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第十八 p.308 1925年，蒋介石对叶挺说：私有制在中国已经4千年了。在中国4千年的历史上，大概真正实行了均贫富实行了公有制的时候总共只有1年，而且都是起义时招揽贫民的口号。为什么3999年都是私有制呢？私有制难道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吗？公有制在当今的中国是行不通的。这是中国4千年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啊。渲染阶级矛盾对社会安定发展很不利，对中华民族不利。
p.308-309 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成立不久，就开各厅处预算审查委员会会议。为使收支相符，有人提议削减教育经费，全体赞成，教育厅长何思源坚决反对，两下争执甚为激烈。话到激昂处，何思源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这一下使韩无法躲闪，结果他表示决不减少教育费，以后每年还得增加，最后韩复榘站起来说，“决不欠你的教育费，你放心吧！”
信念第十九 p.325 王小波说，他小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他父亲对他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30万斤粮食。结果是，老太太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
自觉第二十 p.331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p.336 杜月笙识字不多，却有一句名言：“不识字不要紧，但不能不识人。”
p.336 1940年，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地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沉痛地指出：“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p.339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p.343-343 1997年10月11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拥抱着主讲人辛灏年流泪。这位有着60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
p.344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教化第二十一 p.354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命运第二十二 p.359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p.366 反右期间，吴晗最早揭批罗隆基。他说：“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注：指平反‘肃反’和‘镇反’中的错案），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罗隆基一贯反共，他的靠山就是美帝国主义。”吴晗还揭发，罗见毛主席之后对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他说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p.367 毛泽东喜欢别人做检讨，自己却从不做。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晚年回忆说：毛主席“不仅做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认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有人算账说，大跃进失败的损失，单是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就达3千万。毛泽东的这个自我批评只有30字。30比3千万，1字竟抵冤魂百万，字何贵而命何轻！
p.370 华国锋下台后，对陈永贵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个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陈说：“那还不是你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嘛！”华国锋脱口道：“因为他们也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要真正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p.371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下令上海的《字林西报》停刊，因为只有这家报纸敢于透露谁是发动战争的元凶。当时有一些留美的中国学者回国，带回不同的消息，但他们立刻被铺天盖地的“美国侵略朝鲜”的宣传所压倒。河北师范学院教授滕大春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朝鲜战争爆发，我适在纽约。抗美援朝开始，我适在北京。这是考验我对敌友认识的机会，我被考倒了。我受美国欺蒙，误信苏联先唆使北朝鲜打南朝鲜，美国不得不还手。”回国后在“抗美援朝”的狂热中，他“口喊抗美、仇美、鄙美，但内心抗不起来，仇不起来，鄙不起来。”在中共的洗脑和高压下，他明白了战争的“真相”，用切身经历说明美国新闻的欺骗性。
变异第二十三 p.381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到墨西哥、印度等地考察后，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p.386-387 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吴国祯对上海交大的示威学生说：“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p.388 林昭和她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她坚不认罪。林昭向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说：“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p.388 反右期间，周恩来要龙云承认跟陈铭枢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周恩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龙云当场拒绝，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起，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p.389 20世纪下半叶，家庭社会对时政无议，章伯钧在家里寂寞难耐，常对女儿章诒和议论时事，情绪激动，声调会越来越高。夫人李健生不让他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p.390 1962年，陈虞孙率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他与众人开会，中间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讲演仍大骂香港。
p.390 60年代初，郭世英、张鹤慈和曹天宇等年轻人敏于思考，他们对时代社会感动痛苦、无能为力又想做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受到父辈和公安机关的严密注视。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曾跟翦伯赞谈论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年轻人的文字给翦看，问翦感想。翦反问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翦伯赞说：“可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套不行了。”
p.392-393 1978年，安徽率先突破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农业生产，搞包产到户。第二年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质疑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混乱。几天之中冲垮了2万多个承包组，冲掉的承包户更多。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全椒县检查工作。县领导汇报说：“《人民日报》的文章一播，不得了哇！乖乖，全椒上下乱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农民找公社、县委，领导吓得躲起来了。……”万里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
神伤第二十四 p.396 吴汝纶曾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到马关春帆楼上，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
