認同韓寒所說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並不一味地反對革命，也並不痴心寄希望於改良。如果改良能夠進行，那麼根本就不可能出現革命。革命從來都是逼出來的。所以，當人們開始談論革命的時候，往往是改良無望之時。時機不到，早來也會夭折；時機成熟，該來的總會到來！
那麼，知識分子應該怎麼辦？韓寒大概把知識分子定位為“文人”了，他說：“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牆頭草，但必須是一顆反向牆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這番高論，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義，當然要有自己的立場。既不能做依附強權的牆頭草，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做“反向牆頭草”，“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難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須轉頭倒向卡扎菲麼？

韓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實反映了韓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認為這是由於韓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墮落。畢竟，韓寒的名言曾讓我視作知識分子的良知底線：“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能為高牆添磚！”願韓寒能夠遵守自己的這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