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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說：“民主政治要向我們確保的是，人與人之間不會因為社經資源的差異，而無法同樣有效地利用其政治自由、享有不同的政治影響力。”

馬英九再次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為海峽兩岸關係帶來穩定的機會，儘管兩岸之間存在歧見與障礙，但是，若雙方能夠把握機會，顧及彼此之間的利益，和平協定的簽署、兩岸終極統一還是有可能的。

馬英九幼承庭訓，飽讀中華經典，大學期間曾為“保釣運動”理論家。其父馬鶴凌臨終前曾囑咐：化獨漸統。馬英九生性醇孝，在其祭奠乃父的文字中，再次提及亡父生前對他的期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馬英九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政治立場，如何促進真正的海峽安全，大選前馬英九曾主張與中共簽訂和平協定，但首要前提是中共撤除對台導彈，並進一步提出，在“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和“國會監督”三項前提下，台灣應該考慮未來十年中兩岸是不是洽簽和平協議問題。馬英九在接受BBC採訪時說：“你老拿着飛彈對着我，這叫對我好嗎？”他願意以政治上的保證減少中共的不安全感。但中共如何因應卻是很複雜的，而且涉及解放軍對台灣局勢的研判，以及其在中共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

兩岸的分裂狀態是國共內戰延續的結果，是“內戰未決” 狀態；德國分裂是國際勢力所為。兩德於1972年簽署基礎條約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項原則：1、統一是兩個德國的歷史使命；2、東西德彼此不是外國；3、基礎條約是政治及歷史行為，完成之後就要透過法律行為來完成。

從歷史角度看，兩岸簽訂和平協議、終極統一具有必然性，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是為向中國歷史作出鄭重交代的需要。從現在的法律角度來看，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是要把兩岸中國人的和平合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之制度化，合法化。

但是，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終極統一存在很多障礙。第一障礙是美國，儘管美國對台政策基本依據“一個中國、三報一法”，美國人表面上堅持“和平解決、兩岸人民同意”等美國傳統的“政策”，但是，美國的確要兩岸和平，但絕對不“坐視”兩岸走向統一。美國控制台灣，就可以控制半個太平洋；失去台灣，就失去半個太平洋。“以台灣制約中國大陸”是美國長年不變的國家戰略。“台灣牌”怎麼打、何時打、大打、小打還是暫時不打，這些都是根據美國的根本利益和國際環境而出牌的。

另一個障礙是台灣民意，並不是說台灣人民不希望兩岸和平，而是台灣人無法達成“台灣共識”。儘管台商民意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是，強烈的“台灣主體意識”則強烈地要求凸顯台灣的“獨立主權地位”，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堅持台灣前途必須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期望獲得更大的“國際生存空間”。台灣人很難接受，台灣問題的解決必須獲得“兩岸人民的同意”。

馬英九如今連任，放下包袱，至少不必在意自己被攻擊為“親中、媚共、賣台、叛國”，但是他仍然要擔心，中國國民黨要背“親中、賣台”的包袱。而且，美國還要通過民進黨來鉗制國民黨。

第三障礙是中共本身，像馬英九受台灣民意牽制一樣，中共強人政治已經過時，胡錦濤或習近平都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至少要政治局常委以“黨內民主”方式說話才算數。其實，中南高層最害怕的是，來自台灣自由、民主、多元、憲政價值的衝突，最擔心兩岸政治協商的啟動，最希望兩岸“保持現狀”。“現狀”改變了，“五不搞” [注 1]，就得搞了。

根據媒體報道，如果馬英九連任的話，兩岸可能會面臨終極統一，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在記者會上被詢問，對此，發言人“跳過”，沒有回應。

大選前，媒體詢問馬英九，若連任，是否與大陸簽署和平協議？馬英九強調，簽署沒有“時間表”，“主要看條件是不是成熟”，若評估無此需要，當然不會做。

馬英九在這一任內，兩岸無法搬倒如上“三座大山”，和平協議雖需要，但做不到。

注釋：

[注 1]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