p.399 1924年，于右任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p.403 延安整风确立了崇拜领袖的思维。李维汉说：“整风的主要收获是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经过整风，个人崇拜体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巩固地建立起来了。整风前，人们在生活会上批评冯文彬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时，就说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马、恩、列、斯之后就数他了；整风后则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斯下面还有毛。
p.404 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p.405-406 反右期间，钦本立和徐铸成去见柯庆施。柯庆施对徐说：“我已对钦本立说过，《文汇报》的事不能由你负责。可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你自己得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还搬用了老师的一段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p.406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北京城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他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梁流泪了，他去找周恩来：“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p.406 大跃进时，一位多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那我要给中央写信。”杨说，“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尖板眼？”朱德说：“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p.407 1960年，何方下放安徽六安县苏家埠劳动改造。每天的原粮供应只有老秤（16两为1斤）3两。饿死人是普遍现象。当地的主要作物玉米已长到两三尺高时，由于行距不合规定的密植（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一项）标准，上级勒令一律铲掉，重新播种。虽然当年风调雨顺，施肥充足，却因贻误农时而颗粒无收。有些贫下中农暗地里问何方：“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心狠，就是不让我们吃饱饭？”
p.412 在普林斯顿读书时，杨小凯遇到英文语法问题，总是立刻抓住他旁边的美国学生请教。有人问他：你不认识人家，怎么上来就问？杨说：“你要是也住过10年共产党的监狱，也会和我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在乎的事情。”有人称赞杨聪明过人，杨却说：他不过是二流的。他在监狱里遇到许多一流的人才，但是共产党对这些人才非常害怕，把他们都杀了。
p.412 胡绳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p.413 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向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限定第二十五 p.415 清末，立宪之议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组成省议会以期行民主之制。张怀芝将军素以勇敢见称，当他听说一班文人瞎闹，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时，带军队冲进议会。众议员正群情激奋，忽见如狼似虎的官兵顿时哑言。张见此很是得意，登台发表即兴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君为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父亲有令儿子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请诸位好自为之。”
p.416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p.420 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毛主席拉出来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p.420 陈璧君被捕后，坚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p.423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小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年轻人提到周恩来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年轻的杨继绳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恩来明确地说：“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
p.424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p.425 70年代，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他问邓小平：“中国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到底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邓小平当时一愣，想了一想回答说：“目前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用20年时间翻两番。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
p.425-426 以前金庸多为台湾捧场。有一年他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李敖说金庸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p.426 80年代初，中共把农民的愿望变为政策，实行“包产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使各地出现了“卖粮难”、“卖猪难”等一系列的“难”。在“文革”中鼓吹“学大寨”的李先念，此时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建议：“动员农民吃猪嘛！”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p.426 1985年2月，胡乔木到福建视察。一天晚上，项南邀请他观看文艺演出。当舞台上出现青年男女跳迪斯科的节目时，胡乔木勃然变色，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要退场。项南好言挽留。胡指着台上跳舞的青年，声色俱厉地对项南说：“这种节目也上了社会主义的舞台，我感到吃惊！我消受不了！”项南和其他省委领导纷纷挽留，胡乔木严肃地说：“不必了。我要泾渭分明！”
p.426 1986年12月25日，王震对学潮表态说：“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他问：“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
p.426-427 1988年12月，金观涛在北大“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虚荣第二十六 p.428 洪秀全把人间妖行归咎于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连耶稣都被孔子教坏了，因为“天父上主皇上帝对耶稣说：这是孔丘留下来的书，就是你在凡间所读的书。这书全错了；连你读了，都被这样的书教坏了。”洪秀全还借上帝之口指责孔丘，“尔（孔子）名声反大过于朕乎？”“你为什么要教人这样糊涂了事，让凡人都不知道我？你要让你的名声比我还大吗？”
p.428-429 李鸿章作直隶总督，将其母接来天津同住。各级官吏纷纷设宴迎请，以示巴结。每当出门坐八抬大轿时，老太太总将一双大脚伸出帘外，招摇过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成街议笑料。李鸿章面子难堪，苦求其母将脚收敛一点。老太太勃然大怒：“你老爸当年也不说这般话。没有老娘这双大脚，谁供汝等读书做官？”说罢倒头便睡，绝食三天，以示抗议。李鸿章只好连跪三天赔罪告饶，从此任凭其母为所欲为。
p.430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对于乃父的帝制运动，颇不谓然，纵情诗酒，不闻世事，别人谈起帝制的事情来，他总是“掩耳疾行”。而其兄克定仍不放心，常对其百般挑剔。克文感慨地念煮豆燃箕的诗句讽刺他。克定大怒，两人吵起来。克文说：“你要做曹丕，难道就不许我做曹植吗？”袁世凯得知后，大骂两人：“你们这两个畜生！怪不得外人骂我是篡位的曹操，你们两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吗？有你们这两个宝贝儿子这么一闹，我这个名正言顺的曹操，还用来分辨吗？”
