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e Quadruplets in the George White Scandals 1931
Betty Boop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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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都是些冷冰冰的东西。
在1932年——大萧条最严酷的一年——全国失业人口的平均数，国家工业委员会的估计是1,250万，美国劳工同盟的估计是1,300万，而另外 一些估计（用不同的方法估算，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失业）则在850至1,700万之间——这样说并不能让人对下面这些事实有一个鲜活的印象：那些失业者奔走 于公司与公司、厂门与厂门之间；"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们会让你知道"这句短语有着令人沮丧的必然性。
人们在寒冷的出租房里翻看着招聘广告，日复一 日，周复一周，在人行道上聚集在职业介绍所门前的人群中，空耗着毫无结果的时光；用完了银行里的存款，就以他们的人寿保险做担保去借，卖掉所有能卖的东 西，向亲戚去借，而有能力借钱的亲戚却越来越少，品尝着匮乏的辛酸苦辣，到最后，咽下他们的骄傲，去申请救济——如果有任何救济可领的话。（救济资金严重 不足，因为慈善组织早就被人们苦苦地包围，城市和村镇都用完了它们可用的经费，或者正处在枯竭的边缘。）
然而，有为数不多的统计事实和估计数据，对于理解大萧条的范围和冲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
尽管1932年利息支付的总金额只比1929年少3.5%，但另一方面，根据西蒙·库兹涅茨博士为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做的估算，薪水支出却下降了 40%，分红支出下降了56.6%，工资支出下降了60%。（因此，在债务结构依然比较刚性的同时，经济中的其他要素却经受了剧烈的紧缩。）
然而，千万别想当然地认为，利息的继续支付和分红的部分继续支付，意味着企业总体上还在挣钱。1932年，企业总体上亏损了50至60亿美 元。（政府为全国所有公司——总共451,800家——统计的数字是净赤字5,640,000,000美元。）诚然，大多数管理较好的大型公司情况比这要 好得多。E．D．肯尼迪对960家其利润被列入"标准统计数据"的公司——主要是一些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频繁的大公司——所做的统计数据显示，这 960家公司的总利润超过3.3亿美元。
然而还必须补充一句，这里说的"管理较好"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的。自1929年以来，省力和加速的设备不仅把单位 工时的产出增长了18%（据估算），而且，雇员也被大量解雇。每当一个产业巨人为了在财务上保持让脑袋露出水面，而甩掉一批工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小公 司兜着圈子在赤字中下沉得更深。
在现有企业收缩的同时，也没有新的企业开张。国内公司股票的发行总额在1932年下降到了只有1929年的二十四分之一。
不过，这些冰冷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让我们感受到1932年经济瘫痪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我们试试另外的途径吧。
漫步穿过一座美国的城市，你可能会发现，在一个漫不经心者的眼里，大萧条的明显迹象并不多——或者说，至少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迹象并不多。
你可能会 注意到，很多店铺没有租出去，落满灰尘的玻璃橱窗和招牌表明，它们是打算出租的；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烟的寥寥无几；街道上并不像早些年那样挤满了卡车，没 有打铆机的喧嚣震耳欲聋，人行道上的穷汉和乞丐数量空前（在纽约的派克大街区，走过十幢房子的距离，可能要碰上五六次有人向你伸手讨钱）。
如果是坐火车旅 行的话，你或许会注意到，列车更短了，卧车更少了——沿途看到的货车也更少。如果是坐夜班车通宵旅行，你在自己的卧车里或许只能找到两三个乘客。（相比之 下，公路沿线的加油站倒是比从前更多，"中镇"上所有的零售生意当中，只有加油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没有表现出生意的明显下降；因为，尽管购买新车的不 多，但那些还能挺住的旧车比从前用得更多了——这让铁路公司很是沮丧。）
其他方面的事情在你看来跟平常几乎没什么不同。大萧条的主要现象，大多是反面的，并不十分刺眼。
但是，如果你知道该到哪里去看的话，其中有些现象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首先，是穷人区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其次，是城市边缘和空地上那些被人冷嘲 热讽地称作"胡佛村"的萧瑟荒凉的居民点——那是一群群简陋凑合的小棚屋，搭建它们的材料有：包装盒，废铁，以及细心爬梳城市垃圾所能捡到的任何东西，住 在这些棚屋里的人，有时候是被房东赶出来的整个家庭，睡在从报废汽车场拿来的汽车座垫上，凑在油桶里燃烧垃圾的火苗前取暖。第三，是那些睡在门厅或公园长 椅上的无家可归者，没事就去餐馆溜达，为的是搜寻人家吃剩的半块饼、馅饼皮，以及任何能够维持生命之火继续燃烧的东西。第四，是公路上大为增加的搭便车 者，尤其是铁路上搭乘货车的流浪者：一支漂泊四方的饥饿大军，漫无目标地搜寻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
据乔纳森·诺顿·伦纳德说，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在 1929年"正式承认"有13,745个流动工人；到1931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186,028个。据估计，到1933年初，全国共有100万这样的流 浪者在漂泊八方。
在6个月的时间里，有45,000人穿过了埃尔帕索县；每天有1,500人经过堪萨斯城。在他们当中，有大量的青少年，还有女扮男装的小 姑娘。据美国儿童局说，有200,000名儿童就这样在美国各地四处漂泊。在西南部，扒货车的人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很多地方，铁路警察不得不放弃了 试图把他们赶下火车的努力：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在全国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当中（比方说，那些在大萧条之前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人），大多数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因为减薪非常普遍（尤其是 1931年之后），分红也在不断减少。这些人纷纷打发仆人回家，或者把仆人的工资削减到最低，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仆人留下来，除了吃住之外，不 给其他任何报酬。
在很多漂亮的房子里，先前从不曾"自己干活"的女主人如今也烧火做饭、缝补浆洗。丈夫们的旧外套穿的时间更长了，退出了高尔夫俱乐部，多 半还决定今年不再去海滨避暑，在饭馆里吃75美分、而不是1美元一顿的午餐，或者，在快餐店里吃35美分、而不是50美分一顿的午餐。当那些在1929年 跟随股票市场飞黄腾达的人如今看着报纸上的股市专栏的时候，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还留有一点股票的话）：一两次明智的卖出竟然会导致这样 大的资本损失，以至于他们今年根本用不着缴纳所得税了。
这些富有阶级的男男女女，其财富只不过因为大萧条而有所减少，跟他们比起来，其他人的财富则是彻底地烟消云散了。在富裕的郊区等候8点14分的火 车的人群当中，包括很多丢掉了工作的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去城里，不仅仅是顽强地、几乎是绝望地寻找其他的工作，而且也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还在勇敢地奔波忙 碌。（就这后一项努力而言，他们通常做得很成功：看到他们在列车开车时间接近的时候与朋友们闲聊的情形，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多么接近 于绝望。）
