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在大大小小的战场上付出了近十万士兵的生命。而这些士兵没有一个是战死在美国的领土或领海上,也没有一个是为了保卫或争夺美国自己的领土或领海而死。换句话说,这些生命是美国为维护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付出的代价。真可谓“生命诚可贵,霸权价更高”。

十年前,国际政治学家彼得·费伯尔做过一项民意调查,内容是如果解放军武力攻取台湾,美国人肯为“保卫”台湾付出多大牺牲。结果表明,美国人可接受的美军战死人数限度为两万。也就是说, 如果大陆在台湾没有宣布独立或类似挑衅行为的情况下以武力实施统一,美国人在政府决定介入台海战争时具有相当大的心理承受力。

彼得·费伯尔同时也指出,美国人是否支持战争并非单纯地与战死者人数成正比。如果国家领导人向民众明示战争的性质和意图,人民有可能支持战争而不计死伤。如果是与本国的安全保障直接相关的现实主义军事行动,如“保卫韩国和台湾”等,有可能获得全民支持。如果是在非洲或科索沃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进行军事介入,则得不到全民的支持。

然而,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美国的领土或领海构成直接的威胁,所以美国所说的“与本国的安全保障直接相关”的事态基本上是指美国在某个区域的霸权遭遇的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唯一的超级大国”自居,并在扩张其霸权方面更加大胆。新保守主义成了左右美国公众情绪的思潮。新保守主义者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主张美国利益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并认为应该积极地动用实力去实现美国应担负的“世界使命”。海湾战争、空袭科索沃、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开始频繁地动用武力把美国的意志强加于人。

美国民众支持战争行为的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侵越战争中美军丧生5万8千人,巨大的人员损伤导致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而被迫撤军。其后的十五年,美国下了很大功夫来改进武器装备体系, 开发出军用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精确制导弹药、夜视器材、隐型飞机、巡航导弹、电子战武器、军用计算机、C3I系统等一系列高科技武器。通过武器上的压倒优势，美军可以对敌军实施毁灭性的同时,把兵员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胜利来得容易,也来得迅速。美国民众终于走出了越战的阴影,对美军的战争持肯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正如美国一首流行歌曲《你有没有忘记》中所唱：“你们总说美国人爱到处找岔儿打架，九一一之后我要说，哥儿们，就应该这样……”。美国个别新保守主义学者甚至提出过要趁中国尚未崛起之时主动找碴对华实施军事打击。

今天,南海成了中美可能发生冲突的新焦点。美国公开把南海海域的所谓“航行自由”定位为国家利益所在,并表示支持菲律宾等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最近,美国又对其军事战略做了重新部署,摆出重返亚太的姿态。这些举措使南海的紧张局势达到空前紧张的地步。至此,彼得·费伯尔的研究成果需要推演到南海问题上了,即美国人肯为南海冲突付出多大牺牲。

南海与台海在军事冲突的前景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台海战事一起,毫无疑问将是大规模的登陆与反登陆战斗,想小也小不了。南海则不一样,中国一旦与菲律宾发生冲突(与越南的冲突美国介入可能性不大),其规模可能大也可能小。我们不妨设想几种情形:

①中菲在海上开火,中国击沉菲一些舰艇,随后两国谈判恢复和平。

②中国在开战后实施登陆,收复菲占据的中业岛。

③战斗加剧,中国对菲本土的港口及沿岸基地实施打击,摧毁其续战能力。

如果是①的话,属于两国偶然擦枪走火,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美国政府强行介入, 美国人能容忍的兵员牺牲也不会超过几百人。在美国历史上,美军还从未直接为盟国的领土纠纷采取过行动。

如果发生③的事态, 将成为中美之间在亚洲的决战,美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参战可能性。美国人容忍的兵员牺牲也可能会远远超过台海。不过,这种事态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对待菲军这样一支武装力量, ③的办法显然是杀鸡用牛刀。

据此看来,在出现②的情况时,中美发生现实冲突的可能性大些。这倒不是因为根据美菲相互防卫条约美国需为菲实际控制下的土地尽防卫义务,而是因为美国可能把攻占中业岛看做中国试图控制整个南海海域的举措,这将使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将遭受严重挫折。如果两国发生军事对抗,美国人能容忍的兵员损失会是多少呢?我觉得这将取决于美国有多大取胜的把握。

彼得·费伯尔的研究表明,美国人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坚定的鹰派,他们不管费用和牺牲多大,也不管有无胜利把握而支持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是坚定的鸽派,他们对军事行动永远持反对态度。彼得·费伯尔建议美国政府为了获得舆论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应该把宣传重点放在鹰派和鸽派以外的另两类人。

一类是“死伤恐怖症”,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他们意识到美军死伤人数可能较大时将反对动用武力。还有一类是“失败恐惧症”, 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十左右。他们不大在乎死伤多少人,但看不到胜利前景时就会陷入恐慌。

    显然在这两类人里, “失败恐惧症”的可变性最大。如果他们意识到美国在局部对抗中难以获得优势时,态度就会向反战方向转变。这样的话,他们与鸽派和“死伤恐怖症”派将形成巨大的反战力量,影响美国政府在南海冲突中的决策。在台湾问题上,近年美国已出现应放弃“协防”政策的舆论。如果彼得·费伯尔再就台海搞一次调查, 美国人可接受的美军战死人数或许将远远低于两万。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随着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美国人意识到介入成本已经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石原慎太郎2005年时曾说过:美国跟中国开战的话肯定无法取胜,理由是美国的市民社会舆论根本无法接受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在伊拉克,美军刚死两千人,其国内就已经厌战了。如此,怎么能跟中国打全面战争呢?当时,国际上盛传中国试射了东风41弹道导弹。石原慎太郎认为在中国掌握这种武器后美国很可能无法与中国在亚太地区搞军事对抗。他也认识到美国国内对战死人数的敏感会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开战意志。他提议,还不如日美联手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这样的办法更有效。

对于中国来说, 通过发展和彰显实力,让美国国内的“死伤恐怖症”和 “失败恐惧症”这两群人认识到在南海多管闲事的代价,是防止中美南海冲突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