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0年代末，蒋经国的身体日呈衰弱之势。毕竟年月不饶人，年近古稀之人，犹如自然界的花草树木等万物一样，已近枯败之日。
1982年2月，蒋经国第一次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由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医治视网膜出血。他患的是糖尿病，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据说是糖尿病引发了眼疾。
没有很久，台湾上下又盛传蒋经国第二次住院开刀治疗眼疾的消息，令民心再波动一番。据知情人讲，此次住院纯属偶然。蒋经国办事一向具有亲和作风，上高山，下渔场，无分巨细，事必躬亲。有一次去屏东巡视农渔建设，行至郊外途中，突来倾盆骤雨。其随待人员之一急忙撑开自动弹簧伞，欲为长官遮风蔽雨。不知是过分紧张抑或是太过敬意，慌乱之中，雨伞竟触及蒋经国的眼镜。立时，眼镜破碎，碎片割伤了眼睛，眼角渗出丝丝血丝。闯了祸的侍卫大惊失色，自认做了“犯上”之举，一时窘吓得手足无措。蒋经国倒说：“不要紧，不要紧，你不是故意的。”
当天返台北后，侍从医生为蒋经国做了消毒等初步医治，症状没有继续恶化，他便没有太在意。过了一天，蒋开完国民党中常会之后驱车赴荣民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眼科医生把他“留住”了，说必须马上施行手术。于是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又住院了。
不知何故，蒋经国两次住院治眼疾的消息都对社会隐秘不宣。正应验了欲盖弥彰的法则，越是顶级绝密之事，越是传得快，亦越加神秘化。对他这次住院的秘而不宜，台湾民众难免发生联想，是第一次手术没有做好而复发再治吗？是糖尿病愈益严重频频引发眼疾吗？小蒋总统的身体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还能再撑持几年？
3月29日，蒋经国到圆山忠烈祠主持春祭。离开大直官邸进入忠烈祠大门，在通过仪仗队致敬登上台阶那不到一百米的路程中，他身体竟有些摇晃。两位侍从人员见状趋步向前，搀扶着蒋经国走到祭堂主祭位置。仪仗队礼兵将花圈抬至他面前，他已没有气力照例亲执花圈鞠躬，只是用手简单触摸一下了事。显然，他已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心里是一定不愿让人们看到这副怏怏病态的，但电视新闻还是忠实地将他显现在百万观众面前，这再次引起了岛民的猜测和议论。
接着，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原定蒋经国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纪念仪式。4月4日为慎重起见，调集三军仪仗队、乐队预先排练一次。中正纪念堂台阶达数十级，蒋经国在登上堂阶走到大堂铜像前之途中，又感不胜体力。第二天的仪式临时改由“行政院长”孙运璇主持，他本人则在慈湖陵寝率众官员行礼。
“双十节”典礼上，蒋经国没有在总统府受礼台露面，只在阳台上致词。因他面部浮肿日益严重，像只吹满空气的气球，闪闪发亮，加上步履维艰，再在公众面前亮相恐有损领袖形象，有损“国”威。
但从第二年的“双十节”起，蒋经国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民众面前，不仅在总统府阳台上致词，而且还在总统府礼堂内主持了中枢“国庆典礼”，到慈湖拜谒蒋介石陵寝，接着又到金门和澎湖巡视，亲手铲土植树，“龙体”似乎日臻安康。
据大直官邸传出的小道消息，蒋经国的康复得力于儿女亲家、前“国防部长”俞大维推荐的一位老中医之手。其中还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俞大维因这位老中医治愈了他姐姐俞大所患与蒋经国相同的病，故而产生向亲家推荐之念，可蒋经国非平常闲人，不能随意让江湖郎中接触，而且未曾尝试过看中医服中药。为慎重起见，俞大维乃与蒋相约，安排一次蒋与这位老中医的无意中偶遇，并不直接邀请老中医诊断。在老中医这边，俞大维也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
1983年的某日，老中医按约先期到了俞家，早早静候。稍晚，蒋经国则以看望亲家为名乘车抵达俞家，与老中医“不期而遇”了。
几人落座。俞大维特意将老中医安顿在蒋的身边。因不能直接询问，靠得近也好看得清爽些，以免误诊。
蒋经国与俞大维唱主角，互相叙谈些国事家事，气氛显得轻松、融和。然后，蒋经国亦向老中医兼询诸如是否到美国行过医等等无关紧要的话。老中医也见过些世面，不慌不忙，边做他的“望闻”，边答蒋的提问。
蒋经国离开俞家后，俞大维急切地问：“可否看出些端倪？”
“今天我只是以中医的望、闻，而缺乏问、切的前提下谈谈初步看法。总统先生的浮肿，是长期使用胰岛素造成的皮下积水后遗症。积水又压迫到肢体各部分末梢神经，以致四肢行动欠灵。”老中医不紧不慢应声答道。
“那可有什么特效之法救治？”俞大维急欲打破沙锅问到底，好救亲家一把。
“西医西药固然日新月异，有立竿见影之功。但在用药方面只是对一症下一药，而无法解决一种药物用久了在人体之内发生的副作用，亦即所谓顾此失彼。总统先生的积水浮肿就是胰岛素用久了的副作用。救治之法只有一条，让皮下积水消除。积水没了，浮肿自然不现；神经末梢压迫解除了，自然的手脚也可以灵活行动了。”
俞大维将此法一五一十告之蒋经国。蒋的侍从医生（当然是西医）听了连连称好，他正得个“医治不力”之罪名。听毕老中医的话，他赶快找来几位专家讨论老中医的论证。结果一致同意按老中医所言办理，都说只要有办法把皮下积水消除，“总统”的健康必然得以改观。
于是，“总统府”正式将老中医请到总统官邸诊断，望、闻、问、切，样样不漏。末了，开出相同药剂的五副中药，交待将其中两副煎了之后送交药理和病理部门分别化验研究，要等化验报告证明这一方剂对皮下积水有消退之用后，再将其余三副煎服。
这位老中医，自然深谙政治规则。他说：“总统先生的身份非凡人可比，不得不慎之又慎呀。”众人遵循老中医的说法如此这般做了。由药理、病理专家分析两副中药的性能，结果都认为对浮肿有效，即使功用不明显也无害于人体，然后才将三副中药煎了让蒋经国服了下去。
奇迹竟然出现了，蒋经国的皮下积水消了，浮肿退了，行动也灵活了。自然，老中医还有医嘱，就是要更加注意健康，随时进行和缓的体能运动。蒋总统也有“遵命”的时候，愉快地接受了“医嘱”。