有些建筑师和工程师，像往常一样驱车前往事务所，而那里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有客户上门了。有些医生，在患者开出支票的时候，不由得暗自庆幸。每天 都要去干速记工作琼斯太太，如今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因为琼斯先生失业了，正在家里烧茶做饭，照看孩子（心里说不出的厌恶，干起活来效率也很低）。
琼斯夫妇的隔壁住着史密斯太太，她是一位成功律师的寡妻，一直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她为自己所拥有的"好东西"而感到自豪，但她没有能力挣到一美元，即便能找到工 作；她的本钱投入在了南美公司的债权、联合铸造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类似的被错误地称作"有价证券"的东西上，如今，她完全依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她的进口钱 包里甚至都掏不出电车费。
布朗夫妇退隐到他们在乡下的"农舍"去了，并试着在那片乱石嶙峋的土地上种点庄稼；他们兴奋地谈论乡村生活的简朴，但有时候不得不渴望电灯和热 水，不得不跟马铃薯甲虫作斗争。（大量城市居民就这样搬到乡下去了，但他们当中真正从事农业劳作的人数，尚不足以部分抵消美国人从农场向城镇迁移的长期运 动。）有人在私下里议论鲁宾逊一家，他们尽管住在一幢价值40,000美元的房子里，花钱一直大手大脚，如今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况中：鲁宾逊先生丢了工作， 房子卖不出去，他们变现了所有可支配的财产，眼下他们实际上在挨饿——尽管他们的房子看上去依然像阔人的住处。
在经济等级的更下一级阶梯上，尤其是在有些工业社群（其工厂只以20%的产能运行，或者干脆关门大吉），境况更加糟糕。弗雷德里克·E．克罗克斯 顿在布法罗市得出的数字，让人们看到这样的社群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在1932年11月的一次挨家挨户式的详细调查中发现：14,909个愿意工作、并有能 力工作的人——男女都有——当中，46.3%的人有全职工作，22.5%的人部分时间工作，多达31.2%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在每一座美国城市里，都有大 量的家庭被房东从他们简陋狭窄的出租屋里给赶了出来，与其他的家庭挤住在一起，直至10或12个人共用3、4个房间，或者，整个冬天在冷飕飕的屋子里冻得 瑟瑟发抖，因为他们买不起煤，一周吃一次肉，或者根本不吃肉。
危机带来的不仅是物质金钱上的问题，雇主有时候发现，那些被解雇的前职员对再就业似乎并不热心（"即使你给他们一份工作他们也不想干！"），其理由常常也是恐慌：他们非常害怕自己不胜任，那是大萧条最常见的病态心理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一个女职员在失业一年之后，有人给她提供了 一份计件工作，但她拒绝了：她几乎不敢去办公室，她处在如此恐怖的心理状态当中，以至于生怕自己不知道哪里可以挂外套，不知道如何去找洗手间，不理解老板 给他的指示。
关于这次大萧条，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
有些人，曾经是强健而自尊的劳动者，他们可以勇敢面对失业几个礼拜，几个 月，即使他们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家人在受苦；但在1年、2年、3年之后，他们就很难做到了。信心也好尊严也好，最终到了为现实所击溃。在1932年的那些蜷缩在公园长椅上、或者站在施粥所门前的阴郁 队列中的不幸之人当中，有些自1929年底以来就一直没有工作。
说到经济等级的最底层，我们不妨引用两段简短的话，它们大概最准确地暗示了这一阶层的境况。第一段话引自乔纳森·诺顿·伦纳德的《三年下坡 路》（Three Years Down），该书描述了宾夕法尼亚矿工们的悲惨困境，他们在1931年一次盲目而无望的罢工之后，被赶出了公司，伦纳德是这样 说的："来自那些自由主义都市报纸的报道显示，他们当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挤在山坡上，一个单间小棚屋挤住着一个三、四口之家，靠吃蒲公英和野草根为生。
其中有一半人生了病，但没有本地的医生去照料这些被扫地出门的罢工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挨饿，很多人死于上天赐予的疾病，因此使得福利当局可以声称：没有一个人 被饿死。" 另一段话引自路易斯·V．阿姆斯特朗的《我们也是人》（We Too Are the People），场景是1932年晚春的芝加哥：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个生动而可怕的瞬间，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看到，一群人（大约50来个人）正在疯抢一家餐馆后门外的一个桶垃圾。美国公 民竟然像牲口一样为残羹剩菜而战！"
在非常环境下，人类的行为总是各不相同。你不妨想想那位公司的主管（解雇几百人的差事就是委托给他的）：他坚持要亲自见见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并 对每个人的困境深表关切，不消几个月，他的头发便过早地花白了。
那个带着骄傲和自豪报道大萧条经济的青少年联盟的女孩：她从阁楼里的一件旧皮大衣上剪 下了一块，给它镶上边，充当浴室里的防滑垫。……那个因为自己的银行破产而身陷债务的银行家：他从另一家银行得到了一份年薪30,000美元的工作，一年 只靠3,000美元生活，值得尊敬地把剩下的27,000美元支付给债权人还债。……那个钱财损失过半的富贵之家勇敢地宣布，他们解雇了20个仆人当中的 15个人，从而"解决了他们的萧条问题"，而对那15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的迹象。
在一幢宏伟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那一小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正在修改公司的账簿，以逃避破产……那群芝加哥黑人正站在一幢廉租公寓的门前，把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以阻止房东的代理人来驱赶邻居一家：当他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唱着圣歌。……那个从前的职员，在动身出门开始他无休无止的求职征途之前，细心地剪下一块纸板，放进他的磨穿底子的鞋子里，并告诉妻子，这双鞋子如今比从前更好。……隔壁小出租房里的那个男人，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努力，放弃了所有兴趣、所有活动，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呆坐在那 里，神情漠然，目光冷淡……
对于在这段时间从中学或大学毕业的人来说，那是一段古怪的时期。中学的入学人数比从前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尤其是在高年级，因为能够诱使他们离开课 堂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同样，能供得起上研究生院的大学毕业生就会继续他们的学业——在无望的求职之后——而不是在家赋闲。
经济混乱的影响无所不在。被搅乱的，不仅仅是工商企业，而且还有教堂，博物馆，剧院，中小学，大学，慈善组织，俱乐部，兄弟会，体育组织，诸如此 类，等等等等。人人都感觉到了它的影响：捐赠减少了，成员数下降了，票房收入缩水了，支票收不到了，收入不够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
此外，当商业的潮水退去的时候，便暴露出了过去很多丑事的证据。例如，塞缪尔·西伯利正在纽约市展开调查的政治丑闻，暴露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分，这 是公民当中一种新的圣战精神、一波对体制化贪腐的厌恶所带来的结果。正是大萧条，带来了破产和违约，然后是对公司记录的检查，开始了一连串的揭露。
