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汪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在1974年夏天，乔布斯去了趟印度，见识了很多。回来之后，他对人生的领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75年的夏天，他又回到农场呆了一段时间，算是“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了。在那段时间和他一起生活在农场的嬉皮士们，更在乎的是感觉，很多人不愿意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付出努力。结果，对于弗里德兰安排的农场工作，很多参与者视之为是在被弗里德兰“奴役”：大家的付出，最终得益的只是弗里德兰个人。

也确实是，弗里德兰通过那个农场，既训练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这些，为他后来在商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那些被领导的嬉皮士们，则慢慢的滋生了越来越多的怨言。大家的那份“团结”，几年下来，就在各方的利益冲突之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再后来，乔布斯眼里的弗里德兰，就不再是导师，而是一位唯利是图的骗子了。原因是，他通过农场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从自己这样的社员身上获得经济利益。

乔布斯回忆说，对于弗里德兰宗教领袖般的行事风格，自己很快就开始无法忍受。在他看来，公社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大家打造一个逃避物质主义的庇护所。但是，作为领导者的弗里德兰，却开始像一个商人和企业家一样，来管理这个公社。他的信徒们被要求砍柴，生产苹果榨汁机和柴火炉子，随后再将这些作为商品出售来换取金钱。大家按照他的要求参加各种商业活动，但却得不到报酬。作为社员的信徒，有时还相互偷吃他人的食物，忘我精神慢慢的被对物质的贪欲所取代。最终，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为弗里德兰的农场在拼命工作，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信仰。这一切让我觉得很恶心。

弗里德兰的农场，在他的经营之下，存在了很多年。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他的精明和有效管理，存在那么长时间，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对此，乔布斯却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这也是为什么，随后的乔布斯，一直觉得对方就是个骗子。

很多年以后，弗里德兰靠开发和管理铜矿和金矿而发了大财。他的管理能力和积聚财富的能力，在农场得以培养和形成。他的个人魅力和忽悠能力，也在农场得以训练成熟。今天的弗里德兰，已经是拥有个人资产几十亿美元的富豪，他的产业遍及温哥华、新加坡和蒙古。

开发矿山会产生很多环境污染，在环境指标控制很严的美国，他的产业生意时不时的给自己带来麻烦。乔布斯回忆说：弗里德兰因为旗下几处矿产的环保问题而一次次陷入困境。为此，他曾经打电话给自己，请他与比尔·克林顿交涉。但是，已经看透他本性的我，没有伸出援手。这位标榜自己精神至上的家伙，越过了从魅力到欺骗的界限。自己年轻时认识的那个号称精神至上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淘金者。

弗里德兰的成功，除了自己的精明和管理能力之外，高超的个人魅力和自我推销能力，高手段的金融操作，也功不可没。

对于乔布斯是不是应该属于嬉皮士一列，很多人喜欢争论不休。就年龄而言，他赶上了那个朝代。就行为来看，他也“学”的有模有样。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乔布斯有嬉皮士的外形，也尝试了嬉皮士们喜爱的迷幻剂、大麻、对音乐的狂热，和农场的“团结”生活。但最终，他毕竟还是更接近“禅宗”。

嬉皮士一词最早是通过《旧金山纪事》记者赫柏·凯恩普及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既没有宣言也没有领导者。嬉皮士们几乎是不约而同的，用“公社”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现他们对越战的反对，对文化的新认知。他们提倡非传统的宗教文化，批评西方国家中层阶级的价值观，政府对公民权益的制约，指责大公司的贪婪，传统道德的狭窄和战争的无人道性。伴随这些叛逆行为的，就是留着长发的，不修边幅，不注意个人卫生的肮脏的吸毒者。这些让强调的是负面的方面，而无视其正面的价值。

宗教，是美国文化和道德的基础，也是美国人生活的重心之一。最为普及的基督教，强调的是神的存在和这个神的万能。但是，就是这个万能，让乔布斯怀疑上帝的存在性，而神父自己的愚昧和修炼不够，又导致乔布斯对神存在“理论”的最终放弃。

在那个年代，拥有和乔布斯类似想法的年轻人很多，结果，就是嬉皮士们对东方神秘宗教的向往，和原著部落图腾信仰的好奇。这些影响和好奇的结果，又是1970年代神秘学中新纪元运动的产生。

