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余世存的《非常道》是从几百本书中摘录出的条文，可惜没有注明出处。中国国内的版本有好几个，网上也有。但尚未见过香港版本。这是香港版本的摘录。]
====== 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ISBN：978-988-211-527-9
革命第五 p.116 1947年国共内战时期，储安平在其主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p.117-118 文化大革命期间，章伯钧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章伯钧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章伯钧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地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章伯钧学医的夫人李健生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p.118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写道：“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他把革命当做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人论第七 p.143-144 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1953年9月，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解放后工人生活提高了，但农民生活很苦，“有九天九地之差”。毛泽东对梁破口大骂，其骂语精彩绝伦。有人说这不大像一个伟大领袖说的话，甚至也不像一个政治家说的话，而像“一个披头散发用菜刀砍砧板骂大街的三姑六婆的话”。
李锐认为：“毛泽东基本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
千家驹谈毛泽东：“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邓拓在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泽东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
意志第九 p.177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的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芸生认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年轻人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注： 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一起，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骨气第十一 p.210 马寅初的倔犟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识见第十三 p.233 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章士钊说：陈独秀“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
p.239 1945年，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 陈布雷看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 唐纵则在5月间说：“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p.244-245 1968年8月，作为一名老红卫兵，陶铁柱带着数不清的问题和困惑，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找大学生刘豪探讨。当陶谈到前不久召开的声讨刘少奇大会。陶说：“听说刘少奇回到办公室时，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还听说，他向毛主席请辞国家主席的职务，要求回家当农民。” 这激起刘豪一连串的质问：“宪法？！他刘少奇10年前坚请主席反右时，想到过宪法吗？章乃器顶着宪法游行，要求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却被关押了几天，那时他刘少奇想到过宪法吗？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他才想起了宪法——太晚了！”他又讲：“这不是他刘少奇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全党的悲剧。假如我们党早就能认识到并切实执行宪法至上的原则，何至于会有今天国家主席要求宪法保护的荒唐事情发生？！”
p.245 聂绀弩跟人议论毛泽东：“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强。”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4个手指说：“4句 - 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p.245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对极左思想给中共带来的破坏有切肤之感。他说：“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
p.246 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p.247 1999年冬天，吴祖光在一次环保会议上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
立言第十四 p.253 张东荪曾引柯亨的话说：“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
p.255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p.257 张申府对“大同”的理解：“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p.257 二战末期，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p.261 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p.263-264 黄万里遗言： 万里老朽手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修辞第十六 p.281 民国时，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p.289 1998年，杨尚昆对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世道第十七 p.295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斯年）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p.301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准确地概括了中共执政后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夏衍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p.303 1988年11月，邓力群与胡耀邦在长沙见面。胡耀邦说：“老邓啊，现在流传4句话，你听说了没有？”胡转述的4句话是：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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