同样的 事情几乎在每一座城镇发生。当银行倒闭的时候，当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会计师们知道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的东西：住在山间豪宅里的那个深受尊 敬的家庭，却原来一直跟歹徒恶棍勾肩搭背；那位慈善的公司总裁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仅仅是因为他以很高的价格给他本人所控制的一家关联公司下订 单；那位给长老会教堂拉赞助的公司律师，竟然一直在给自己的所得税申报单造假。随着每一次这样的丑闻被揭露，都会出现一次新的幻灭。
1932年3月1日早晨，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立即把所有其他事情（甚至包括大萧条的严酷进程）都推到美国人的脑后去了——在很多观察者看 来，它似乎残酷地体现了这个国家所坠入的那种道德败坏。查尔斯· A．林德伯格夫妇的儿子被人绑架了——被人从他们在新泽西州霍普韦尔新家二楼房间里他的床 上给抱走了，人们再也没有活着看到过他。
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自从查尔斯· 林德伯格上校将近5年前驾驶飞机飞到巴黎以来，他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位置。数百万人对他的敬佩几乎达到了崇拜 的地步，他有点像无冕之王；尽管他强烈地避免抛头露面，但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以至于他越是试图避开聚光灯，人们就越是对他紧追不舍。
他在任何地方被人看到，人们就会奔走相告；据说，他有时候不得不乔装打扮，以避开围观的仰慕者。他一心当他的航空顾问，去年夏末，他的妻子娘家名叫安妮·莫罗，曾经架驶飞机"飞到东方"，林德伯格夫人后来以优美的散文描写了这段经历；自从林德伯格上校在1930年底遇见亚历克西·卡雷尔博士之后，他便开始灌注泵的实验，这给他带来作为一个生物技术专家的名声。他在霍普韦尔的新家（偏远僻静、绿树环绕）主要是作为一个退隐之地而修建的，在这里，林德伯 格夫妇能够平静地生活，远离嘈杂纷扰的世界。
Anne Morrow Lindbergh, Wife of American Pilot Charles Lindbergh, and their lovely son
而如今，突然之间，这种平静被粉碎了。发现孩子的床空了之后，几个小时之内，一大群愚蠢的警察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在泥泞的地面上到处乱踩，把追踪线索擦除得了无踪迹。当消息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登出的时候，美国人爆发了一次长时间的兴奋。
更多的警察和记者赶到了，最近的火车站成了报社的临时总部，来自霍普韦尔的消息把所有别的事情都挤到报纸的左页去了，胡佛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新 泽西州州长举行了一次警察会议，各州的议员都准备好了反绑架提案，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到了3,331次电 话，打听最新消息。纽约的曼宁主教派他的教士带来了一篇专门的祈祷文，希望马上就能派上用场，并声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能等到礼拜日。" 威廉·格 林要求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协助搜寻罪犯。伊万杰林·布斯司令官敦促救世军的所有军官提供帮助。3个教派的牧师通过收音机为孩子的解救祈祷。
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不断有人报告，在全国各地的汽车里看到有孩子长得像林德伯格的儿子。新泽西州雪茄店的经营者们让警察疲于奔命，他们不断报告，听见电话亭里有人说 的话听上去像是绑匪的信息。林德伯格夫妇收到了数不清的听众来信和建议——几周的时间里，总计达10万封。
搜寻的大戏一天接一天地继续——林德伯格夫妇在一份亲笔签署的声明中提出豁免绑匪，公布了孩子饮食习惯的详细资料，请求两位习惯于搞敲诈勒索的私 酒贩子充当他们与黑社会之间的中间人。
很快，阅读报纸的美国公众都对霍普韦尔这出大戏中的主要演员如数家珍，了若指掌，就好像整个国家都在忙着阅读同一个 侦探故事似的。管家奥利弗·惠特利夫妇，保姆贝蒂·高和她的水手朋友阿瑟·约翰逊，新泽西警察局的施瓦茨科普夫上校，莫罗家的女仆维奥莱特·夏普（她后来 自杀了），约翰·F．康顿博士（布朗克斯区的一位老绅士，绰号"杰弗西"，他是第一个亲自接触绑匪的人）——这些人全都成了没完没了的猜测和推理的话题。 当一个陌生人问你："他们找到孩子没有？"你丝毫不用怀疑他所说的"孩子"指的是谁，不管提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新泽西，还是在俄勒冈。
你会听到酒店里的电梯 工突然对一位乘坐电梯的顾客说："得了，我相信，一定是内部人干的。"——对此，这位顾客会兴奋地回答道："胡说，是底特律那帮家伙干的。" 如果说，美国 人确实需要把他们的心思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那么，这次绑架暂时做到了。
3月8日，绑架发生一周之后，老康顿博士——"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区"（他是这么称呼布朗克斯区的）里的一位大学讲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想出了一 个古怪的主意：在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消息报》（Home News）上刊登广告，大意是：为了林德伯格的孩子能回到父母身边，他将很乐意充当中间人。第二 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以一种古怪的德语方式错误拼写的），包括一个给林德伯格上校的信封。他打电话给霍普韦尔的那幢房子，被要求打开信封，描述信封上的一 些古怪标记，马上又被要求去见林德伯格上校——因为那些标记跟绑架者留在孩子房间窗台上的敲诈信上符号是一样的。
3月12日，康顿博士收到了一封短信，叫 他去杰罗姆大道高架铁路终点的一个热狗摊。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张便条，指示他去伍德劳恩公墓的入口处。他在公墓的灌木丛里亲自见到了一个男人，他和这个人一 起走到附近的一张长椅旁，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并交谈。绑匪有德国或斯堪地纳维亚口音，自称"约翰"，并说这次行动只有他一个人。
进一步的谈判——毫无疑问，"约翰"确实是绑架者，或者是绑架者之一——达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纸钞的形式支付50,000美元的赎金，由康顿博 士（在林德伯格上校的陪同下）于4月2日在布朗克斯区的圣雷蒙德墓地交给"约翰"——随后，"约翰"交给康顿博士一张便条，便条上说，孩子将会在玛莎葡萄 园盖伊角附近的"boad"（意思是"小船" boat）上找到。上校两次驾驶飞机飞到那里，但没有找到小船；很显然，绑匪给出的信息是假的。
接下来，1932年5月12日早晨，绑架发生大约6周之后，报童再一次在大街上叫卖号外：孩子的尸体被意外发现了，就在距离林德伯格住处5英里半 的一条大路旁的灌木丛里。他究竟是被故意杀害，还是意外死亡，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吧，绑匪选择了那个地点，半埋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小报的通栏大字标题宣布："孩子死了"，这几个字就足够了。
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对这十年其他事件的记忆是模糊的，却能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在何种情况下，最早听到这个消息。
故事似乎已经结束，但恐怖的回响却依然在继续。很快就清楚了，不仅绑架者在最初犯罪的野蛮暴行之上增加了林德伯格无望地驾驶飞机搜索的残忍，不仅加斯顿·B．米恩斯谎称他能找回孩子而从华盛顿的麦克莱恩夫人那里骗取了100,000美元，而且，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约翰·休斯·柯蒂斯（他曾劝诱林 德伯格上校登上马萨诸塞湾的一艘小船，亲自与绑匪接触）还策划了——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有史以来最可鄙的骗局之一。
