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的“小四清”，我莫名其妙成了四清对象﹐停课检查，要我交代问题。经过反右斗争的折腾，我闻风就会丧胆。我想，一定是那天玩扑克犯了大错。交代时我给自己上纲上线：“我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玩扑克，客观上是在抵制运动﹐我在立场上又犯了大错。”那天，我象服了摇头丸，全身颤抖，难以自控。

    检查没通过﹐我实在无话了。张孝梅找我谈话。她这人，说话慢声慢气，发火时也看不出火苗。在她面前，我不紧张。我要求她直接告诉我，我犯了什么错﹐如果是事实而不交代，我罪加一等。那年代，生活行为上的错误，我辨得清，偷盗拐骗，越车抢劫，杀人放火，我都不会做。但是，政治上的错误，不可捉摸。昨天还是官家座上宾，今天可能已是衙门阶下囚。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 潘汉年能想到自己结局吗？吴晗的＜海瑞＞是奉旨而作，满以为可邀功请赏，谁料想招了杀身大祸。张孝梅不置可否离去了﹐运动也无声无息过去了﹐我的脑子里的一团雾水却积久难消。

    一九六五年秋，新学期开学。我的工作量是：高一年级三个班语文课兼（二）班班主任．完全突破了教育局规定的限量。我想，那大概是对我的错误的最轻惩罚吧。但我还是不明白我错在哪里。

    终于真相大白。一九六七年秋，学校冷冷清清，劳改队解散多月﹐只留下两个当权派还在劳改。我估计他们心里有些失落恐慌，看不到前程，受不了孤独。他们希望有人同他们平等交谈。他们邀我交谈，犹如罪犯想取悦狱警，总要交待一些有质量的话题。有一次，郑启如提供：“小‘四清’时，有人说你把苏菲肚子弄大了，所以迫不及待要送她去新疆﹐所以苏菲会那么伤心欲绝。”唉，苏菲呀苏菲，你这一哭，老师为你背了多大的黑锅。当然，那位领导心里如果不是那么卑鄙龌龊，你老师也不会遭此奇冤。

    一九六五整一年，报纸上时时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披露，政治气压低得让人透不过气。我象过街老鼠，预感到强地震的待发，惶惶不可终日。王孝钊象鹰鹫在彤云密佈的低空中盘旋，寻找猎物。那年，学校只招了三个高中班，他是（一）班班主任兼年级组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唆使我班的班干部不要听我的话，只听他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吴云百思不得其解，趁我去班级安排工作，提起那事。我无语。回到大办公室，我强忍激愤，平和地问他有否此事。他大概没想到我的学生竟会透露那事，表情赧然，但傲慢依然。感谢他的邻座马孟瑛为我说了句公道话，批评了王组长的不敏之举。在我和他无数次交锋中，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经反击而略占上峰。但是，他可以不理不睬不道歉，他还是在我的头顶高处俯视我，甚至表示不屑。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高一年级下乡参加三夏劳动，带队的领导是吴达泉。每个班都有少数学生出于健康原因留校做些轻便工作。短短几天，吴达泉两次返校。他从学校里带来的＜解放日报＞内容触目惊心：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字不多，火药味浓极。后来成了＂牛鬼蛇神劳改队＂＂牛棚＂名称的原创。北京大学学生闻风而动，六月三日，校长陆平，党委书记彭佩云被扫；六月六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民被扫。

    北风南渐，上海难逃此劫。六月十日，下乡劳动中止，提前返校。这是不祥信号。我竟没有发现吴达泉已提前一天回校。在校门口，迎接我们农业大军的教师阵容中，有日常关系较近的孙志文。我热情地向他伸手过去，我尴尬了：他一脸严肃，不接我手，似乎向我略点了点头，便去接待他人。那情景，终生难忘。

    我又完了！已经不是预感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