到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勉强维持两年后又继续发生病变。做过眼部白内障的切除术，装上了人工心脏起搏器，但仍时常感到头昏气短，难以呼吸。他已难以持久站立，以致不得不乘坐轮椅主持一些重要会议，从此进入“轮椅治台”时期，直至逝世，他都没有离开过轮椅。
至1987年，岛内沸沸扬扬传布着蒋经国病情恶化的种种小道消息，不仅政界人士如失支柱，股票市场也受牵暴跌，一股暗流在悄悄酝酿，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天塌下来”。
10月8日，台湾各大报纸登出“预告”：蒋总统将亲自出席10月10日的“国庆”庆祝活动。10月10日，蒋经国坐着轮椅进入“总统府”礼堂，准备主持各级官员参加的中枢国庆纪念典礼。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下，蒋经国的全部讲话只有如下几句：“经国的国庆讲词，已经印出来了，就不再宣读。现在，请李副总统作专题报告。”
李登辉上台没有讲几句，蒋经国就示意随从推他离席了。
“国庆”活动是要接受外国使节祝贺的。蒋经国的轮椅又被推到“总统府”大会客室，准备接受各国外交“使节”和夫人的祝贺。
在外宾面前，蒋经国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病态。按外交礼仪，宾主双方应握手致意，并象征性交谈几句。但蒋经国只是稍稍抬一下右手，让外宾轻轻触摸一下过去了。老外对蒋的病情也早有耳闻，有备而来，因此也应付得从容自如，见怪不惊。
之后，蒋经国坐着轮椅出现在“总统府”阳台上，向民众致词，实现报纸上的“预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暮年体衰、无力支撑的老年人形象，再不是生龙活虎的“小蒋”了。
1月13日，蒋经国早晨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无法支撑。随侍医生赶快扶他躺下，但仍不住恶心，还呕吐酸水。蒋一直住在大直官邸，没有送进医院。
这一天是蒋家共进午餐的团圆日，蒋孝文、蒋孝勇、徐乃锦都来到官邸，见父亲这副病态，心情都大受影响，而且见惯了多次，没有当回事，就各自离去了。
1点55分，蒋经国忽然进入休克状态，大量的血从他口腔、鼻孔喷出。随从医生忙用吸引器帮他吸血，但他的颈部大动脉已经破裂，血涌不止，整个脑袋几乎七窍流血。
专家医疗小组被从台湾南部紧急召回台北。这支台湾最优秀的医疗队包括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美籍心脏病专家余南庚，著名胸外科专家、长期担任蒋介石“御医”的陈耀翰等。但等他们一行到达时，蒋经国已回天乏术。
获悉蒋经国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发去唁电，电文如下：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中央委员会。
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他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了一定的努力。”“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中国新华社驻香港分社负责人还以中国***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名义，在香港派员向国民党在港机构珠海书院内的蒋经国灵堂送了花圈。
外电对中国***方面对蒋经国去世的悼念做了积极的评价。
对蒋经国的逝世，外界有许多猜疑。去世当天，他的医疗小组居然远在台湾南部，没有得到任何预警。以一岛之主身份的蒋总统来说，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发生的。病逝前一天，他尚在“总统府”办公，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询问国民党十三大的筹备情况，丝毫没有病入膏肓的迹象，他本人一再表示“身体还可以撑下去”。所以，尽管台岛上下对这一时刻的到来有过心理准备，但真的事到临头时，国民党内人士还是猝不及防的。
台岛内流传着一个可怕的猜测，说蒋经国是被人谋害而死。因医疗专家断言，糖尿病患者不会七孔流血而亡。蒋经国患的是糖尿病，死时却从口角、鼻孔、耳孔四处流血，无法擦尽。七窍出血，应验了中国民间传说的中毒暴亡之征。
台湾新著《总统的秘密特使》一书，更向公众披露了有关情况。该书作者许汉（许承宗）出生于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时报总编辑，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文胆。其在台北党政高层关系甚广，故握有不少政坛内幕。
根据该书所提供的史料参及其他有关记载，我们可对80年代蒋经国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在表面上高呼“**”、坚持“三不”政策的背后，出于另外一种政治意念，与大陆中国***方面秘密交往、试探和谈的内幕，有如下的一个基本交待。
自1981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沈诚赴大陆一行之后，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不由得步了蒋介石的后尘，想急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80年代后期，愈发强烈。
1986年至1987年，沈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中共中央致蒋经国的密函在促进两岸关系互动方面产生了催化作用，蒋经国于7月14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适度的“开放”。
9月，沈诚赴台北探视已病魔缠身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11月25日，蒋经国表面上还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然而，蒋经国于12月7日约见沈诚时又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只要假以时日，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的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