p.432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后，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说，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p.433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介石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壁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p.436 刘家昌曾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当众打了李翰祥。有人告之李不可能偷他的老婆。说了半天，刘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
p.438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些。”
p.438 李慎之曾把人民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邵宏志调到《美国研究》杂志社。邵做编辑很是敬业。有一次，她改动了李慎之的文章，让李大为不满，李倚老卖老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邵编辑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们现在说的是文章，而不是过桥与吃盐和饭的问题。”
无情第二十七 p.442 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反第四次“围剿”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无法回家看望妻子程训宣，只是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他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还是打他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徐向前一直打听妻子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徐向前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p.442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彝族大小凉山地区时，刘伯承曾为借路，亲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让彝族自治。1950年，彝人要求兑现中共当年承诺。刘伯承自食其言，命令炮轰大小凉山，几将大小凉山削平。
p.444-445 周恩来一生中签署过无数的逮捕令。60年代，他让北京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冯基平进了大牢。冯基平的女儿一直不肯原谅周，她说：“秦城监狱是我爸盖的，居然周让我爸作为第一批客人住进去。”最可笑的是，冯基平的助手也一起进了秦城。同室的难友吃不饱，埋怨冯基平：你当初订犯人的伙食标准时为什么不订得高一些？冯基平苦笑着说：倒是没有想过犯人还要吃饱这个问题。
p.445 50年代，陈立夫在台湾被投置闲散，不得已只好去美国谋生。他去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辞行时，蒋夫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说：“你在大陆负了那么重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很难适应。送你本《圣经》念念吧，也好在心灵上得些慰藉。”陈立夫不客气地指着墙上蒋介石的肖像说：“夫人，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p.451 王芸生晚年最为痛心的，是他在60年代写下的《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个文件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员催促成章，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他的长篇悔过书。他说，这是他“自掘坟墓”。
p.452 吴晗左倾为众周知，学人对其仍以学者视之。他作为中共秘密党员，深入到民盟内部。到中共批判章伯钧、罗隆基时，他和民盟内的左派表现得“疯狂狠辣”，令千家驹为之心冷。千家驹后来谈起吴晗时说：“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千家驹晚年皈依佛门。
心智第二十八 p.462 大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检讨信。信中说他自己多年来埋头抓业务，没有突出政治；一定要向林彪同志学习，改造思想，一定要政治挂帅，等等。邓小平在信中还说，他最佩服林彪的沉思。
p.462-463 中共建国后，林彪就称病不出。他亲自手书座右铭：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另一张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往来，包括毛泽东。“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据林彪身边的人说，林彪根本不相信毛会自杀。他对叶群说：“不想活了，还那么左。”
p.465-466 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然而他也有愤怒。他曾说：“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纯洁、轻信、狂热的年轻学生流放到‘广阔天地’里去的？这片天地广阔，但是贫穷，寒冷，饥饿。尤其可怕的是这片天地里有狼。发出那样号召的人难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层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学生交给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来往狼嘴里送。我们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笔债的。”
p.467 1986年底，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唯独天津学潮很快被平息，因为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瑞环态度坚决。李瑞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太软弱。他还回顾1979年胡耀邦对西单民主墙态度软弱，他说当年是他建议取缔西单民主墙的。李瑞环的强硬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虞锡圭写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学潮经验的稿件，胡启立要向各省转发。李瑞环不同意，他说：“我这把斧头只有我这个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别处去就不行了。”
p.467-468 中共十三大选举，邓小平要赵紫阳做工作，希望能让邓力群选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是差额选举，想做中共总书记的邓力群被“差”了下去，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后来又把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被“差”了下去，只当了一名普通的中顾委委员。在中顾委常委落选时，邓力群流下了眼泪。胡乔木得票也极少。在中顾委选举结束后照相，临时撤去了为邓力群准备的座位（为中顾委常委准备的）。胡乔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灰，没有人同他打招呼。
p.468 王光美在“文革”期间被批斗，丈夫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中国的赫鲁晓夫整死，她自己则坐了10年的监狱。出狱后，她自称无怨无悔，坚定了革命意志。不仅逢人便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把怀恨毛泽东的新凤霞拉下水，惹得新凤霞心生厌恶：“连自己的男人都被害死了，还说这样不要脸的话。”
廉耻第二十九 p.469 池州秀才杨长年为了进谒两江总督曾国藩，撰《不动心说》呈上：“今置我于粉白绿黛之侧，问：‘动心乎？’曰：‘不动！’今置我于红蓝顶戴之傍，问：‘动心乎？’曰：‘不动！’”曾的幕僚李鸿裔在文后写道：“白粉绿黛侧，红蓝顶戴傍，万般都不动，只要见中堂。”曾国藩见文后让李鸿裔见杨长年。如此马屁，曾当然甘之如饴。
p.470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p.474-475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有一次，中共领袖们在一起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只听见哐啷一声响，一个身材高挑的人站起来，是刘少奇。刘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
