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業績優秀的我知道自己處於派別鬥爭的交織矛盾之中，自己桀驁不馴，在工作中也頂撞過些人，結局不一定是好事，先和些老先生溝通了，然後謙恭地請同學科那位最樂意踩人的老先生審閱申報材料，這是位有些口才和書面表達能力，但基本沒有任何實驗技能的教授，對我從事的領域並不真正了解，我委婉地表示，手心手背都是肉，望高抬貴手，勿予為難。首席自拿着“院青年科學家獎”獲得的留學計劃出國，便一去不返，若干年來在歐洲北美流竄，據說是難以與所長相處。我只知道在我們這個研究所最富創新和艱苦奮鬥精神的團隊裡(日後這個基礎薄弱的團隊打造成了該所的兩隻王牌之一)，所長他也算是慧眼識珠，在我們最原始的階段即給予了支持，而成了原始股東，但他帶領的人主要只是技術支撐的作用，卻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實際希望在貢獻值也就是排名上給以照顧，我沒有主動出讓自己的次席，也許這間接得罪了原本一直要栽培我的所長，第3席人也很矛盾，沒有痛快地自降。日後作為補償，我總是在分配獎金時給所長優厚些，感謝他當年的支持，後來當其它聽到些風聲，來詢問是否他仗勢欺人多要的，總是被自始至終維護他的我否認。後來當一些老人與他鬥爭，其中的一些波折還是多少被知悉，導致他最後不得不離開這18年敵營，同學復旦的夫妻雙雙離開，調去了上海擔任副所長。 世界上總有許多巧合，他當年到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作訪問學者時，校友陳至立正好回國，他接住她的住處。師或司級幹部的調入都需要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陳至立的批准，但這次卻不是靠他的復旦和賓大的雙重校友身份，而是通過欣賞他的陳宜瑜副院長的關係去的，因為陳至立是陳副院長的堂姐。 因許智宏當時已經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不久勤懇工作的他就正式委任所長。紅頭文件已經準備好了，第二天院的代表將在大會宣布，具有戲劇性的是，也許他太高興了，居然晚上中風了，院部不得不火速撤回任命。此時，獨女潔也正好攻博到了他當年留學的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那天報告完畢，評委的興致很高，提問紛紛，竟占去了規定時間的大部分，我信心十足，從容應對，許多旁觀的年輕人後來嘖嘖稱奇。這時節，同學科的老人肯定要出場顯示傾向，我擔心的事情沒能避免，他站起來晃晃身子，手裡拿着我的申報書，開始斷章取義地或曲解地按1234逐一提出責難性的疑問。此時我知道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於事無補了，血氣方剛的我索性就不顧答辯大忌，針鋒相對地反駁，台下的科技處長早就要打擊我的氣焰，就如劉俐俐現場樣，在下面用不算很大，但全場都可以聽到的聲音念叨：“要扣分，要扣分！”與事後劉俐俐委屈不同的是，我滿腔怒火，卻是瓢潑一泄似的暢快。會議主持一看失控了，只得叫停，“你一個人耗用的時間太多了，後面還有報告者，算了吧。”遭此挫折，我在那仍然沒有屈服於夾着尾巴做人的壓力，我行我素。那位譚處長在算是敲打了我一次後，第二次還是放了我一馬，其退休後不久就因腦血管硬化。中風后很快逝世，沒有實現他到井岡山區的茶陵故鄉終老的願望。 此後不久，與那位給我使絆子的老人一起在北京開會，他問我：“我知道你豁達，你怎麼看這次晉職”，我余怒未消，“我沒有你們想得那麼豁達”，“我放棄特批的機會，不在乎1或2年的早晚，我只是不願意以後輸給我的同齡人。”，“縱觀所內，不說學術能力和績效，就是我們這種5年完成正常15年工作量的苦幹，又有人能比嗎”。想着自己不顧家有小女的困難，經常沒日沒夜地干，卻落得這樣下場，當時還是有些心酸，這也導致了我日後義無反顧地逃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