这些真相的揭露，在林德伯格夫妇被 迫与黑社会的代表打交道时（就好像黑社会完全超越法律似的）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顶点，导致传教士、演说家、社论作者、专栏作家们纷纷惊慌失措：其中必有不可 告人的肮脏勾当。"事情出了差错"的悲剧感进一步加深了。
林德伯格的案子在1932年停止了。但我们必须跑到历史的前头去叙述一下结局。事情过去28个月之后，1934年9月19日，绑匪被抓到了。
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在导致他的被捕变得更容易的诸多事件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在此期间，新政开始启动了，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原先交给绑匪的那些金券如今变得十分罕见。
事实证明，绑架者并不是组织化黑社会的成员，而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德国木匠 —— 一位从德国逃出来的重罪犯，非法移居美国——他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豪 普特曼。他是在布朗克斯区被捕的，1935年初在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亨特顿县法院被审判，被定罪，并——在一次不成功的上诉，以及由于新泽西州州长哈罗 德·霍夫曼莫名其妙地不愿意相信他的罪行从而导致一段时期的耽搁之后——于1936年4月3日被以电刑处死。
指控豪普特曼的证据是压倒性的。撇开对他的辨认尚可争论、以及其他一些可疑的证据不谈，只要想想下面几条就行：
1、豪普特曼住在布朗克斯区，康顿 博士的广告在那里刊登，康顿博士在那里会晤"约翰"，"约翰"在那里接受绑架赎金。
2、赎金纸钞的号码都被记录在案，其中很多纸钞是在纽约市那些布朗克斯 区居民很容易到达的地区被用掉的，正是豪普特曼在布朗克斯区一家修车场用掉的那一张纸钞，导致他的被捕。
3、当他被逮捕的时候，豪普特曼身上还有一张20 美元的赎金纸钞。有不少于14,600美元的赎金纸钞被发现藏在他的车库里。
4、他是个德国人，他说话的特征符合敲诈信中的语言特征，他曾在一本账簿 里把"小船"拼作"boad"，他所使用的其他一些错误拼法和外国短语，跟敲诈信中所使用的类似。
5、他的笔迹类似于敲诈信上的笔记。
6、自1932年5 月1日之后，他就没有正规的收入来源，但他依然花钱大方，并且有一个有一定额度的股票帐号（他的股票生意很不成功）。
7、他所讲的故事——他如何通过与一 个名叫弗里希的人合伙做皮毛生意挣到了钱，如何把钱藏在架子上的鞋盒里——是含糊不清的，不可信。
8、此外，绑架者在霍普韦尔留下了一把制作得很古怪的 梯子。来自农业部的专家阿瑟·凯勒不仅发现（通过制作梯子所使用木料的种类和切割的特征）：它来自布朗克斯区一家公司的一批货，而且还发现：它的刨工特征 符合豪普特曼所拥有的一把木工刨。
9、最后，梯子上所使用的一块木料，正好符合豪普特曼家阁楼地板上丢失的一块，就连老钉眼都严丝合缝，毫厘不爽。
Bruno Richard Hauptmann
19
经济依然在一路向下，跌跌不休。
卡尔文·柯立芝——他曾是1920年代繁荣的主要守护神——在他位于北汉普顿的"山毛榉"庄园的草坪上迷惘困惑、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这一天，他 顺道走进理发师的店里，准备每月一次的理发。"柯立芝先生，"理发师谦恭地说，"这场大萧条到底怎么了？啥时候是个头啊？" "是这样，乔治，"前总统 说，"我们国家的大人物已经开始碰头，并着手为它做点什么。它不会自己走到头。我们大家都希望它早点结束，但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
安德鲁·梅隆（他已经被调任驻英国大使，好让更年轻、更活泼的奥格登·米尔斯有机会执掌财政部）在华尔街不再拥有从前的光环；当他离开财政部的时 候，股票市场毫无反应——要是搁在早些年，股市一定会有强烈的表现。然而，推测起来，梅隆应该是柯立芝提到的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拥有巨额财 富、金融才干和金融声望的人。他会说些什么呢？
1932年春天，他在伦敦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我们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走出大萧条 的深谷，世界正在这条深谷中艰难行进。但我不知道——正如在过去一样——究竟要等到哪一天，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更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前进的步伐会 重新开始。" 还有一次，他在国际商会的面前说："我不相信，有任何快速或惊人的治疗方法，可以救治这个世界眼下所患的疾病；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存 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因为正是在这一制度下，我们在不同的工业国家实现了经济富裕，其程度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处于不幸中男男女女来说，这些话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多么满足。
几个月之后，另一位金融界的大人物——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伦敦发表了演说。即使给他的演说中那些满怀希望的段落打些折扣，即使考虑 到英国人的过份自谦，那些从电讯稿中读到他的评论的人还是会大吃一惊。在谈到这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时，他说："困难是如此巨大，其力量是如此无限，如此 新奇，先例是如此缺乏，以至于我在着手处理这个大题目的时候，不仅完全无知，而且心怀谦卑。它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
他难道什么都不知道么？
华尔街似乎也没有任何答案。华尔街人正在抱怨，麻烦就在于"缺乏信心"（我们大家是多么频繁地听到这样的话，多么频繁地听到那些年代久远的鹦鹉学 舌之词）；而且，这种缺乏信心源自于对通胀的担心，源自于国会不可预知的危险举措，国会对联邦预算平衡的问题实在是太漠不关心了，而且充满很不可靠的观 念。老秩序的捍卫者们似乎像其他人一样找不着北；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了他们。
据说，一位以精明著称的银行家在新闻短片中谈到："说到大萧条的原因或者出 路，你所知道的和我一样多。"有人引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查尔斯·M．施瓦布（他曾经始终不渝地乐观）在纽约的一次午餐会上所说的话："我害怕，每个人都害 怕。我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价值能不能维持到下个月。"
占星家和算命先生大发横财，伊万杰琳·亚当斯和德洛丽丝一箩筐一箩筐地收信——给她们写信的，既有身份卑微者的无名小卒，也有腰缠万贯的金融家。 当所有预言家都宣告失败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试试占星问卜呢？
1932年春天对于金融界的名声来说是个倒霉背运的季节。就在3月12日那一天，当"杰夫西"在伍德劳恩公墓旁与豪普特曼会面并交谈的时候，巴黎 发生了一件怪事：国际工业和金融界的所谓奇迹创造者之一、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小心翼翼地拉上了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大道上的那幢公寓卧室的窗 帘，抚平乱糟糟的床单，躺了下来，朝自己心脏下方一英寸的地方开了一枪。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个自杀者背后的故事慢慢流传开来：克鲁格的业务运作纯粹是欺骗，他毫不费力地用虚假的数字和子虚乌有的谎言，欺骗了一家最受尊敬的美国金融财团那些可敬的成员。
4月8日，公用事业控股公司高耸金字塔的建造者塞 缪尔·英萨尔——据说，仅仅在几年之前，任何一个人，只要让人看到他在大陆银行的前台与这位英萨尔交谈，就值100万美元——走进了欧文·D．杨在纽约的 办公室，在那里与杨先生和一群纽约银行家正面相对，并被告知：对他来说，把戏已经结束了；他悲伤地说："我倒是希望，我在这尘世间的日子已经到来"；英萨 尔的那些纸牌搭起的房子也垮塌了。
