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业绩优秀的我知道自己处于派别斗争的交织矛盾之中，自己桀骜不驯，在工作中也顶撞过些人，结局不一定是好事，先和些老先生沟通了，然后谦恭地请同学科那位最乐意踩人的老先生审阅申报材料，这是位有些口才和书面表达能力，但基本没有任何实验技能的教授，对我从事的领域并不真正了解，我委婉地表示，手心手背都是肉，望高抬贵手，勿予为难。首席自拿着“院青年科学家奖”获得的留学计划出国，便一去不返，若干年来在欧洲北美流窜，据说是难以与所长相处。我只知道在我们这个研究所最富创新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团队里(日后这个基础薄弱的团队打造成了该所的两只王牌之一)，所长他也算是慧眼识珠，在我们最原始的阶段即给予了支持，而成了原始股东，但他带领的人主要只是技术支撑的作用，却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实际希望在贡献值也就是排名上给以照顾，我没有主动出让自己的次席，也许这间接得罪了原本一直要栽培我的所长，第3席人也很矛盾，没有痛快地自降。日后作为补偿，我总是在分配奖金时给所长优厚些，感谢他当年的支持，后来当其它听到些风声，来询问是否他仗势欺人多要的，总是被自始至终维护他的我否认。后来当一些老人与他斗争，其中的一些波折还是多少被知悉，导致他最后不得不离开这18年敌营，同学复旦的夫妻双双离开，调去了上海担任副所长。 世界上总有许多巧合，他当年到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作访问学者时，校友陈至立正好回国，他接住她的住处。师或司级干部的调入都需要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的批准，但这次却不是靠他的复旦和宾大的双重校友身份，而是通过欣赏他的陈宜瑜副院长的关系去的，因为陈至立是陈副院长的堂姐。 因许智宏当时已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勤恳工作的他就正式委任所长。红头文件已经准备好了，第二天院的代表将在大会宣布，具有戏剧性的是，也许他太高兴了，居然晚上中风了，院部不得不火速撤回任命。此时，独女洁也正好攻博到了他当年留学的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那天报告完毕，评委的兴致很高，提问纷纷，竟占去了规定时间的大部分，我信心十足，从容应对，许多旁观的年轻人后来啧啧称奇。这时节，同学科的老人肯定要出场显示倾向，我担心的事情没能避免，他站起来晃晃身子，手里拿着我的申报书，开始断章取义地或曲解地按1234逐一提出责难性的疑问。此时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于事无补了，血气方刚的我索性就不顾答辩大忌，针锋相对地反驳，台下的科技处长早就要打击我的气焰，就如刘俐俐现场样，在下面用不算很大，但全场都可以听到的声音念叨：“要扣分，要扣分！”与事后刘俐俐委屈不同的是，我满腔怒火，却是瓢泼一泄似的畅快。会议主持一看失控了，只得叫停，“你一个人耗用的时间太多了，后面还有报告者，算了吧。”遭此挫折，我在那仍然没有屈服于夹着尾巴做人的压力，我行我素。那位谭处长在算是敲打了我一次后，第二次还是放了我一马，其退休后不久就因脑血管硬化。中风后很快逝世，没有实现他到井冈山区的茶陵故乡终老的愿望。 此后不久，与那位给我使绊子的老人一起在北京开会，他问我：“我知道你豁达，你怎么看这次晋职”，我余怒未消，“我没有你们想得那么豁达”，“我放弃特批的机会，不在乎1或2年的早晚，我只是不愿意以后输给我的同龄人。”，“纵观所内，不说学术能力和绩效，就是我们这种5年完成正常15年工作量的苦干，又有人能比吗”。想着自己不顾家有小女的困难，经常没日没夜地干，却落得这样下场，当时还是有些心酸，这也导致了我日后义无反顾地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