有人将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和中国的文革相比，其实，这是两个无法比拟的“运动”。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来自自发，来自年轻一代对现实的迷惑和不满，他们的反叛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不在乎实现目标。过程就是价值，叛逆本身就是目标。

而中国发生的文革，却是为了明确的，人为的政治目的，是年轻人被愚弄的结果。从结果看，文革的政治目的达到了，参与的年轻人在被利用后，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实质上的“劳改”。随后就是一代人的浪费和中国经济、政治与科技的继续落后。

而美国嬉皮士运动的参与者，没有因为自己的参与而被劳改和惩罚，也没有因此而对国家的文化与物质造成实质性破坏。他们通过运动改造了自己，就此打造一批具有个性的一代。而又是这代人，让美国在随后的几十年，继续在科技、政治和经济领域引领世界。

而在中国，通过整个过程，很多年轻人学会了为生存而更为理智的“改造”自己，结果，欺诈、玩世不恭、心黑手辣，打造了虚情假意，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新一代。而又是这一代，在今天看到的中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形成和演进中，起了带头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就是文革的结果。

中国的文革和后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对普通家庭年轻学子的愚弄，和对“牛鬼蛇神”后代的惩罚。既得利益者的孩子，则通过各种途径，最终曲径通幽，获得他们希望获得的利益。

与此不同，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的发起和主要参与者，则是“既得利益”的后代，也就是那些家庭相对富有的白人孩子。就是这些在良好家庭条件下生长的年轻人，主动选择了对舒适生活的放弃，为的是一份自己悟出的，而不是来自于人造神的指引的理想。

感受并且赞美贫穷，体验简单而随意的生活。

这种理想，似乎和中国文革中青年人异想天开的“拯救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的理想不是去拯救，而是去体验，去融合。他们也批判旧的传统，但这种批判却不是摧毁性的。

结果，又正是这种敢于否定，造就了一代敢于创新的人。这和中国文革打造的一代愚昧，和在此愚昧基础上，为了生存和个人利益，而有意无意之中培养的一大批唯利是图、虚情假意的文革文化，有天壤之别了。

从这种文化和大环境差异的对比，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在乔布斯同龄的那代国人中，很难产生真正的创新型人才的原因了。就更别说是乔布斯那样百年难遇的“天才”了。

为什么嬉皮士运动最终会导致“公社”化运动的开始？这是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嬉皮士文化中的萌芽？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更高级”的社会生活，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打基础的。而嬉皮士们的公社，却是为了更“低级”的生活。

1969年，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罗斯扎克，出版了《反主流文化的形成》。在该书里，作者认为，反主流文化是对现代技术社会的一种反思。

在他看来，反主流文化的参加者们和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很不同。后者喜欢用参与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强调的是参与和改造。而嬉皮士们则不同，在他们眼里，美国社会过于强调“惯例和陈规”，而又是这，在压制人的个性、剥夺个人的自由生活。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只有逃离这个社会，摆脱与现实社会和现实文化模式的种种联系，才能使个人和美国社会免于走进死胡同。

他们的目的，是有效地反抗这个现实存在的“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极端丰裕、但人的精神受到控制的社会”，而手段则是“回到史前”，希望在史前时期寻找精神力量。他们欣赏“无为而治”，认为只有无为而治的简朴社会、简单生活，才能保证公民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因此，他们从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起，来反抗主流的、精英的、技术的、物质的社会。他们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理念。

他们批评政府对公民权益的限制，他们憎恨大公司的贪婪，感叹传统道德的狭窄，反对战争的无人道性。但同时，他们也自感无力反抗，也没有用极端手段反抗的兴趣。他们选择了和平运动，通过在游行中发出呐喊来引起社会的共识。他们的头发里带花或向行人分花，向枪管里插上鲜花，想用浪漫和善良，来替代武力与流血。他们用流浪的摇滚音乐、伤感音乐，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不满和迷茫。

在1967年的那个“夏之爱”运动中，他们甚至提出了“选择做爱，放弃战争”（Make Love， Not War）。随后，就是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发扬光大，就是乔布斯们对待性对象的随意性和宽容心。

乔布斯和自己女友克里斯安·布伦南的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嬉皮士时代的男女关系。在高中毕业之后，乔布斯就和布伦南同居，在随后的几年，布坎南一会儿是乔布斯的女友，一会儿又是乔布斯好朋友的女友。