参议院的一次调查开始揭露出那些富有、杰出、据信有责任感的公司内部人操纵股票市场、抬高或打压股价的冷血手法。胡佛的 复兴金融公司的总裁查尔斯·G．道斯辞了职，匆匆赶往芝加哥，为的是让这家公司可以批准贷款9,000万美元以拯救他自己的银行（当时正赶上芝加哥爆发了 一场银行恐慌）。各种关于立即崩溃的谣言不胫而走。此时此刻，你又能相信何人、相信何事呢？
到1932年中期，工业的开工量不到1929年最高时候的一半，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这个数字一直从125下降到了58。棉花 的售价在5美分以下，小麦价格不到50美分，玉米30美分；债券的价格急剧下跌；至于股市，曾经是那么多经济福祉的预报者，如今它急转直下，跌幅是如此之 深，以至于让1929年金融恐慌结束时跌到最低的股价看上去竟然高不可攀。
这里说的是股市，国家经济前景的"晴雨表"。就这样，去年的希望已成明日黄花。目光所及之处，难道就没有救世主出现么？
New Deal, We Can Do It
"Let's declare a war in order to end the recession."
看来，拯救美国的工作，好像要落在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欣然伸出的双手上。
1932年6月初，共和党人在保守派的全面控制之下召开了一次沉闷的全国大会，起草了一份枯燥而冗长的政纲，提名赫伯特·胡佛竞选连任，因为他们 只能这么做。
当民主党人跑到芝加哥去开他们的全国大会的时候——此时，由于当地的一次金融恐慌，芝加哥依然在摇晃，在这场恐慌中，将近40家银行倒闭，道斯的 银行遭受了重创——罗斯福在竞争民主党提名的道路上已经遥遥领先。因为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效的工作。詹姆斯·法利——牛高马大，和蔼可亲，精力充 沛，对友谊和关照的政治十分精通——正奔走于全国各地，伸出热情的双手，把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生产私人通信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有时候，他同时召来6 位速记员，连续8个小时用绿色墨水签署信件；夜里，在没人打扰的时候，他能够以每小时将近2,000封的速度签署信件。
法利指挥着罗斯福的野战部队，而他 的总参谋长则是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一个略显憔悴的病人，两眼突出，衣冠不整，他崇拜罗斯福，活着就是要促进他的事业。呆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一间破陋不 堪的办公室里，坐在一张乱糟糟地堆满报纸和小册子的办公桌前，或者，当他的慢性哮喘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便躺在一张老式躺椅上，豪就这样研究政治地 图，给法利提供明智的建议。
法利写道："路易斯会以他最喜欢的姿势坐在我的前面，他的双肘搁在膝盖上，双手托着脸，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面部除了眼睛之外 什么也看不到。"豪是一位大师级的政治战略家，是他琢磨出了整个竞选计划。
在这些人在为罗斯福聚集人气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在为他搜集主意。1932年3月——林德伯格的儿子遭绑架和克鲁格自杀的那个月——罗斯福的朋友和 顾问塞缪尔·I．罗森曼向他建议，找一帮大学教授帮他规划竞选活动没准是个好主意；而且，当罗斯福微笑着表示同意的时候，他便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 德·莫利教授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间，便把事情给敲定了。
几个月来，莫利一直在围绕纽约州的不同问题与罗斯福一起工作，并因此成了新招募的高级官员和一群 顾问的非正式主席，这群顾问，除莫利和罗森曼之外，还包括：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和阿道夫·A．伯利（两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兹尔·奥康纳 （罗斯福的律师合伙人）。
起初，罗斯福把这个群体称作他的"私人委员会"；6月，《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把它命名为"智囊团" （brainstrust）；普通公众很快接受了这个名字，但不可避免地把笨拙的复数改成了单数，只说"braintrust"。智囊团的成员会去奥尔巴 尼，与罗斯福州长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兴奋地交谈几个小时，然后回到纽约，为候选人研究并报告国家问题，撰写备忘录，起草演说稿。
不过，罗斯福在使用这些材料、或对任何事情采取明确立场的时候，他都非常谨慎。他英俊，友好，而富有魅力；他的微笑很有吸引力，他的声音令 人愉快，而在这方面，胡佛却非常缺乏。罗斯福不仅有作为纽约州长的政治经验和行政管理经验，而且，作为海军部的前助理部长，他熟悉华盛顿。
有法利和豪的鼎 力相助，有一帮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可利用性"而聚集在他身边的党大会代表，从表面上看，为了赢得提名——选举也是一样——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发挥他的 魅力，只需看着保守派，就足以把那些已经厌恶胡佛的共和党人的选票收入囊中，只需看着激进派，就足以防止这些桀骜不驯的反叛者转变成跟自己作对的社会主义 者或共产主义者。于是他说："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实验"，但是，就他的演说而言，他所从事的主要是那种变色龙搞的实验。他对待塞缪尔·西伯利所揭露出来 的坦慕尼派的贪污腐败是如此温和，他在表达经济观念的时候是如此没有把握，以至于沃尔特·李普曼不得不警告那些把罗斯福视为一个勇敢的进步主义者和"邪恶 势力之敌"的西部民主党人：他们并不了解这个人。
李普曼写道："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内心里有很多慈善的冲动，但他不是任何东西的危险敌人。他太热衷于讨好别人。……富兰克 林·Ｄ．罗斯福不是十字军战士。他不是人民的护民官。他不是既定特权的敌人。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他非常想当总统，却没有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的任何重要 资质。"
在候选人提名的第一次投票中——地点在芝加哥体育馆，那是在冗长的提名演说之后所举行的一次闷热难耐的通宵会议上——罗斯福已经获得了多数代表的 支持。如今只剩下两个障碍，首先是那个古老的规则：获得提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其次是，德克萨斯州约翰·南斯·加纳或罗斯福从前的师朋阿尔·史密斯的阻 力可能是牢不可破的。随着夜晚将逝，曙光初露，接下来的两次投票没有什么重大变化。7月1日上午9点15分，代表们——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 被演说、乐队、糟糕的空气、汗水、无眠和软性饮料给弄得失去了知觉"——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芝加哥体育馆，走进阳光里，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
在这个筋疲力尽的不眠之夜，似乎只有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没有焉头耷脑：海伍德·布龙看到他冲下过道，去安慰一位摇摇晃晃的代 表，停下来向一位金发碧眼的速记员打招呼："还好吗，宝贝？"然后继续精力充沛地回到他的政治使命上。当法利回到路易斯·豪的房间里去报告的时候，他发现，豪正躺在地板上，穿着衬衫，头枕着枕头，两台电扇对着他吹；法利伸开四肢，在他旁边的地毯上四仰八叉地躺了下来，跟他商谈眼下的策略。
两个人决定，法 利去找德克萨斯州的萨姆·雷伯恩，看看德克萨斯代表团是否能够被说服，放弃加纳，支持罗斯福，作为回报，加纳将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法利缓慢而费 力地来到帕特·哈里森的房间，寻找雷伯恩，当他发现雷伯恩还没有到的时候，法利便一屁股坐了下来，打算守株待兔，没过一会儿，他便在椅子里呼噜呼噜打起鼾 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家们做出了他们至关重要的选择。
