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本世紀之初，有位老戰友寄給我一份資料，就是關於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地下黨的16字方針。這位朋友很怕因此被扣上“泄密”的罪名，所以再三告誡我：千萬不要外傳，更不要在寫文章時引用。近年來，先後看到《炎黃春秋》上穆廣仁 [註：指刊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穆廣仁 《反右運動的六個斷面》]及其他朋友的文章中，公開披露了這個16字方針。最近又讀到《潮汛》第一期105頁的內部文件，也是曝光此事。因此，這個東西已經不再是‘黨內秘密’，因而可以公開討論了。

我認為：這個16字方針是非常錯誤的。所謂‘16字方針’全文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整個方針根本就不提‘團結’二字。建國之初，百廢待舉。急需團結全國各方面人士共同建設新中國，因而首先應該強調的就是‘團結’。黨內更應如此。對於黨內、自己的同志，竟然絕口不提‘團結’，反而強調什麼“控制”、“淘汰”，敵對心態歷歷呈現，真是荒謬至極。

首先，‘降級安排’顯然是偏見與歧視的產物。

當革命鬥爭火熱進行時，大敵當前，生死存亡繫於一線，必須萬眾一心，同仇敵愾，不分彼此、不計利害；方能夠眾志成城，方能堅無不摧、攻無不克。可是，當大功告成，穩坐天下、論功行賞時，問題就來了：如何分配勝利果實？誰的功勞更大？誰應該坐第幾把交椅？換而言之就是：整塊勝利的蛋糕該如何切割、分配？

這取決於誰來切蛋糕？即刀把子掌握在誰手中。

歷史安排了毛澤東來切這塊勝利的蛋糕。因此，他掌控的黨中央才搞了這個內部文件。文件規定：不管原先有什麼功勞，現在都要降一級安排。為什麼不能‘一視同仁’呢？1949年9月17日鄧小平在南京市幹部大會上有個內部講話。他說：革命勝利一是靠黨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瞧！在功勞簿上排座次，地下黨被排在最末位——老三。

在革命隊伍中，有各個戰線、各個部門，都是有機體的組成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無法互相攀比的。一定要在武裝鬥爭和地下鬥爭之間，分個高低，排個前後，就好像要區分女人和男人誰更重要一樣，是荒謬絕倫的。又好比要區分人的各個器官哪個更重要一樣，同樣是違背常識、無知的表現。前些年有個相聲叫“五官爭功”（好像是姜昆和他的徒弟們合說的吧？）最後也難以分辨出哪個更重要？這個相聲無疑也是諷刺這種既無知又無聊的人。

但既然有人提出了按功勞排序的問題，我們也不妨研究研究。世界上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因此不能籠統地排序，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看在什麼事情上。例如：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蔣介石圍剿蘇區時，曾經制定過一個“鐵桶計劃”。如果這個“鐵桶計劃”實現，必將把蘇區和紅軍全部消滅乾淨。那麼此後的一切都不存在，更不可能有毛澤東登上‘寶座’。歷史偏偏出現怪異，就在這個時候，有個叫莫雄的人，他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因而有資格參加那個在廬山召開的極其機密的高級軍事會議，才獲悉“鐵桶計劃”的全部機密。可他又是中共的密探。在得知這個機密之後，馬不停蹄地立刻轉告了中共中央，並且派出叫‘項與年’的人，歷盡千辛萬苦把情報送到蘇區，從而挽救了紅軍，保存了這顆革命的火種。才有此後的‘星火燎原’，才有此後的一切。在這件事情上，誰的功勞是第一位的？不言而喻。沒有莫雄和項與年，就沒有此後的一切，哪裡還會有什麼黨中央、毛主席？什麼解放軍？ 

其次，即使是在軍事鬥爭中，如果沒有地下黨的配合（提供情報、實行策反等等）哪裡能夠如此順利地、勢如破竹地奪取全國勝利？

因此，那個排序的功勞簿既違反邏輯和常識，更不符合事實，完全是從實力出發，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老大。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地下黨成員的情況複雜云云。任何人都是生活在社會環境中，每時每刻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各種人發生來往，產生關係。地下黨的成員如此，根據地的幹部也不是從外星空降到地球上來的，同樣會有各種社會關係。未必就那麼單純、清白。毛澤東本人就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而且高喊過“蔣委員長萬歲”。如此說來，是不是也應該算個“反動黨團的骨幹”？毛澤東的老婆江青，曾經被捕過，經過自首才出獄。那麼是不是也應該算個“叛徒”？為什麼這些人就不複雜，而唯獨地下黨人的情況就‘複雜’呢？