p.479 1966年5月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彭真被“打倒”，其北京职位由李雪峰取代。彭真已经知道是李接他的工作，便交待李去后应注意的事。“你去了之后……”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材料批判他。彭真一听火了，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 历史上是彭真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进行制止，喧闹才停了。
p.479 1967年初，叶剑英在群众大会上几次提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又说林副主席因枪伤使神经稍受损伤外，身体也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00岁，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叶剑英还说，毛林作为马恩列斯后的国际共运中的第3代搭配，是最合适的，水平也达到最高峰。
p.480 1973年，杨振宁去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访问他，问他毛主席的情况如何。杨回答说：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说话幽默，对科学非常注意，造诣非常深，对他1956年的研究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为了证明毛主席科学造诣深，杨振宁说：“这些都是我们弄不懂的难题，但主席却知道！”
p.481 80年代初，陈云在坚决反对制定《出版登记法》时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
p.481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答复廖承志说：“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p.482-483 1986年12月，新华社社长穆青在社内工作会议上分析“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原因是“宣传战线软弱无力”。当时，《深圳青年报》刊登了《欢迎小平同志退休》以及王若望《和小平同志商榷》等文章，上海《文汇报》总编马达则提出了“新闻自由”的主张。穆青说：“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要和我辩论，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穆青说：“这没关系，总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
p.484 江棋生做学生时，曾为学生上街游行事跟北京大学副校长吴树青谈话。吴倨傲，开口就要江“识时务”，又要江“认清形势”。江反问他，怎么个认清法？吴树青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胜谁负，另一个是谁对谁错。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是博士生，难道还不明白吗？”吴计算胜负为北大学生笑，因其在极短时间里，写作两文：《试论中国为何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论中国为何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依附第三十 p.491 1942年系《南京条约》签订100周年，蒋廷黻的演讲以中英文在重庆发表。立法院长孙科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引用了蒋的讲词，并且表示认同蒋的看法。一个与孙不和的人攻击蒋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辩护人。该案竟呈至蒋介石核夺。蒋介石认为学者的演讲和写作应该自由，党方不必过问蒋廷黻的文章。
p.491 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访问延安。毛泽东向他解释中共与苏联不同。福尔曼问：“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毛答复说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们所说的话，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福尔曼坚持说：“那末为什么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的名称呢？”毛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p.493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中共建国后，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p.493 汪泽楷虽为托派，在南宁师范学院教书时却被视为“进步教授”。有一天，他对舒芜说：“我今天到教室看学生。学生有人在读《联共（布）党史》。我心里想，这些娃娃可怜啦，他们哪里知道这本书是多少人的鲜血写成的！”舒芜心惊：啊呀，这是托派言论嘛，很可怕。
p.493 张群在日本时，有人曾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坦率地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p.493-494 50年代，吴晗是中共红人。为使北京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与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吴晗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p.497-498 “文革”时，何贤是澳门左派斗争委员会的代表。他曾被指派去跟葡萄牙主教谈判。何随身带了10本毛主席的小红宝书。当时正值春节放假。何贤说：“春节过后，你们必须在所有的天主教学校里教授毛泽东思想。”主教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不能指望我就这样答复你。我必须和梵蒂冈取得联系，和教皇商量。我会尽快地给你答复。”不到48个小时，主教就接到了教皇的电报。电报说：“如果有必要，就关闭所有的教堂，所有的教会学校。请据此回复斗争委员会。”何贤把消息带回委员会，引起了许多狂呼怒叫。他们把教堂和教会学校围墙弄得不成样子，在上面涂满了各色各样的标语 - 毛泽东思想必胜！
p.500 有人问邓小平在长征途中做了些什么。邓回答说：“跟着走！”
隔膜第三十一 p.514 1986年，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上说：“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不久，中央派滕藤到天津办事。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北京。
荒诞第三十二 p.527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问他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p.527-528 反右派运动结束时，重庆作家孙静轩和雁冀走在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孙静轩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p.528 “文革”期间，人们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作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 上行下效。据说，“文革”期间，时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再含依样画葫芦，要大家喊“祝李主任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为了与中央和省革命委员会保持一致，贵州北部一位县委书记要大家祝他“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据“文革”期间也担任过要职的姚蓝复讲，山东省群众对该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也喊过 “敬祝王主任身体基本健康！基本健康！”山西省造反派对该省革委会主任陈永贵则喊“祝陈主任还算健康！还算健康！”
p.530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p.530 “文革”时，造反派批斗何长工。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公然当面称毛主席为“老毛”，称周总理做“小周”时，何长工回答说：“我叫他，他答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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