但很快，一切都结束了。雷伯恩来到了哈里森的房间。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说："我们将会看看能做点啥"；法利感觉到，胜利就在前头。那天下午，加 纳从华盛顿打来了电话，建议本党领袖放过他们的代表团。（在这次放弃中，赫斯特——他一直支持加纳——扮演了何种角色尚不能确定。）当那天夜里，代表们再 一次集合开会的时候，反对派阵线被打破了。在那天夜里的第一轮投票（第四次提名投票）中，罗斯福赢得了提名。加纳因此得到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颇有戏剧性的是，罗斯福拒绝等待几周的时间再搞宣布提名的仪式。他把传统扔到了脑后，租用了一架飞机，飞到芝加哥，立即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说，并 在演说中允诺一次"新政"。（这是这个短语首次公开露面。莫利在6周之前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用到了它——他多半想到了斯图亚特·蔡斯的书《新 政》（A New Deal）——罗斯福抓住了这个说法。）
就其本身而言，这篇接受提名演说的缘起就是一折小戏。几个礼拜以来，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一直在从事这篇演说的起草工作。在飞机上，罗斯福做了几处 最后的修订。但在芝加哥机场，去接他的路易斯·豪把另一份稿子塞到了他的手里。在芝加哥，有人把一份由莫利起草的智囊团的那份稿子给豪看了，他不喜欢这份 稿子，便自己动手写了一个修订版：他眼下交给罗斯福的正是这个版本。
当罗斯福乘车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向体育馆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比较这两份文件；直到他站在 了讲台上，面对民主党全国大会，他才可以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在人们欢声雷动的时候，他匆匆把两份稿子扫了一遍。接下来，他开始发表演说。他的演讲稿，开 头部分是豪那份稿子的第一页，余下的都是智囊团的那份稿子。
演说中没什么大胆之处，至少没有罗斯福飞过来发表演说那么大胆。埃尔默·戴维斯写道："显然，他注意到了有人指控他骑墙观望，他允诺要让自己的立 场变得更清楚；他确实做到了——他清楚表明了他对民主党以5比1的投票所采纳的禁酒政策的立场［即：要求废除禁酒令］。至于政纲中的其他部分，他不能跟自 己的一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作对；你们也很少能做到。但它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恐怕只有罗斯福和他的上帝知道。"
在这篇演说中，有很多段落预示了他后来在总统任期内所采取的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但它们在措辞上是含糊的。只有一个地方——在这里，他建议把失业者 的力量投入到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中——他似乎已经有了一项真正新奇的计划（这就是CCC的雏形）。他所支持的某些观念，他后来将会抛弃，因为正如他所说的： 政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联邦政府应该树立偿付能力的榜样。
他"百分之百"地接受民主党的新政纲：那是一份特殊的文献，尽管它要求进行像罗斯福后 来推动国会通过的那些金融改革，还要求"控制农产品过剩"，但总的来说，它代表了一种老式的自由主义——回归企业单位小巧而简单、政府单位适度而节俭的时 代——并且，毫无疑问，没有表现出任何要极大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意向。
在1932年的那个夏天，事情发展得很快，想法在沸腾翻滚，意见莫衷一是。民主党候选人很精明：脚踩两只船比一条道走到黑、谈论公正比践行公正， 可损失的东西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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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不仅仅是想法，面对苦难，国民正在失去耐心。那些绝望的人，有一种造反的本能，这种本能正在很多受大萧条冲击的国家的激进党中间膨胀，正暴 风骤雨般地聚集在德国希特勒的身后，它同样也在美国发挥作用。它决不是统一的，迄今为止它很少是组织化的，仅仅在个别的地方，它才呈现出了习惯上属于欧洲 的共产主义形态。它发展得很慢——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对繁荣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期待着繁荣会自动地回来；部分是因为，当工作岗位逐渐减少的时候，那些依然受 雇的人吓得够呛，以至于不敢造反，仅仅想抓住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等待并希望着。（造反通常不会发生在崩溃期间，而是发生在之后。）
很多地方出现了骚乱和 反饥饿游行，但总体上，从各方面看来，整个国家的井然有序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别指望人们永远安静地坐在那里，期待着他们一窍不通的经济体系自己恢复正 常。不满的情绪正在很多地方骚动，采取了多种形式，到处都在剧烈地突破社会那井然有序的表面。
在1932年夏天，华盛顿市目睹了不满情绪骚动的一个令人兴奋的例子——对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也是一个蔚为壮观的反面例证。
整个6月份，数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川流不息地进入华盛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乘棚车，有的坐卡车。这些退伍老兵想让政府现在就把" 调整后的补偿金"支付给他们，对于这笔补偿金，国会已经投票决定，要到1945年支付。他们在市郊的阿纳卡斯蒂亚平地上建起了营地——那是一个棚屋区，一 种大规模的"胡佛村"——他们还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一些废弃的建筑物，刚好就在国会大厦的下面。越来越多的退伍老兵三三两两地来到 华盛顿，直至总人数达到了15,000到20,000之间。
在这样庞大的人群当中，不可避免地有形形色色的各种人。胡佛政府后来刻意指控，其中很多人有犯罪记录，或者是共产主义者。但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绝大多 数是货真价实的退伍老兵。尽管确实有一个共产主义小团体，但其余的人都对他们抱着敌意的态度。总体上，这支"补偿金远征军"是由普普通通的倒霉的美国人组 成的。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守军事纪律的，总体上行为端正。
很多人带来了他们的老婆孩子，随着时间的流逝，阿纳卡斯蒂亚营地呈现出了一种半军事、半家庭的 氛围，家里洗的衣物一排排地挂在简陋棚屋的外面，演艺人员在这里即兴表演歌舞秀。
华盛顿的警察局长佩勒姆·D．格拉斯福特将军明显把这些入侵者视为公民，他们有权请求政府补救他们所受到的委屈。他帮助他们搞到营地的装备，总是 充分体谅地对待他们。
但对有些华盛顿人来说，他们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几天来，一群退伍兵——领头的那个人戴着一个铁颈箍和一个下巴底下有吊带的头盔， 以支撑断背——在国会大厦外示威抗议，期间，国会正在评估补偿金议案；夜里，当这部议案付诸投票的时候，国会大厦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退伍老兵。
参议院否 决了议案。退伍老兵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有人透过参议院侧翼灯火通明的窗户朝外看，他们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不知道那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们会不会冲进 国会大厦。但是，当他们的领头人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支乐队便开始演奏《美利坚》，人们安静地散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算不错。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离开了华盛顿，但有好几千人留了下来，绝望而倔强地留了下来。（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官方变得越来越不 安。
