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友有多少？记不清。但是，主要成员，尚有印象。

    裘某，女，中共党员，校总务主任。年轻时，是上海颇负盛名的裘天宝银楼女小开。数年前去了一次宁波慈溪老家，在她童年住过的老宅门前留连了一阵。这种依恋故乡、怀念童年生活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那房子在土改时已经分给农民兄弟，这就有了准备反攻倒算之嫌。这是她一大罪。将她编入劳改队的直接原因是剪报闯了大祸。她竟没有注意到那报纸的另一面是毛泽东的标准像，那像的半个脑袋被她剪了。这事被人发现后，激起群愤，认定她是发泄阶级仇恨。老牌右派分子张厚墉得意忘形，说她是在刀头上舔血，也挨了斗。

    我们这群“狗”的每天工作任务是拖地板，扫厕所，做好全校环境的清洁卫生。之后便回到称之为“牛棚”的教室里写坦白交待。在“牛棚”里，有裘主任在，大家不敢说出格的话（在那样环境里，说句生活笑话也算出格）。她的组织观念很强，经常自觉向上面回报思想。我到现在仍不知道当时由谁在监管我们，只知道，只要不是“狗”，人人都可监管和训斥我们，指派我们去干人最不愿干的苦活。“狗”队长梁祥禾就因为管理不严被上面的人训斥过，我们都认为是裘主任去回报的，她有夺权之嫌。

   朱佩玉，女，任教生物学科，区优秀教师。旧社会曾是舞女，共和国成立后，改造一批营业性舞女(舞厅还在营业)，根据朱氏本人意愿，参加师训班进修，结业后被分配到市一女中。从舞女到人民教师，是她人格的大转化，也算得新中国的非凡业绩。她工作尽心尽力，但在班主任工作上可能生硬些，使一些学生敢怒而不敢言，心生症结。这种症结很普通，在中小学里更有普遍性。倘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也就被时间消化了。而文革激发了一些学生的报复心理。当时，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绩被彻底否定，由此推定，越是先进的教师越黑。1966.8.25那天，她从三楼办公室被揪出来，头上套着木制斗型垃圾桶，推推搡搡下楼，一脚踏空，滚下楼梯，套在头上的垃圾桶不定地碰击她的头脸。到达底楼，掀去那桶，向人群展示的是她充满淤血的鬼似的青脸。我想起了电影<白毛女>中一句评语：“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而朱氏的厄运分明是历史的倒退。在劳改队，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饭请示的那幕灰色喜剧。

   那个年代，大事无纪律，小事特隆重。吃饭要整队，饭前有仪式。先唱<东方红>，再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齐声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听说在贵州还要加呼“敬祝李司令员比较健康”。因为“健康”这一席位只能“永远”既属林彪，那位李司令员不过是贵州一把手，没有资格与林某并起并坐，其“健康”程度不得已只能屈降为“比较”了。现在学到了一个医学名词，“比较健康”就是“亚健康”,即不太健康。依此类推，县级官员如果也要老百姓为他祝愿，非得癌症不可。贵州人真幽默。

   我们劳改队没有资格参与那隆重仪式，但是也有规矩，进食前必须向“狗队长”请示批准：“报告狗队长,我可以吃饭吗?”必须等狗队长说过“吃吧”，才可动筷子。我估计那套规矩是红卫兵小将们临时编造的恶作剧。我不理他们，自管举筷，没有人罚我。但是在场的小将们逼着朱佩玉执行命令。

    劳改队吃饭的场地是个室外凉棚，有桌没凳。梁站在我对面，正闷着头扒饭；朱在我左边，她平时说话就有些结巴，此刻表现更出色，一句话十一个字，中间用了六个破折号，三个顿号，最后一个句号，神情恭敬严肃。梁知道自己是在被作弄，但不能不回答。他耷拉着眼皮，极不情愿说了声“吃吧。”我刚将饭扒进嘴，急转身，喷了一地饭粒。除了梁和朱，小将们和“狗”们共享这幕活报剧。

    在那样处境中，要活下去，就必须麻木。过分自重自爱，很危险，死亡会幸灾乐祸地向你招手。短短的三天，从八月廿三到廿五，老舍、上官云珠、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年轻的钢琴天才顾圣婴﹐还有至今难以统计的各界精英，受不了人格的污辱，一个个走上绝路，争得灵魂的尊严和安宁。我给自己的身份定了位：小丑，马戏团小丑，将每一次侮辱当作成功的演出。

    最可叹的是洪丕然老先生，数学专业上很有造诣，对待学生诚恳和善，耐心教导，深得学生尊重。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居然没有一个小将去惹他。这实在是个奇迹。但是，当红卫兵运动将打击对象由“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扩大为“黑六类”后，洪先生自觉地来劳改队报到了，他所穿的人民装右（请注意：必须在右边，否则要犯大错误）胸襟上缝了块布片，上写“资本家”三字。其时，全校师生没人知道他曾做过老板。他的一百多公斤重的臃肿身躯在劳改队里做不了什么，整天捏着块小抹布东摸摸西擦擦。每见着我，就轻声叹息，边指着右胸前那布片。我才知道他在１９５４年与朋友合伙，开过一家五金商店。两年后就被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没赚着多少钱，却赢得了一顶“帽子”。真是今昔两重天呀！洪先生没赶上好日子。如果能活到现在，经商，他是企业家；从教，很有资格被评上特级。

    还有两位，我很为他们惋惜，仅仅因为受不了几张大字报的压力，一个突然失踪，一个去翻＜圣经＞。失踪的跳西湖自杀去了，没死成，三天后，被押回学校；翻＜圣经＞的，为求得灵魂的安静，虔诚地写了一句忏悔词：“耶和华，迷途的羔羊又回到你身边。”写了，如果当即烧了，也罢了，她偏要把它深藏在枕头芯里。莫非每天晚上，头枕着它时心可以靠近耶和华？那里想得到，耶和华拒收“忏悔书”，反而被红卫兵抄着了！也许是她心不诚，该惩罚。两位都是无产阶级战士，男的是副校长，女的是副书记，这回可不妙，他们做的都是叛变组织的行为。于是，我们劳改队的队伍又扩大了。后来女书记还见过大场面，全市批斗贺绿汀，她做陪客。客观地说，这两位本不在红卫兵打击计划之内，要找他们算帐的倒是我。没有他们刻意整我，我不会受此磨难。但是，我原谅他们。起初，他们要是不害我，没法向上面交帐。他们要是早知道结局会同我坐同一条“板凳”，也许，不会加害我。世上高尚的人毕竟不多，何必苛求。现在，男的走了，当年，西湖不接纳，现在，弄不清谁接管；女的，健在，将九十高龄了。不管生的还是死的，都需要灵魂的安宁，我就不提其名了。阿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