1974年夏天，乔布斯从印度回来之后，乔布斯又邀请布坎南和他一起，在弗里德兰管理的农场度过了一段罗曼蒂克的时光。那时候的那个农场，在乔布斯心目中，还是一个基地和家，一个可以让自己找到一份感觉的地方。

短期的罗曼蒂克之后，乔布斯搬回到父母所在的洛斯阿尔托斯。这时候，乔布斯住在父母家中，在雅达利上班。而布伦南则住在一间小公寓里，他们就此成为普通的朋友。同样痴迷禅宗的布坎南，很多时候就呆在乙川弘文的禅宗中心。

到了1975年初，布坎南又开始跟卡尔霍恩同居，同时，偶尔也成为乔布斯的同居对象。同居对象不稳定，换来换去，也是那个年代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当布坎南告诉乔布斯，自己已经怀上乔布斯的孩子的时候，乔布斯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的原因之一。也是乔布斯一再说，布坎南和太多的男人同居过的理由所在。

在里德学院，和乔布斯走得比较近的，是卡尔霍恩、弗里德兰、科特基和霍姆斯，他们以对东方禅宗思想的同样迷恋而生活在一起。卡尔霍恩不仅为此而退学，进驻弗里德兰管理的农场，而且还在那找了个8英尺宽20英尺长的鸡笼，将它放在一堆平整好的煤渣砖上做了间房子，让自己住了进去。

1975年春天，布伦南搬进鸡笼与卡尔霍恩同居。1974年夏天乔布斯的印度之旅，给他们两位的影响巨大，他们也决定学着乔布斯的样子走一回。于是，他们计划在1975年夏天也去印度进行一次朝圣之旅。

乔布斯的印度之行，让自己成熟了很多，他也鼓励卡尔霍恩去走一走，但是，却不鼓励他带布伦南同去，觉得带上她是个包袱。在乔布斯看来，朝圣需要的是心静，带着一个女人在一起，你又如何让自己保持平静的心情。卡尔霍恩没有接受乔布斯的劝告，还是带着她一起踏上了朝圣之路。

由于经济原因，他们的朝圣之旅推迟到1976年3月才开始，并且持续了将近一年，到1977年年初才结束。这时候的乔布斯，已经和沃茨打得火热，开始在鼓动沃茨和自己一起做生意赚钱了。

布坎南他们的印度之旅，不仅对他们的意志力是个很好的锻炼，对于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由于在印度呆的时间太久，他们很快就用光了自己的盘缠。在印度无法工作赚钱，卡尔霍恩就搭便车去伊朗，在德黑兰教英语谋生。等到一个学期结束之后，他再搭便车去阿富汗，和从印度赶去的布伦南在那里会合。

在印度朝圣的最后日子，他们选择分手。1977年夏天时，布伦南又搬回了洛斯阿尔托斯，继续在乙川弘文禅宗中心的空地上搭帐篷，住了起来。不想办法找份工作养活自己，让自己享受自由自在的日子，成为布坎南生活的最大特色。

这时候的乔布斯，已经和沃茨、韦恩合伙，成立了苹果公司，开始以苹果一号为主打在经营。苹果一号的开发和组装工作，很多时候是在乔布斯住在父母家，自己的卧室里完成的。那时候，他所住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电子部件。后来，人们为了让苹果传奇更为罗曼蒂克，就说成是在车库干出来的。

苹果一号开发成功之后，乔布斯搬出了父母的房子，和里德学院时期的朋友丹尼尔·科特基一起，在库比蒂诺的城郊租下了一间月租金600美元的房子。这时候的科特基已经作为苹果公司的雇员，在为乔布斯的公司工作。

在乔布斯最不起眼的时候，科特基就像是一个小随从一样，跟着乔布斯。随后，又是他见证了乔布斯和布坎南的再续情缘。

在回顾那段时光时，乔布斯说：我们所住的，是一栋被我们称为“郊区牧场”的房子。其中有四间卧室，我们有时会把其中一间租给各种各样疯狂的年轻人。有段时间，还有一个脱衣舞女住进来。