白宫被置于警卫的保护之下，它大门紧闭，用铁链给锁上了，白宫周围的街道被清理，就好像身居白宫者不敢面对国家最倒霉的公民当中所爆发的动荡。当局决 定，要把这些退伍老兵从国会大厦下面的废弃建筑物中清理出去（好给政府"建筑计划" 让路）；1932年7月28日早晨，格拉斯福特将军被告知：疏散必须立即进 行。他着手执行这项任务。
疏散平静地开始了，但在中午的时候，有人扔了一块砖，于是，退伍兵与警察之间便出现了一场混战，不过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更 严重的麻烦：一个警察面对朝他扔石头的退伍兵，拔出了他的手枪；没等格拉斯福特来得及制止警察射击，就有两个退伍兵被打死了。就连这场战斗也平息下去了。 格拉斯福特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尽快和平地完成疏散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这天的早些时候，他告诉特区专员们：要想迅速完成疏散工作，就需要军队。这句话被不必要地解释为请求军事援助，而其实格拉斯福特根本就不想要军队 支援。胡佛总统命令美国陆军派兵救援。
那个闷热下午的晚些时候，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来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队伍——4个骑兵连，4个步兵连，1个炮兵连，以及几辆坦克。当他们接近 争执地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欢呼，来自静坐街头的退伍老兵，来自聚集起来的庞大人群。接下来，突然出现了混乱：骑兵策马冲进人群，步兵扔出催泪弹， 女人和孩子被践踏，被催泪瓦斯所窒息；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约3,000多人）聚集在路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在骑兵的追赶下，这些人四散奔逃，疯狂、混乱地 跑过高低不平的地面，跌倒在地的人尖声高叫。
军队继续缓慢地前进，一视同仁地驱散他们面前的退伍老兵和下班回家的政府雇员。当他们到达阿纳卡斯蒂亚大桥的另一端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旁观者嘘他们，"前进"慢了下来，他们扔出了更多的催泪弹。他们开始焚烧阿纳卡斯蒂亚营地的棚屋——退伍老兵们自己动手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那条夜里，华盛顿的上 空火光冲天。甚至在午夜之后，军队依然在前进的途中，步枪上了刺刀，手里拿着催泪弹，把他们前面的人赶进了阿纳卡斯蒂亚的大街小巷。
补偿金远征军被驱散了，他们将融入那支规模更加庞大的无家可归者的大军，漂泊四方，去追寻不断远去的好运。美国陆军"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行动， 没有杀死任何人——尽管受伤者的名单很长。
事情结束了。但它把苦味留在了口中。在华盛顿拔出的刺刀，为的是赶走那些无依无靠的人——难道这就是美国政治家 奉献给饥民们的最好的东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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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带有反叛倾向的，这不足为奇。因为，美国农业的总收入已经从1929年的将近120亿美元——当时，它已经承受了多年的出口销售的减少—— 下降到了1932年的52.5亿美元。与此同时，大多数制造企业只把它们的价格稍稍降了一点，并以放缓生产来应对放缓的需求，而农民却没法这么干，价格跌 到了最低点。那些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收回生产成本的人，你就别指望他们达观地看待此事。
愤怒的爱荷华人被里诺组织了起来，成立了一个"农民假日协会"，拒绝把粮食拿到苏城去卖，为期30天，或者"直到能收回生产成本"。他们用钉满了 大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封锁了大路，拦截装运牛奶的卡车，把牛奶倒进路边的沟中。一个上了年纪、胡子已白的爱荷华农民对玛丽·希顿·沃尔斯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我说：'叫我看呐，当年波士顿的那个茶叶党也是非法的。'"
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则采取了显而易见的直接手段，以阻止拍卖丧失赎回权的抵押品的浪潮。一直以来，大草原地区有大量的农民不仅以他们的财产抵押了 沉重的贷款，而且因为购买农业机械、或为了应付跌价年月的紧急需要而债台高筑；当他们的玉米和小麦甚至都不能给他们当中最勤勉的人带来足够的现金收入以偿 还其债务时，他们便对破产法律失去了耐心。
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一位邻居——从前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一个家境殷实、勤奋刻苦的公民——走出破产仲裁人的办公 室，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几匹老马、一架马车、几只猪狗和几件家具，他很可能会怒火中烧。这些农民会走向下一个抵押品拍卖场，赶走潜在的竞买人，里三 层外三层把拍卖人给团团围住，出价竞标，马25美分一匹，母牛10美分，肥猪5美分——第二天早晨便把他们买来的东西物归原主。
在一个安静的县城里，会出现这样的传单："农民们、工人们！请帮助你们的邻居，不要让他们的财产被人剥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过去三年半以来， 我们一直在等待我们的老爷们——他们对眼下的情形负有责任——找出一条路来。……本周星期五，××的财产将在法院被强行拍卖了。……农民委员会号召举行一 场大规模抗议集会，以阻止上述拍卖。" 周五，人们把卡车开到了法院，成百上千的人挤满了县治安官官署外面的走廊，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头人提出要求：不要举 行拍卖。
他们威胁处理破产案的法官，在一宗破产案中，一群人把法官从审判室中拖了出来，将他暴打一顿，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死过去——所有 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在执行法律。
这些农民并不是革命者。正相反，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习惯上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愤怒中回击那些使他们陷入目前困境的非人格化力量。
1932年整个夏秋两季——在此期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隆重举行；人们聚集在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的开阔地上，以亲眼目睹壮观的日全食；纽约 市市长吉米·沃克因为渎职而在罗斯福州长面前受审，他辞去了市长之职，请求暂时把自己放逐到法国南部去；关于裸体营在各地纷纷建立的谣传，就足以让各路记 者蜂拥而出；罗斯福展开了竞选活动，迎战胡佛——整个夏秋两季，各种打败大萧条的想法、计划和观念的发酵有增无已。