第二句話是“控制使用”四個字，沒有主語。誰來控制？當然是延安派來的和南下的幹部了。這“控制使用”四個字就埋下了各地區、各部門中南下幹部與地下黨幹部之間矛盾和糾紛乃至內鬥的定時炸彈。有了“控制使用”這把‘尚方寶劍’那些南下幹部就可以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地對待地下黨人。矛盾的解決一定是南下幹部克服地下黨員幹部，糾紛和內鬥的結果當然是地下黨人被批評、處分、最後被淘汰。

最後一句是‘逐步淘汰’。所謂‘淘汰’者，實際就是消滅也。難道說地下黨人都是階級敵人？應該淘汰和消滅？是的，歷史事實正是把這些人當成階級敵人，一個個地消滅。前面所提到的那個莫雄先生的遭遇就雄辯地說明了一切。

解放後，在葉劍英親自寫信盛情邀請下，莫雄從香港回到大陸。可是兩年之後便被家鄉地方政府當作“反動官僚地主惡霸”逮捕，並被陶鑄批准“槍決”。幸虧有位中共要員古大存仗義執言。他說：“過去莫雄是用腦袋來保革命同志的，共產黨人怎能過河拆橋？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過是幾句公道話，竟然無人做聲！”，這才得以保命。但後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坐監、勞改、批鬥、遊街，一次一次審查交待，沒有一次倖免。文革時更升級為“江南第一大特務”。直到1980年去世時，頭上仍然戴着‘反動官僚’的大帽子。可以說：死不瞑目。而那位曾經為莫雄慷慨陳詞、仗義執言的古大存後來被打成“嚴重右傾”和“地方主義”分子；在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時，“古大存保莫雄”竟然成了一條重罪。以至於在文革開始，即遭受迫害，1966年11月4日含冤逝世。

其餘的地下黨員，也大部分在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中，身陷‘陽謀’。即使逃過了1957年，也逃不過1966年，最後都沒有好下場。更令人詛咒的是：有位周居正的命運更為悲慘。他經歷了九死一生，才有幸逃出渣滓洞，因而被稱為“脫險革命志士”。在國民黨的監獄中，當他他們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消息時，立即撕下被面歡欣鼓舞地同羅廣斌等人一起，在獄中繡制五星紅旗（此事跡後來卻被張冠李戴、移植到電影《烈火中永生》的 “江姐”的身上）。但後來竟然被打成右派，發配勞改。1964年春，竟被冠以“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殺害於四川永川縣新勝勞改茶場。這位革命者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槍口下，而是死在共產黨的槍口下。這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中國共產黨自己製造出來的荒唐劇。還有許多人也是在勞改、勞教等等艱苦的環境下，累死、餓死、打死，一個個地含冤而亡。

對地下黨人的歧視、排擠、打擊以至消滅的方針，和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一貫態度是密切相聯繫的。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自己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把知識分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勢力。只是後來形勢發展、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在收入《毛選》時已作過大量刪改，以至於面目全非了。雖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動，但牢牢紮根在毛澤東思想深處、烙印在他腦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對知識分子敵對情結卻沒有、也不可能刪去，始終伴隨着毛的一生，支配他的所作所為和全部施政方針。

我還記得當時還有個專門針對國民黨留用人員的16字方針，全部文字我實在回憶不起來，但只記得最後一句也是‘逐步淘汰’四個字。看來，這個文件是把地下黨和留用人員同等看待，列入要消滅的對象了。這個文件的精神總起來看就是排除異己、唯我獨革。20多年的歷史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經過了反右、反右傾，直至‘文革’無一不是為了消滅異己。到了最後，毛澤東的身邊只剩下那個‘妾身未分明’的小女人了。不亦悲乎？

作者：胡顯中，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