无处可去的布伦南，在不久之后也住了进来。虽然她已经不是乔布斯的女友，但是，同住一个房子，又依然在一起使用迷幻药，一起冥想的他们，有时也会欲火重燃。

在那时，乔布斯也没有想到，在苹果一号之后，自己还会那么幸运，会有那么成功的苹果二号出世，自然也没有想到，和布坎南之间的“一夜情”，会给自己带来后来那么大的麻烦。

在乔布斯租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后，布坎南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回忆这段日子时，布坎南说：在我怀孕前，我们的关系已经断断续续维持了五年之久。我们不知道怎样在一起，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分开。

卡尔霍恩回忆说：1977年的感恩节，他搭便车从科罗拉多州去加州看望这些昔日的旧友，就是那时候，他从布伦南的口里知道她怀孕的事，并且知道那就是乔布斯的孩子。但他发现，乔布斯似乎是对此毫不在乎，也不关心。乔布斯还劝他留下和他们住在一起，就在苹果工作。他根本就不管布坎南已经有他的孩子这件事。乔布斯就是这样，他的热情变化很快，有时会非常关心你，但事后又会完全不管不顾。在他的性格中，有让人觉得非常吓人的冷漠的一面。

在另外的人看来，则是乔布斯专注的结果。因为，那时的乔布斯正在将注意力集中在苹果公司的经营上面，他不想被其它的事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为此，他会完全忽略非主要的事情，不管这样的事情，在其他人看来应该是多么的重要。

实际上，对于布坎南怀孕这件事，乔布斯不是没有想过，而是想好了，已经做出了决定。第一，他明白自己和布坎南的“一夜情”有可能导致她怀孕，但是，他也觉得，对于一个像她这样，和很多男人睡过觉的女人，是很难肯定那就是自己的孩子的。

第二，即使那是自己的孩子，他又能做什么？和她结婚？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他觉得她不是自己想要的妻子，和她在一起他们没有幸福可言。

第三，既然自己不想和她继续生活下去，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否定，让这件事就这么让人遗忘。毕竟，自己的人生还有更重要的目标要去实现，为了一个布坎南和她身子里没有谱的孩子，而放弃自己更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也没有太大的价值。问题是，他忽视了一点：孩子的存在不是遗忘就能被遗忘掉的！

在这里，自己从小被遗弃的事实，也在发挥着作用。

为此，乔布斯建议布坎南将孩子打掉。但是，在反复思考之后，她做出了将孩子留下来的决策，乔布斯也没有强求她改变主意。在孩子出生之后，布坎南曾经一度想将孩子送人，但是，这一选择被乔布斯毫不犹豫的给否决了！

那时候，乔布斯和布伦南都是23岁，和乔布斯的生父母亲，席贝尔与钱德里，当年生下自己时一个岁数。那时候，乔布斯还没有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巧合，虽然他已经从自己的养父母那里知道了点滴情况。

怀孕之后的布伦南情绪很不稳定，脾气也越来越大。她和乔布斯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急速恶化。她经常在家里摔盘子、扔东西、乱丢垃圾。并且，她还会像个孩子一样，用炭笔在墙上写些粗俗的骂人语句。

她回忆说，乔布斯当时的麻木不仁一直在激怒着她。乔布斯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但却有十分冷酷的一面。很多时候，她会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来斥责乔布斯和科特基，说他们两人合起来欺负自己。科特基夹在了两人中间，有时安慰布坎南，有时也跟着乔布斯一起奚落她。

最终，还是团结农场的场主罗伯特·弗里德兰拯救了她。

布坎南回忆说：他听说我怀孕了，就让我马上搬到农场去住，并且在那儿把孩子生下来。我于是就去了。那时候，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其他朋友还住在农场里，他们找了一个俄勒冈州的助产士来帮我接生。1978年5月17日，我产下了一名女婴。3天后，乔布斯飞到农场来看望我们，顺便帮孩子起个名字。公社里的惯例是给孩子起个带有东方精神的名字，但乔布斯认为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坚持要给她起一个符合美国文化的名字。布伦南也认可了，结果就有“丽萨·妮科尔·布伦南”，这个布坎南的女儿。几天之后，乔布斯就返回苹果公司上班去了。那时候，乔布斯不想和孩子或者我扯上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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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关于乔布斯商战的故事，参阅我的新作《乔布斯的商战》（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年1月版）。这里的《乔布斯的故事》探索的是他个性的形成和初期教育的获得。未经作者授权，严禁转载。作者保留所有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