在7月和8月，实物交易计划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和耶洛斯普林斯付诸实施，很快就在各个不同的社区开张了：那些被被剥夺财产的人纷纷组织起来，集中他 们各自不同的才能，互相给对方带来好处——没想到，在这一英勇努力付诸实施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他们发现，"互相交换"和试图在现有体系内建立起一个小 的生产体系的努力，充其量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那些现金几乎消失不见的城镇，采用了凭证式货币——发行一种当地货币，在本地的商店流通。休伊·朗——他在1 月份作为参议员到达华盛顿，因为穿一身淡紫色睡衣接受记者采访，从而让新闻界的绅士们目瞪口呆——在3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一项"分享财富"计划；尽管休伊· 朗如今在罗斯福的乐队花车上占据了一个颇为招摇的位置，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口号，将它付诸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库格林神父庞大的收音机听众听到他严厉指责纽约的金融家和胡佛政府，把摩根、梅隆、迈耶和米尔斯称作"四害"；这位电台牧师正准备公开支持对货币重新估值。
杂志编辑们被解释如何终结大萧条的稿子给淹没了——这些来稿建议为公用工程项目发行巨额债券，建议通货膨胀，推荐五花八门的权宜之计，有的合理， 有的荒谬，它们包括：其价值将会下跌的"热钱"；道格拉斯信用计划；其他一些复杂的银行和信用体系的改进；一般减债计划；缩短劳动时间以消化失业者的"工 作分享"计划；建议政府没收工业企业、自己来运作。
共产主义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新的兵力补充，他们既有失业工人，也有城市知识分子：埃德蒙·威尔逊、约翰· 多斯·帕索斯、马尔科姆·考利、V．F．卡尔弗特、西奥多·德莱塞，还有其他一些正在为马克思而战的有才华的作家，以及成打成打的正在埋头写无产阶级小说 的年轻小说家。
酵母在缓慢地发挥作用，随着冬天的到来，它突然产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意义重大的现象：对专家治国论的狂热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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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狂热，最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大概莫过于专家治国论之父霍华德·斯科特了。斯科特是一个古怪、自负而随便的年轻人，他声称自己在工 程学上有过一段重要的职业经历，而且确实管理过一家从事油漆和地板蜡的小公司。许多年来，他一直出没于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酒吧和餐馆，喜欢强拉人说话，解释 他古怪的经济理论——而且他发现，很难找到愿意倾听的人。
但是，当大萧条把正统的经济学打得丢盔卸甲的时候，非正统的观念便开始看上去不那么疯狂了。斯科 特得到了足够多的支持，能够凑起一帮失业的建筑师，给哥伦比亚大学搞一个"北美能源调查"的项目；接下来，《活时代》（Living Age）杂志发表一篇 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文章；再接下来，突然之间——1932年12月——这玩意儿遍地开花：报纸，杂志，布道词，广播剧中的插科打诨，街头巷尾的闲谈。惊愕莫 名的斯科特——就在不久之前，当一份报纸给了专家治国论寥寥数行的时候，让他喜出望外——如今被记者们紧追不舍，这些人时刻准备着记下他的片言只语。
斯科特的理论——部分是从凡勃伦和索迪的著作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很坚实的理性基础。他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体系来说，步履踉跄和步伐放慢并不是必 然的；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机器动力的巨大潜能，为空前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能够防止我们的货币和信用安排产生干扰作 用。
斯科特认为，这一体系的问题就在于：原本应该让我们能够享受繁荣富足的那些发明和改进，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增加债务负担，使得经济机器停转。
在这一点上，论证变得更困难。斯科特认为，出错的是价格体系。我们所需要的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价格体系——以尔格或焦耳之类的东西作单位。能够 把这样一套体系付诸实施并操作其运转的人，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
试着让一套新的价格体系运转起来，似乎是一项十分冒险的行动——不妨想想，在每天的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交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即使斯科特和 他的弟子们能够解释该如何导致这一非常困难的交换。（事实上没有任何现成的恰当解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这个建议感到吃惊。对于把重大的社会决定交到科 学专家的手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也一笑置之。
另外一些批评专家治国(Technocracy)论的人则指出：斯科特关于新技术（比如光电管）的巨大潜能所说的那些话，充其量只能说是 乐观的预言。还有一些人，则被专家治国论者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深奥难懂的语言和复杂的数学公式给激怒了：当斯科特本人为出版物写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专家治国论的："它的方法是物理科学人为综合的结果，符合全功能序列之社会现象的决定。" 他把科学定义为："最大可能之决定的方法论"。
可是，专家治国论的理念，刚好适合美国人眼下的心态。它提供了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无孔不入的当代之谜。这个答案是新的，它不像共产主义那样一头扎 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情感冲突。它看上去似乎是科学的，因此在一个把科学尊为进步之源的国家颇受欢迎。作为一种新时尚，它就像环球飞行或《阿莫斯与安迪》一 样让人开心。正是因为它深奥难懂，它远离实际问题和可理解陈述的世界，赋予它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对一个正在寻找复兴魔法钥匙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诱惑力是不 可抗拒的，因为有些东西既可以带来繁荣，又可以充当宗教。
专家治国论也是满怀希望地朝前看，就好像它所展望的是一个可能富裕的时代一样；这一事实，使得它 很合乎那些习惯于乐观的公众的口味。而且，它的流行，刚好出现在数百万美国人决心厌弃旧秩序、欣然迎接新秩序的时刻——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新秩序。
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月，美国以大喊大叫的方式接受了专家治国的观念。报纸和杂志的专栏塞满了它；银行家和出租车司机同样在辩论它的 优点和谬误；《专家治国论入门》（The ABC of Technocracy）跻身畅销书的行列，索迪和凡勃伦那些差不多被遗忘的著作突然遭遇了旺盛的需求，几本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新书匆忙出炉。
专家治国论
当跑码头的新闻记者登上一艘进港班轮的时候，他们询问一位刚刚回国的银行家或电影明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 待专家治国论？"纽约最大的公寓大楼邀请霍华德·斯科特在圣诞节庆典中扮演圣诞老人，就好像他是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者或是直达飞行的飞行员似的。斯 科特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的一次不和，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人们的兴趣很快就消退了。专家治国论太过远离当时的实际问题，不可能始终留在人们关注的最前沿。该是"新政"出现的时候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专家治国论" 已经过时了——就像对一场差不多被遗忘的蠢行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